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不厌其烦地追溯世系，这合乎古人的观念，却不合今人的观念。

        在我们今天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我们习惯于以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个人，所以读历史会有一种天然的隔阂感。举个浅近的例子：如今盖楼、买房，对于室内格局，很多人总要寻求一些风水知识的帮助，亦即相信室内风水格局会影响房屋主人的运势，然而古代风水术里其实根本没有这一类的知识，古人最重视的风水是葬地的格局，因为他们相信一个理想的葬地会对后代子孙的命运产生相当积极的影响。

        让我们回顾一下王纲的事迹：终南山道士赵缘督为他算命，结论是王纲的后代子孙将会出现一位名人，但王纲本人不能善终，化解方法是隔断尘缘，随赵缘督一同修道。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会在意那根本不晓得要熬到第几代子孙的飞黄腾达，只会关注自己以及妻儿老小的生活福祉。古代与现代的时间尺度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多花一点耐心才能够把代入感稍稍强化一些。

        王氏家族一代代渴盼着终南道士神秘预言的应验，从王纲到王彦达，其后再到王与准，又占出同样乐观的卦象，继而王杰、王伦，终于等来了王华。但是，后来才发现，王华在这一个神秘主义系统里的地位倒很像是《新约》当中的施洗者约翰，仿佛是人们世代期盼的弥赛亚千呼万唤始出来，其实是为耶稣基督的出场做最后一步的铺垫。

        为王华作传的杨一清在文章末尾有说，古之贤人君子尚未出仕的时候，每每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仕之后，因为际遇有别，故而有人得遂其志，有人却未能施展抱负，这不是人力所能勉强的。王华有才华，有道德，有志向，但入仕之后，政治前途一时随皇帝的驾崩而夭折，一时因奸臣的阻挠而不前，最后只有偃蹇而归，这真是天意啊！幸而王华之子王阳明奋发有为，完成了乃父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业。王氏先人的卦象，看来是应在了王阳明的身上。

        杨一清的这番议论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论，不以成败论英雄。只可惜“以成败论英雄”的心理实在是人类基因里固有的，虽然绝不理性，却是货真价实的生存优势：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更有效地靠拢强者、模仿强者，无疑属于生存所必须的当务之急，以成败为标准来判断强弱虽然太过粗略，会导致太多的误判，却实在是最为便捷有效的判断方式。只是到了理性与知识突飞猛进的时代，人们才基于“准确性”的考虑对“粗略但便捷有效”的直观反应做出了审慎的反思。

        十八世纪英国传记大师塞缪尔·约翰逊对这个话题的见解很值得在此征引：“世间的人倾向于从行动的结果来评判行动本身。同样的努力，虽然体现为相同的行动，却以不同的结局收场，就会引来不同的评判：一个人要是壮志得酬，从来就不会缺少称颂他的智慧和美德的人，可他要是不幸落败，很快就会有人发现他的智力和品德存在缺陷。世人从来不愁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来憎恨失败者；他们很快就能发现这些人的真实过错，如果这还不足以令这些人声名狼藉，他们还会往里添加一些中伤之语，说什么一个人追逐财富或权力惨遭失败，必然不会长久保持诚实的品格和英雄的气度。”

        在约翰逊所列举的各种事例当中，我以为最伤感的莫过于卡提林与恺撒的对比：“卡提林与恺撒同是伟大的开路英雄，但后世的人对他们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同，马基雅弗利就曾不无公允地批评过这种偏颇。两人同样有开创伟业的鸿图，同样想通过推翻共和国政权达到权力的顶峰，他们施展鸿图时所表现的能力和勇气也大抵相同；但是卡提林战死在了沙场上，而恺撒则耀武扬威地从法撒利亚凯旋归来；从那以后，世界上每位君主都以能与恺撒相提并论为荣，但再也没有人提及卡提林的名字，除非是用他的名字来指代叛徒和煽动者。”

        话说话来，自王纲以迄王阳明，几乎每一代人都表现出了高度一致的品格与才具，堪称诗礼传家的典范。以儒家标准来看，近似的内因在不同的外因下结出了不同的果实，故而绝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道理。风云际会的璀璨无疑是每一个读书人心向往之的，只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则操守亦不变，任世界千变万化，任身世穷达贫富，君子亦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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