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后来学术定型,也很强调“勿忘勿助”。这原是孟子培养平常心的心得,见于《孟子·公孙丑上》,后来成为阳明心学最重要的理论源头之一。
孟子的高徒公孙丑向老师请教说:“您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有机会实现您的主张,那时候您会不会有所动心呢?”公孙丑所谓的“动心”,据朱熹解释是“恐惧疑惑”的意思。换言之,职位太高,责任太大,会不会使人失了方寸?
孟子的回答很坚决:“我是不会动心的,我从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
至于怎样才能不动心,或者说怎样才能获得平常心,有具体的心理训练方法没有?孟子的答案是“有”,而且方法不止一种。北宫黝的训练是,肌肤被刺,保持不颤动;眼睛被戳,保持不眨动。孟施舍的方法是,对敌的时候不考虑强弱对比,只管勇往直前。孟子自己的方法是培养“浩然之气”,培养的方法是“集义”,即正义的日积月累,“集义”的要领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也就是说,既要时时刻刻记挂着它,又不能操之过急、强加干预,孟子“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讲的。
“养吾浩然之气”“集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这些都是宋朝人反复论说的概念,是为修养的“功夫”,基本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正如佛教修行要持戒修定,道教修行要吐纳炼丹,儒家也有儒家的修行技术。
孟子虽然给出了技术要领,说得却还不够分明,以至于后世学者各有各的理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对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这一句,宋儒将其归纳为“必有事焉”和“勿忘勿助”两截,朱熹认为只说“必有事焉”就足够了,不该讲什么“勿忘勿助”,因为“集义”原本就该用力,即便多用些力也不妨事,不用力却怎么可能?
朱熹的意思很好理解,譬如某人一心想做圣贤,于是天天坚持读圣贤书、做圣贤事,不敢有半点松懈;或者像我们读书学习,无论囊萤映雪还是悬梁刺股,都是刻苦与奋斗精神的典范,用力用到这个程度也算是极致了,但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不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吗?
所以儒家发展下来,理学一脉偏重“必有事焉”,心学一脉则二并重。王守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相当一段时间,最后用合二为一的方法消弭了二者的矛盾,认为“必有事焉”其实已经包含了“勿忘勿助”,一个人只要“致良知”,在“必有事焉”上用力,自然就会“勿忘勿助”。当然,这是后话,此时的王守仁还没有这样的见地,只不过“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这两句诗已经成为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切身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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