每天傍晚，太阳落山之际，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做肥料。

        “倒桶了！”担着大木桶的农民，天热下雨，头上戴一顶旧草帽。他一声吆喝，整条街的人都从自家门后、床下、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马桶和夜壶，小心翼翼，像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倒尿罐是我的任务。往收粪便的木桶里倒完后，用淘菜水、洗衣水和竹刷子刷干净，再捧回家。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下坡，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

        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雨后路全是泥水，溜滑，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屎尿泼了我一身，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我爬了起来，赶紧奔回家，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上。再扫进篼箕，倒进粪坑。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还不够用，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不管有多远，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

        每次闯下这种烂祸，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还有父母，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阶上，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

        或许他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提醒我，做错事就得挨罚。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他们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很小，我就有这种感觉。

        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梅雨天。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小学已敲过头遍上课钟声了。

        我手吊着书包带子，怯生生地说，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放学后，我已被留下来两次。

        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坐在了床头，看着我说：“好像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

        “那是上一学期的。”我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要钱的本领我永远也学不会，哪怕向父母要钱。

        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发作似的斥道：“有你口饭吃就得了，你还想读书？我们穷，挨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没这个钱。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

        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她不是不肯拿，而是要折磨我一番，要我记住这恩典。姐姐哥哥们，最多让他们要两三次便给了，不像对我。母亲对我不是有气，而是有恨，我对她说：

        “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身体蹲在门槛边，咬住牙齿，生怕眼泪掉下来。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那目光冷极。我扔了书包，出房门，穿过堂屋阴暗的光线，我的心在号叫：我不想活，这个家根本就不要我！

        楼梯在我脚下吱嘎响。我没有抓扶手，而是三步并两步地奔上阁楼。

        我站在布帘前的床边，摸出四姐枕下一面小圆镜，举起来照自己。如同每次梳头后的动作，可这次我左照右照，都看不见自己的脸。

        四姐走进阁楼，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听见我的话，双眼马上睁圆了，吓死一般冲下楼梯，大声喊叫母亲，叫二姐，叫三哥。她的声音尖厉悠长，像唱歌一样悦耳。我面对镜子，镜子仍是镜子，没有我。镜子坠落在地板上，没碎裂，只是反了个面，两个胖娃娃拥抱麦穗玉米的丰收景象。

        我不再属于自己了，我感到自己倒在地板上，双脚奋力朝外一蹬。

        一片喧哗声，有人凑近盯着我说：“她收尸了。”

        我收尸了？我死了，才十二岁，就这么死去？我的结局原来是这样。这一刻，我轻飘飘地，不着边际，没根没依的，原来死如此简单、轻快和松弛。

        我在围拢的人群中寻找母亲，我想对她说，要她烧掉我的日记，它在床底下。我看不见母亲，我在拼命找她，用一种只有她和我才明白的语言，继续对她说：别留下我的模样，烧掉我仅有的那几张照片。很快，另一种感觉升上来：追悔莫及，难以言说的懊丧。我渴望再活一次，哪怕比前一生更痛苦。我还刚刚开始活，我不想死，我就是要活！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长大！

        仿佛有人在扳起我的头，很重，很痛。上楼梯的脚步声不像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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