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最蹊跷的地方在于，“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当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表里精粗”云云的推理是朱熹《大学章句》开篇不久便出现的议论，《大学》是四书当中的第一部，是儒家读书人的入门第一本书，《大学章句》是朱熹对《大学》的权威注本，那么，很难想象在王守仁的时代，乃至在一切以程朱理学取士的时代，一个读书人会晚至二十一岁才接触这些内容。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在二十一岁之前，连朱子“格物致知”之理都不甚明白的王守仁到底是怎么通过乡试的。

        这等难解的问题我们只能悬置不论，先对朱熹的《大学章句》以及“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云云做一点必要的理解，这对我们将来理解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的争端是非常必要的。

        《大学》原本只是《礼记》当中的一篇，其来历与作者已经很难考订其详了。自《礼记》在西汉年间汇编成书以来，《大学》并不曾受到格外的重视。直到北宋，二程对《大学》情有独钟，两人分别作有改正版的《大学》，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始文本做了重新的梳理，这也是宋代疑古改经的风气所致。及至南宋，朱熹绍述二程而有过之，不仅将《大学》的文字又做了一番梳理和补写，甚至将《大学》和《中庸》一道从《礼记》当中独立出来，与《孟子》并列为所谓的四书。

        在朱熹看来，五经是儒家最高深的学问，四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而《大学》是“入德之门”。《大学》虽然篇幅极短，但朱熹说自己平生精力全用在这部书里，儒者只有读通了这部书才有资格去读其他的书。甚至直到弥留之际，朱熹仍在校订自己的《大学章句》，可见他对这部小书有多么重视。

        《大学》顾名思义，是所谓“大人之学”，也就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确实值得认真对待。《大学》的核心内容只在第一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熹推测这一章应该是孔子所说而曾子记录下来的，是为经；《大学》后文的所有内容都是对这一章的解释与阐发，是曾子的意见而由曾子的门人记录下来的，是为传。

        在第一章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为“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八条目”。为学次序是一目了然的：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格物致知做起，然后一步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

        既然格物致知是治国、平天下的开始，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格物致知呢？麻烦的事情出现了：《大学》正文的“传”虽然依次解释了何谓诚意、何谓正心，却唯独没有解释何谓格物致知。朱熹认为这是史有阙文的缘故，于是依着二程的思路，本着自己的理解，补写了一段内容：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具体在训诂上，朱熹为“格物致知”所做的注释是：

        致，推极也。知，尤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尤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通俗以言之，所谓格物，就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探索事物的终极原理；所谓致知，就是将已经通过格物获得的知识向外类推，触类旁通，渐次由一事一物背后的终极原理而掌握万事万物的终极规律，达到一种近乎无所不知的境界。

        朱熹将格物比作吃果子，先剥掉果皮，再吃掉果肉，最后把中间的果核咬破，这才能晓得这只果子的全部味道。如果只吃掉果肉，却没有咬破果核，这就不能算作对这只果子有了完整的认知。还有一则比喻是，譬如南剑人到建宁县去，只进了县境是不够的，必须进到衙门里，才算是真正到达终点了。

        看上去这很像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精神，譬如探究物质的构成，咬破果核还不算尽处，还要进一步把这只果子分解到分子，由分子再到原子，再分解为质子、中子和电子，再分解下去，直到当下的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极致。继而触类旁通，果子既然由基本粒子构成，天下万物是否都是由这些基本粒子构成的呢？果然，石头也是，金属也是，甚至连空气都是。于是我们渐次掌握了一切物质的基本构成法则，而这是否就是格物致知了呢？

        确实在十九世纪，西方的物理学读本被译介到中国时，中文就是将物理学表述为格物学或格致学的。甚至就在今天，仍然有科学家认为这两个传统的译名都比“物理学”更加符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所以不妨恢复旧译。同样有治思想史、科技史的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很有科学启蒙的意义。但是，以上这些理解都属于仅得其形而未得其神。我们必须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儒家理论怎么突然关心起科学来了？

        答案很简单：儒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并不关心科学，一切貌似带有科学色彩的理论都不过是为了政治哲学或人生哲学寻找终极依据而已。于是我们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了：孔子为什么没做这样的事呢，难道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建造一座空中楼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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