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的房子出事感到非常难过。你有什么财物损失吗？”
还有一件事。我在北卡州一家亨布尔加油站停下来加油，然后走到拐角处上厕所。那儿有两扇门，三个标识。“男”字工整地印在一扇门上，“女”字在另一扇门上。第三个标识是一根带箭头的木棒。箭头指向加油站后面掩映在灌木丛中的斜坡。箭头上面写着“黑人”。我出于好奇，沿着小路走下去，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两团显然是毒葛的绿色和栗色叶子。我真希望爸爸妈妈带孩子经过这里，去往不知有什么设施在等着的斜坡底部时，能够辨认出这些令人讨厌的灌木，因为在五十年代末，多数孩子穿短裤。
“这条街上有些房子不错，但这栋不好。依我看，像是闹鬼的房子。”
“酱，德凯。”米米说。他顺从地从纸盒里取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角。
“米米喜欢你，我就喜欢你，”德凯·西蒙斯说，“我不能保证你每周都有一天课，但有时候一周有两天甚至三天课。平均下来每周都会有一天课。”
“今晚不行，”我说，“我得回达拉斯。或许可以看下周的比赛。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用我的话。”
我把乔治·安伯森的房地产商角色抛到身后。一九五九年春，美国进入衰退期。在佛罗里达海湾沿岸，所有人都在出售，没人购买，所以乔治·安伯森完全变成了阿尔预想的样子：一个渴望成为作家的男人，有钱的叔叔给他留下的遗产足够他生活，至少够他生活一阵子。
我对这一切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并为此烦恼。这儿的一切仿佛都不对劲，一直都不对劲。这不可思议——我这辈子从没来过格林维尔大道——但不可否认，似曾相识之感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突然，我不想喝啤酒了。我也不想租约翰逊先生改建后的车库，不管那儿的空调有多棒。
我早上写一个小时回忆录，晚上写一个小时小说，还有大量空闲时间。我尝试钓鱼，鱼很多，但我不喜欢，放弃了。清晨和日落时分散步很好，但白天出太阳后，户外太热。我成了萨拉索塔一家书店的常客，在诺科米斯和奥斯普里的小图书馆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那多半是快乐的时光）。
我翻来覆去地读阿尔关于奥斯瓦尔德的笔记。最后我意识到，我简直像着了魔一般，把笔记本跟我“早上的手稿”一起放到铁盒里。我说过这些笔记详尽无遗，看起来的确如此，但当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乘坐的传送带——引领我渐渐逼近我与年轻刺客生命的交汇地时，我越来越觉得，笔记差强人意，漏洞百出。
有时候，我诅咒阿尔逼迫我手忙脚乱地接受这个任务。但我头脑清醒时，意识到我时间充裕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那样事情也许会更糟，阿尔很可能知道这一点。他即使没有自杀，我也只有一两周时间，其间，又有多少本关于导致达拉斯之日的连锁事件的书出版？一百本？三百本？很可能接近一千本。有人同意阿尔的观点，奥斯瓦尔德是一人所为；有人认为他是精心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有人肯定地说他根本没有扣动扳机，如他被捕后的声明一样，他只不过是替罪羊。阿尔自杀后，把学界的所有糟糕之处也带走了：拖沓、失焦，因此永远得不出结论。
“代课工资恐怕不高——”
“达拉斯，德里，”我说，朝下面寂静的商业街看去。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立方形砖体建筑遁形了，但它就在附近，离我仅几步之遥。
我在一九六〇年春天下了一个大注。我赌在肯塔基州备受关注的赛马德比大战中，威尼斯路击败巴利·阿切。古铁雷斯说，我如果押一千美元，他可以给我一赔四，押两千一赔五。我适当犹豫之后，押了两千，赢了一万。他像弗拉蒂一样高兴地付了钱，但眼睛里闪着冷酷的光，不过我对此毫不在乎。
我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小心，也会死翘翘，但我决定实话实说。我觉得我在目前的特殊处境下，必须尽可能诚实。“系列谋杀故事，以及谋杀对案件发生的社区的影响。”
我本来想请古铁雷斯谈谈他在新奥尔良的经历，但转念一想，觉得过于好奇很不明智，尤其是在我赢了他一大笔钱之后。我要是敢提起这件事——我如果能想到一个貌似合理的由头引起话题——肯定会问古铁雷斯是否认识马尔切洛匪帮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成员，此人之前是位拳师，名叫“杜茨”查尔斯·穆雷。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过去很和谐。杜茨·穆雷的妻子是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的妹妹。也就是说，他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姨父。
郊区带旋转喷水头草坪的房子外面，是广阔平坦的空地。转动的灌溉器四处可见，浇灌着棉花作物，但多数金字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垠的玉米和大豆。地道的达拉斯县特产是电子器件、纺织品、牛粪和黑金石油。这个地区没有多少油井架，但是，风从西边的二叠纪盆地吹来时，两座姊妹城市便散发出石油和天然气的气味。
米米拍拍他的手腕。“嘘。继续，安伯森先生。”
我那天晚上无法入睡，神思恍惚，然后看见雷·麦克·约翰逊那张泛着油汗的脸，那张脸上带着得意。他将两千年的奴隶制、杀戮和剥削归结于一个青少年目睹了父亲的阴茎。我突然惊醒，仰坐着，神思恍惚……看到矮个子男人敞开的裤子前裆，看到手枪枪口对准耳朵。“这就是你想要的吗，琳达？”临死前最后的脾气。我再次惊醒。这一次我梦见黑色轿车里的男人朝我先前住的房子的前窗扔汽油炸弹：古铁雷斯意图除掉新英格兰来的美国人。他不想损失太多。对他来说，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
俄克拉荷马联合大学听起来比炖鲭鱼更靠不住，但让我有了个想法。我会产生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我厌烦了。奥斯瓦尔德还在海军陆战队，九月份才会退役，他退役后会去苏联。他到苏联后首先会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他没有成功，但他在莫斯科酒店尝试了一次表演性的——很可能是伪造的——自杀行动之后，苏联人让他留在他们的国家。可以说，他得到了“官方批准”。他会在那儿待三十个月左右，在明斯克的一家无线电工厂上班。他会在一次聚会遇见一个名叫玛丽娜·普鲁沙科娃的女孩。穿着红色裙子，白色拖鞋，阿尔在笔记中写道，风姿绰约，一袭舞会装扮。
奥斯瓦尔德有艳福了，但我在此期间该做些什么呢？联合大学提供了一个选择。我写信咨询详情，并迅速得到答复。目录兜售一大堆学位。我惊奇地发现，我花三百美元（现金或者汇票），就能拿个英语学士文凭。我只需通过一项仅有五十道选择题的测验。
我准备好汇票，默默地跟三百美元吻别，递交了申请。两周之后，我从联合大学收到一个薄薄的马尼拉纸信封。信封里面是两张满是污点的油印纸。测试很棒。我最喜欢的两道题是：
他扭头看了一眼，继续往前走。她在公交车站追上儿子，用力拉住他的袖子，直到儿子看着她。她的手指又开始左右挥舞。我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几个词：你答应过我，给了你一切，以及——我估计是——你没资格评判我。我看不到罗伯特的脸，他背对着我，但他耷拉的肩膀透露出很多信息。我怀疑这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在街上追着他，喋喋不休，丝毫不顾周围人的存在。她把一只手摊在胸前，做出永恒的母亲的手势，意思是说，看着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孩子。
“因为橄榄球吗？”
那个月稍晚几天后，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客套一番，给我倒了杯可口可乐，然后问我：“你是个危险分子吗，孩子？”我向他保证我不是。我还告诉他，我投了艾克一票。他看起来很满意，但建议我以后还是尽量使用“更广为接受的阅读书目”。发型会改变，裙子的长度会改变，俚语会改变，但高中里的管理制度永不会变。
“是啊！有人从窗户里扔进一只燃烧的汽油瓶！整栋房子几分钟就烧着了。消防队长杜兰德认为是在外面饮酒狂欢的孩子干的。现在坏家伙很多。他们因为害怕核威慑疯掉了，我丈夫是这样说的。”
他在两点上是对的：街上没有种族界限（大体上），很喧闹，也很有生气。我停下车，在街上闲荡，尽情享受巡回演艺团的氛围。我走过二十几家酒吧，一些二轮电影院（进来吧，里面很“凉爽”，屋顶招牌上的旗帜在得克萨斯闷热而充斥着石油气味的风中拍打着），一家脱衣舞酒吧，招揽生意的人在街边大喊：“美女！美女！美女！世界上最棒的滑稽表演！最棒的滑稽表演！这些美女们都，明白了吧？”我还经过三四家“支票兑现和快速贷款”店面。一家店门口的黑板上厚颜无耻地写着“诚信金融，诚信是我们的特色”，这句话上面写着“每日均线”，下面写着“仅供消遣”。戴着草帽、穿着背带裤的男士们（表情堪比专注的船夫）围着黑板站立，讨论已经张贴出来的赔率。这些人中有些拿着《赛马消息报》，有的拿着《达拉斯新闻晨报》体育版。
这样一来，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学年，我又开始每周教一两天课。我回到学校后感觉很好。我喜欢这里的学生——男孩们留着平头，女孩们留着马尾辫，穿着过膝蓬蓬裙。但我痛苦地发现，我在各间教室里看到的都是资质平庸的学生。我在代课的日子里再次认识到关于自己的一个基本事实：我喜欢写作，并且文笔不错，但我热爱的是教书。教书以某种我无法言喻的方式，或者说，某种我喜欢的方式，让我更加充实。我无法准确描述那种感觉。
我可以离开这座城市令人窒息的阴影。我可以找个更小也不那么令人畏惧的地方。一个不会让人感觉它充满仇恨和暴力的地方。在大白天，我可以告诉自己，我是在凭空想象，但我在凌晨时不会这样想。毫无疑问，达拉斯有好人存在，成千上万，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不和谐音就在那里，有时会爆发出来。比如沙漠玫瑰酒吧门口那一幕。
“我希望您能一直在这里，安伯森先生，”他用温和的南方口音说，“我最喜欢您。”
根本没有什么设施。小路的尽头是一条狭窄的小溪，小溪上面横着一块木板，木板架在几根破裂的混凝土柱子上。内急的男人只需站在岸边，解开拉链，对着河尿。女人可以拉过灌木丛（假没那不是毒葛或者毒橡），蹲下去。木板是大便时用的。哪怕下着滂沱大雨。
我告诉他不用了，不过，他要是能带我去“南方巴黎”的高档酒店，我可以出五角钱。他再次开口时，声音变得更加清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蒙泰莱昂内酒店不错。”他详细地告诉我该怎么走。
我在大学课堂上（缅因大学，真正的大学，我在那儿拿到了真正的理学学士学位），听过一位心理学教授发表高见说，人类真的拥有第六感。他称之为“直觉”。他还说，直觉神秘主义者和不法分子的直觉最发达。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我既是被我的时代放逐的人，又是个杀人犯（我可能认为自己杀死弗兰克·邓宁是正当的，但警察当然不会这么认为）。要是这两件事还不能让我成为不法分子，那就没什么东西能了。
他斜着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是什么人，卫理公会派教徒？”
我决定在一九六〇年的夏天这么办。我对爱德华多·古铁雷斯越来越感到不安。他是个小角色，但传闻说他与匪帮有关系……还有，他那天支付我赢的那一大笔钱时，眼露凶光。现在想想，我的赌注实在是大得离谱。我为什么要去赌呢？我那时一点都不缺钱。这不是贪婪，我想这更像一个优秀的击球手遇到一记悬空的曲线球。有些时候，你只是情不自禁，追求全垒打。就像巧舌如簧的利奥·迪罗谢过去常常在收音机广播里绘声绘色地形容的那样，我挥棒了，但我现在后悔了。
我故意输掉在古铁雷斯那儿押的最后两次赌注，尽量让自己显得愚蠢，像个只是偶尔中了一次彩，又立即统统输掉的普通投机客。但直觉告诉我，我演得不像。古铁雷斯开始问候我：“噢，看哪！我的从新英格兰来的美国人来了！”时，我的直觉不喜欢这种问候。他没有说“美国人”，说的是“我的美国人”。
他如果派个玩扑克的朋友从坦帕跟着我到森塞特波因特，我该怎么办？他有没有可能派另一个玩扑克的朋友——或者几个肌肉发达、急于想从他的高利贷深渊中挣扎出来的年轻人——干点财产抢救工作，把一万元被我花剩下的部分拿回去？我想到《日落大道七十七号》里那些蹩脚的情节，但直觉告诉我，这类事情不会发生。直觉说，那个身材矮小、头发稀疏的家伙很有可能侵入我的住宅，我要是胆敢反抗，他会把我打个半死。我不想被痛打一顿，也不想被人抢劫。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冒险让体育赛事记录落入跟匪帮有牵连的赌注登记人手中。我不喜欢夹着尾巴逃跑，但是，该死，我早晚得去得克萨斯，为什么不早点去呢？还有，谨慎是勇敢的一部分。这是我还在妈妈膝下时就知道的事。
因此，我经历了一个近乎无眠、直觉的信号愈来愈强的七月之夜后，打包所有的东西（上锁的盒子里装着备忘录和现金，藏在森利纳的备胎下面），给房东留下一张便条和房租支票，然后从十九号公路北上了。我在路边一家破烂的汽车旅馆度过了第一晚。纱窗上有洞，我熄灭房间的灯（一盏没有遮盖的灯泡悬挂在一截电线下面），战斗机大小的蚊子朝我袭来。
不过，我睡得像个孩子。没有做噩梦，脑子里的雷达也不再嗡嗡作响。我感到十分满足。
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加佛港度过了八月的第一个夜晚。我在市郊第一次停下时，旅馆拒绝接待我。红顶旅馆的服务员告诉我，他们只接待黑人，并叫我去南方盛情酒店，他认为那是“加佛港最好的酒店”。或许是吧，但总的来说，我更喜欢红顶旅馆。隔壁烤肉酒吧传来的滑棒吉他声棒极了。
“哦，乔治，这里很安静，星期五晚上除外。但你可能更疯，说不定会在中场休息时像狮子一样狂吼。”
我去达拉斯的路上去新奥尔良并不顺路，但直觉的声呐已经安静下来，我有了观光者的心境……尽管我不能去参观法语区、比安维尔汽船码头或老广场。
我从街头小贩手上买了张地图，弄清去我的确感兴趣的地方的路线。我把车停好，步行五分钟，来到弹药库街四九〇五号跟前，这里就是李和玛丽娜·奥斯瓦尔德还有他们的女儿琼，在约翰·肯尼迪人生的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里生活的地方。这是一幢快要变成残骸的破败建筑，齐腰高铁栅栏围成的院子里长满杂草。下面一层曾经呈白色的墙漆现在已经剥落，露出尿黄色。上面一层是灰色的谷仓板，没有刷漆。一块纸板遮挡着一扇破烂的窗户，上面写着“租房请拨MU3-4192”。生锈的纱窗围住门廊。一九六三年九月，李·奥斯瓦尔德会在天黑后穿着内裤坐在上面，低声说“乒！乒！乒”，朝行人打空枪。他用的那支枪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步枪。
“噢，没错，”她说，“草莓酥饼。端上来吧。安伯森先生，你要留下来看橄榄球比赛吗？”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不是故意要吓到您。”
“没关系，”我说，“怪我自己。”
房产代理人的名字叫弗雷迪·昆兰。他对我很好奇——我想这是因为我汽车上的缅因州车牌——但并无过分言行。最棒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我在达拉斯、德里和森塞特波因特时笼罩头顶的阴影。我在森塞特波因特的出租房现在已经化成一堆灰烬。
“你不用喊，乔治，现在线路好了。接线员肯定没有把插头插紧。我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上帝保佑，你已经离开了。消防队长说房子里没人，但我们还是很担心你！”
“先生，您为什么看着那个地方？”他朝着摇摇欲坠的公寓楼点头，“您想买下来？”
乔治·安伯森又灵光乍现。“你肯定住在附近。你觉得这会是个好买卖吗？”
我填着答案，享受这场完美的测验（我偶尔会大喊一声：“你们肯定在耍我！”），然后将试卷发回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恭喜我通过了测验。我又交了五十块“管理费”之后，被告知会收到文凭。他们是这么说的，而且真的兑现了承诺！文凭比之前的测验好看多了，上面盖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印。我把文凭递给萨拉索塔县城学校的代表时，那个大人物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把我的名字填在代课教师名单上。
我跟他握手。“我也这么希望。”
我把上锁的盒子从后备箱里拿出来，放在森利纳的乘客座上，想拿到蒙泰莱昂内酒店房间里。但是，门卫去拿剩下的袋子时，我在后座上看到一样东西，生出一阵与此物件全然不相称的负疚感，立即脸红，心跳加速。儿时受的教育最根深蒂固，我在妈妈膝下学到的另个道理就是，一定要记得按时把书还给图书馆。
“门卫先生，请你把那本书递给我，好吗？”我说道。
“好的，先生！乐意效劳！”
“你说的是哪本书？别让我去查卡片目录。”
我沿着一〇九号州道又开上五英里，就来到了约迪镇。人口一二八〇，标牌上写着。“欢迎您的到来！”宽阔的主大街两边栽满树木，我看到一家小餐馆，橱窗玻璃招牌上写着：“得克萨斯州最好的奶昔、炸薯条和汉堡！”餐馆名叫阿尔餐馆。
这里的接线员接通另一位接线员。他们说话时，背景里微弱的声音含糊不清。我意识到，到了我先前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长途接线员大多已经作古。然后，电话接到了另一头。
“你好，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是哈蒂·威尔克森的声音，听声音，这位甜美的老妇人好像被困在了一个大铁桶里。
我在从新奥尔良来得克萨斯的路上已经决定，监视奥斯瓦尔德而不惊动他的最好办法就是，他在达拉斯的姐妹城市沃斯堡时，我在达拉斯住下。他把家搬到达拉斯时，我再转移到沃斯堡。这个办法很简单，但行不通。我初次凝视教科书仓库大楼、并强烈地感觉到它——就像尼采所说的深渊——也在凝视着我几个星期后，意识到了这一点。
是说谎，还是实话实说？不过这不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个女人能识破谎言，就像我能识破……嗯……“弹劾厄尔·沃伦”的广告牌。
“哈蒂？”我吼了起来，“我是乔治·安伯森！”
我正琢磨着这些，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差点惊叫出来。我肯定吓了一跳，因为跟我搭话的年轻黑人尊敬地后退一步，摊开空着的双手。
当然是阿尔餐馆。
“路易斯安那？”
与此同时，米米还在打量我：运动外衫，发型。我走近他们的座位时，她已经仔细打量过我的鞋子。“你有介绍信吗，安伯森先生？”
“你说什么，哈蒂？我在海滩上的房子吗？”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查普曼报告》寄了回去。
“我也许会吧。”我说。
哦。
我把手帕折起来，轻轻按在年轻女孩红色裙子的洞上。我不知道她伤得有多重，但她能清醒地说出连续而生动的话，这些话肯定不是她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但谁知道呢）。聚集的人群中一个男人朝她走得太近，让她觉得不爽时，她咆哮：“别看我的裙子，你这爱管闲事的混蛋。你再看得付钱。”
“在。”我说。
“你说的是哪本书？”
“什么？”
阿尔的全名叫阿尔·斯蒂文斯，是个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长得一点都不像阿尔·坦普尔顿。他留着乡村摇滚乐手的发型，灰色的八字胡，说话时拉长调子，带有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一顶有趣的纸帽子翘到他的一只眼睛上方。我问他约迪镇出租房多不多，他笑着说：“随便你挑。但说到工作，这里其实算不上商业中心。主要是大牧场。请原谅我这么说，你看起来可不像当牛仔的料。”
市中心商业区挤满衣着华丽的人，尽显我认定的达拉斯风格：格子运动外衫，窄领带，奢华的领带夹（这些领带夹是金光闪闪的六十年代版，中间通常有发光的钻石或者能以假乱真的假钻石），白色桑撒贝特裤子，针脚复杂的花哨靴子。这些人在银行和投资公司上班。他们向城市西边出售大豆期货、石油租赁权和房地产。西边的土地上只生长曼陀罗和风滚草。他们用戴着戒指的手拍打对方的肩膀，互称“朋友”。在他们的皮带上，二〇一一年的商人挂手机的地方，大多装着手制手枪皮套。
“嗯，尽快寄回来，好吗？我们这儿有不少人在等这本书。欧文·华莱士非常火。”
“是的，”我说，“我肯定会尽快把书寄回去。”
我是个笨蛋。
“嗯。”米米挑起一大块鱼，但一点儿都没吃。难怪她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在她裙子后面钉上一根线，将她像风筝一样放飞。“你觉得这本书可以出现在学校图书馆吗？”
“感谢上帝。你会不会很快回——”
女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似乎犹豫不决。快点，妈妈，我想道，你不会这么轻易让他离开，对吧？他只走下了半个街区。为了逃脱那左右挥舞的手指，李只得远去苏联。
“对！所以我决定尝试把达拉斯作为背景。我想达拉斯很合适，不过……”
然后我去了达拉斯。
三天之后，我坐在迪利广场的一条长凳上，看着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这座立方形砖体建筑。时值傍晚，天气炎热。我已经拉下领带（在一九六〇年，你要是不系领带，即使天气很热，也必定会招来不必要的注意），解开纯白衬衫领口的扣子，但还是无济于事。凳子后面榆树有限的树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耳朵，扣动扳机。
但立方形砖体建筑久久地吸引着我的目光。窗户——特别是六楼右角上的窗户——仿佛正凝视着我。这栋建筑明显有些不对劲。你——假设这份手稿有读者的话——可能会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觉得这只是因为我预先知道一切。但知道未来不足以让我冒着酷热长久地坐在长凳上。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感觉自己之前见过这栋建筑。
它让我想起德里的基奇纳钢铁厂。
教科书仓库大楼尚未破败，但传递出与钢铁厂同样的威胁感。我记得偶然遇见那根浸在水中、被煤灰熏得乌黑的烟囱。它躺在草丛中，像条在阳光中打盹的史前巨蛇。我记得我朝漆黑的管孔里看了一眼，管孔大到人能钻进去。我还记得，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活的东西。那东西想让我走进去，参观一下。或许，参观很久，很久。
进来吧，六楼的窗户低声说，进来看看。这里现在空着，夏天在这工作的船员已经回家了。你要是沿着铁道去码头看看，会看到门开着，我对这一点很肯定。毕竟，这里有什么需要保护呢？什么都没有，只有教科书，连学生们都不稀罕。你很清楚，杰克。进来吧。来六楼。在你的时代里，这儿有间博物馆，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有些人还会为被杀害的人以及他可能成就的一切伤心落泪。但现在是一九六〇年，肯尼迪只是个参议员，杰克·埃平还不存在。只有乔治·安伯森存在，一个留着短发、穿着汗湿的衬衫、领带已经拉下来的男人。他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男人。那么，上来吧。你怕鬼吗？有什么好怕的呢？罪行还没有发生。
但上面有鬼。鬼也许不是在新奥尔良的弹药库街，而是在这儿？噢，是的。但我没必要面对它们。因为我进入教科书仓库大楼，跟冒险进入德里倒下的烟囱一样。奥斯瓦尔德在实施暗杀之前一个月左右会成功申请到堆书的工作。我如果那时候再行动，也许时间太紧了。不，我打算按照阿尔在笔记结尾部分草拟的计划行事，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的那一部分笔记。
尽管阿尔对孤独枪手理论很肯定，认定一个很小、但在统计上很重要的可能性。在他的笔记里，他称之为“不确定的窗户”。
“不是那一类书。我有存款，但也不介意代点课，贴补一下。但我不能一边当全职教师，一边写书。”
他打算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前半年多时，永久地关上这不确定性的窗户。我想这个主意有意义。在四月份晚些时候，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十日的晚上——还等什么呢——我会杀了玛丽娜的丈夫，琼的爸爸，跟杀弗兰克·邓宁一样。而且我不会内疚。你要是看见一只蜘蛛从地上匆匆地爬向婴儿床，可能会犹豫。你也许会考虑把它装进瓶子，放回院子里，让这条小生命继续活着。不过，你要是确定这只蜘蛛有毒呢？这只蜘蛛如果是黑寡妇呢？如果是这样，你不会犹豫。如果你心智正常。
罗伯特·奥斯瓦尔德没有回答，他跑上公共汽车的台阶，钻进车里。公共汽车拖着蓝烟开走了。母亲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笑容在她脸上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让她变得既年轻又丑陋。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那位教授在一九九五年的一天说，“危险逼近时，听凭直觉。”
“有，夫人。我在萨拉索塔县当过很长时间的代课老师。”
改变可能是细微的，但就像布鲁斯·史普林斯汀在歌里唱的，姑娘，小事有一天会变成大事。这些变化可能是好的，可能会拯救现在是马萨诸塞州年轻参议员的肯尼迪。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历史很执拗。按照阿尔潦草的笔记，肯尼迪一九六二年会去休斯敦莱斯大学，做一场关于登月的演讲。露天会堂，没有防弹讲台，阿尔写道。休斯敦距离达拉斯不足三百英里。奥斯瓦尔德要是打算在那儿射杀总统怎么办？
或者奥斯瓦尔德假如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个替罪羊呢？他要是被我吓到，离开达拉斯，又回到新奥尔良，而肯尼迪死在疯狂的黑手党手中或者中情局的阴谋之下，我该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勇气穿过兔子洞回去，让一切重来一遍？再次拯救邓宁一家？再次拯救卡罗琳·波林？我为了这个任务，已经耗了近两年。我是否愿意再投入五年，而结果同样捉摸不定？
最好不要留后路。
我对于一九六〇年八月到一九六三年四月这段时间，有自己的计划。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会盯着他，但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因为我承受不起蝴蝶效应。我不知道英语里是否还有比“事件之链”更愚蠢的暗喻。链条（我想，不是我们在幼儿园里都学着做过的那种彩纸带链条）很坚固。我们用链条把发动机机组从卡车里拉出来，我们用链条缚住危险犯罪分子的手脚。但这些都不再是我理解的链条。事件很脆弱，我告诉你，就像纸牌屋。逼近奥斯瓦尔德——更不要说试图警告他放弃他还没有产生的犯罪设想——无异于放弃仅有的优势。蝴蝶会张开翅膀，奥斯瓦尔德事件的进展也会改变。
“我在俄克拉荷马拿的学位，但是……”我耸耸肩，想说俄克拉荷马跟得克萨斯并不在一个联盟，但人可以抱有希望。
我知道的是，诚信金融门口，赢了的人排着队等待收款，我站到队伍的最后面。这群人那架势，俨然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已经实现：百分之五十的黑人，百分之五十的白人，百分之百的人都很高兴。很多人出来时拿着五元、或者一两张二十元的钞票，不过我看见几个人数着百元大钞。持枪匪徒要是选择这一天抢劫诚信金融，肯定会大有斩获。真的。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不喜欢达拉斯。八个星期的努力钻研足以让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东西不讨人喜欢。《时代先锋报》（很多达拉斯人习惯称之为《失败先锋报》）是浅薄者和无聊者追随的权威。《达拉斯新闻晨报》则会大肆渲染，谈论达拉斯和休斯敦如何“争先恐后，建造摩天大楼”，但社论中所说的摩天大楼，是一个被我逐渐视为“伟大的美国楼房崇拜”重重包围的建筑孤岛。报纸忽略了贫民窟。在贫民窟，种族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开始模糊。再外围是无边无际的中产阶级住房，多半为二战和朝鲜战争老兵所有。这些老兵的妻子成天用碧丽珠护理家具，用美泰克洗衣机洗衣服。每家平均有两个半孩子。青少年修剪草坪，用自行车送《失败先锋报》，用龟牌车蜡打理汽车，鬼鬼祟祟地在晶体管收音机上听查克·贝里的节目。
我不喜欢达拉斯。不，不，一点也不喜欢！我从在阿道弗斯酒店登记入住，看见饭店餐厅领班抓住一个畏畏缩缩的年轻服务员的胳膊、朝他的脸大吼大叫那一刻起，就不喜欢这座城市。然而，我的任务在这里，我得留在这儿。我那时就是这么想的。
到处是支持弹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广告牌，反抗正在咆哮的赫鲁晓夫的广告牌（牌子上的文字说道：“不，赫鲁晓夫同志！我们会埋葬你！”）；西商业街上有一则广告牌上写着：“美国共产党赞成融合。考虑一下吧！”那张广告是由名叫茶党协会的机构赞助的。我在两个表明属于犹太人的公司名上看见被肥皂擦洗掉的纳粹万十字章。
听得见吗？长途！”
九月二十二日，我终于找到一处看似能住的地方。房子位于达拉斯北布莱克韦尔街。一处由独立车库改建的漂亮的二联式公寓。这个房子最大的优点是：有空调。最大的缺点是：房东雷·麦克·约翰逊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跟我说，我要想活得长，最好离附近的格林维尔大道远点儿，那儿有很多黑人白人混杂其中的小酒馆，黑人们都带着刀，他称之为“弹簧刀”。
“我不惜一切反对黑鬼，”他告诉我，“是上帝的诅咒让他们到了这个地步，不是我。你知道的，不是吗？”
“我们都很遗憾。校长是个好人。这里有很多好人，怎么称呼您——”
西蒙斯问我有多喜欢约迪（非常喜欢），我来达拉斯多久了（八月份来的），是否热衷高中橄榄球（真的热衷）。他问到的跟代课老师最相关的问题是，我有没有信心让孩子们“专心”。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很多代课老师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
电话里响起刺耳的滴答声，然后是空线的蜂鸣声。我把电话放回支架。我会不会很快回去？我觉得我没必要打过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会当心，因为它察觉到有人想改变它，而且它长着牙齿。
“你得到浸信会礼拜，朋友。我们的教会欢迎新人。你住在这里，或许哪个星期天可以跟我和我太太一起去。”
他不只是喜欢我，是非常喜欢我。没有什么比从一个十七岁大的孩子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更让人欣慰，他看起来像是经历了学生生涯中第一次醍醐灌顶。
约翰逊先生回到《圣经》上。
“你知道，诺亚有一次在方舟上喝醉了。他躺在床上，浑身赤裸。他的两个儿子不愿意看他，把脸转开，在他身上盖了条毯子。我不知道，或许是张床单。但是含姆——他是家里的黑人——对他父亲赤裸的身体袖手旁观，于是上帝诅咒他和他的种族变成伐木人和取水者。这就是背景故事。，第九章。你可以去查，安伯森先生。”
“啊。”我说，告诉自己一定得找个住处，我没钱无限期地住在阿道弗斯酒店。我告诉自己，我可以跟有点种族主义倾向的人住在一起，我不会受影响。我告诉自己，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很可能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不太相信我告诉自己的这些话。“我会考虑一下，一两天之内给你答复，约翰逊先生。”
“你不会想等太久的，朋友。这个地方很抢手。你今天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的这天又是个大热天，我寻找住处时口渴难耐。我离开雷·麦克·约翰逊以后，想喝杯啤酒。我决定去格林维尔大道。约翰逊先生劝我远离这个地方，但我想去看个究竟。
“重要的东西都在我的身边。”
罗伯特把手伸进背后的口袋，掏出钱包，给了她一张钞票。她看都没看一眼，就把钱塞进钱包，转身朝罗塔里公寓走去。然后，她又想起什么，再次转过身。我听得很清楚。他们之间现在有十五到二十码的距离。她提高嗓门，尖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指甲在石制黑板上划过。
音乐声和啤酒味从敞开的门廊里飘出来。我听见一间音乐小酒吧里传来杰瑞·李·刘易斯的歌声《洛塔·夏金的一切》，隔壁的一家酒吧则传来费林·赫斯基的《鸽子的翅膀》。四个妓女提出要跟我私下交易，一个路边小贩向我兜售汽车轮毂罩，晶光闪亮的人造钻石装饰的折叠式剃须刀，得克萨斯州旗帜，旗帜上面的浮雕文字写道“别惹得克萨斯”。试着把这句话翻译成拉丁文吧。
但是他没有研究。
我经过一家名叫沙漠玫瑰的酒吧，洛克—奥拉点唱机上传来马迪·沃特斯尖锐的歌声。我正要转身朝停车的地方走去，一个男人从酒吧里面飞跑出来。绊倒，摔了个四肢朝天，引来黑暗的酒吧里一阵大笑。一个女人吼道：“别回来了，你这个没鸡巴的废物！”这句话招致了更多也更热烈的笑声。
被逐出的顾客鼻子在流血，朝一边歪得厉害，左边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的口子也在流血。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惊恐万分。他抓住一根灯柱站起身时，被撕开的衬衫几乎掉到膝盖上。他一站起身，立刻四处张望，但什么都没看见。
他把衬衫拢到一起。装饰着珍珠的手枪——比我在梅琴体育用品店买的那支小很多，比玩具枪大不了多少——挂在他没有系皮带的华达呢裤子肥胖的腰边。他裤子前裆的拉链只拉到一半，我能看见剪裁宽大的短衬裤上印有红色赛车。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他掏出枪，将枪口抵在妓女的腹部上，扣动扳机。手枪发出一声钝响，不会比“女人指”爆竹在锡罐里爆炸的声音更响。女人尖叫着坐到人行道上，双手紧紧捂住肚子。
“我想我在《圣经》里没看到这一点。”
“透露一下吧！我可能读过你的书？”
他全然没有在意，只是猛地拉开沙漠玫瑰酒吧的门。我还站在他射杀漂亮年轻妓女的地方，部分是因为我被吓蒙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比奥斯瓦尔德杀害美国总统的时间可能长点，但不会长很多。
“时代在变，”米米·科科伦说，先指向纸巾盒，然后指着他的嘴角，“德凯，酱！”
书名是《查普曼报告》，是我决定跑路之前一个星期左右从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借的。透明保护封皮一角的标签上写着“借期七天，请为其他借阅人考虑！”这句话让我非常自责。
“没干多久，但是我在威斯康星当了三年老师，然后辞职专门写作。或者说，在用完积蓄之前全职写作。”我确实有张麦迪逊圣文森特高中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自己写的，说我适合当代课教师。当然，要是有人回去查证，我就死定了。德凯·西蒙斯不会这样做，但是目光犀利、皮肤如牛仔般坚韧的米米可能会。
“是的，先生，整个镇子都看。中场休息时，人们像狮子一样狂吼，精疲力竭地喊‘吉姆’。你在两英里外都能听得到。太滑稽了。”
警报声离这里越来越近、也在尖叫。我注意到那个穿着卡普里裤子的红头发女人。我在这条路上闲逛时，她也靠近过我。我朝她招手。她用手按着胸口，做出“谁？我吗？”的姿态。我点点头。是的，就是你。“用这块手帕捂住伤口，”我对她说，“尽量不要让她再流血。我得走了。”
她机灵地朝我笑笑。“听到警察来了就想溜？”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琳达？”他叫喊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我成全你！”
红发女人跪在人行道上流着血但谩骂不止的女孩身边，按着被血浸透的手帕。“亲爱的，”她对我说，“我们所有人不都是路过吗？”
“‘赛克斯太太，’我说，‘你不是唯一需要打电话的人。你打电话的时间要是能短点儿，我会很感激你。你要是不情愿这么做，我就只好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请他们让你这么做了。’我是这么说的。打电话给我，罗布。你知道，我想听到李的息。”
“谢谢。”我说，递过硬币。硬币消失在他的众多口袋之一中。
最后我干脆放弃睡觉，坐到窗边，酒店的空调在耳边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在缅因州，这个季节夜晚已经非常凉爽，树叶开始染上颜色，但在达拉斯，凌晨两点半是华氏七十五度。还很潮湿。
我从图书馆出来，留意到大厅乱糟糟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新海报。明亮的蓝色海报很显眼，上面有个打哆嗦的卡通人，卡通人正看着一支特大的温度计，温度计里面的水银对准零下十度。“有温度（学位）的问题吗？”海报上的文字说道，“你可能够条件从俄克拉荷马联合大学得到一张邮购文凭！欲知详情，请来函咨询！”
“年轻老师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办公室，好像我们别无他事可做。”他说，然后大声地咀嚼叉角羚肉汉堡。
我为什么非得待在这两个城市呢？
这个想法在凌晨三点刚过时，好像启示一般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有辆好车——说实话，我已经开始爱上这辆车——得克萨斯中部也不缺路况很好的高速公路，很多路都是新近建设的。到二十一世纪，这些公路上将会严重堵塞，但在一九六〇年，路上几乎没车。公路有限速，不过没有人监督。在得克萨斯，州警都相信，把汽车油门踩到底、汽车咆哮是种福音。
我想，德里的糟糕时期永远不会彻底结束。住在堤上的贝维曾经说过。我想达拉斯也是如此，尽管现在距离最糟糕的一天还有三年。
“我得坐车往返，”我说，“乔治想要个安静漂亮的地方写书。不过，既然这本书有关城市——一座闹鬼的城市——他真得坐车往返，不是吗？搜集素材。”
我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想清楚这一点，这并不奇怪：人生最简单的答案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我上床睡觉，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离开达拉斯，开车向南上七十七号公路。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到了德诺姆县。我往西拐，上了一〇九号州道，因为我喜欢十字路口的那个广告牌。在广告牌上，一位英勇的年轻橄榄球运动员戴着金色头盔，穿着黑色运动衫，绑着金色护腿。广告牌上的文字写道：德诺姆狮子，三次区冠军！毫无疑问的一九六〇年州冠军！“我们拥有吉姆的力量！”
管他是什么，我想。每所高中都有秘密标志和口号。这些标志和口号让孩子们自觉身处集体之中。
“米米——”
我偶尔去坦帕，经过小心探询，认识了一位赌注登记经纪人，此人名叫爱德华多·古铁雷斯。他确信我不是警察后，高兴地接受了赌注。我首先赌在一九五九年篮球锦标赛中，明尼阿波利斯湖人击败凯尔特人，由此建立起菜鸟形象。湖人一场都没赢。我又押四百块，赌冰球斯坦利杯赛中加拿大人队击败枫叶队，结果赢了……但只是把先前输的钱赢了回来。不过是些零钱，兄弟，我的好朋友查兹·弗拉蒂肯定会这样说。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更像是写书的料。”
“我肯定会好好教。”
“还没有，”我说，“我还在尝试。我的小说已经写了一半，有几家出版商表示很感兴趣。我正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
“乔治，你还在吗？”
“离闹鬼还早着呢。”我说着朝汽车走去，他在后面看着我，不知所措。
“吉姆是谁？”
“不是这样。我不认识这些人。我只是路过。”
“这个学校除了橄榄球，在其他方面怎么样？”
“很不错。很多人刚开始怀疑学校合并这事——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事实证明并校是件好事。今年有超过七百名学生。有些得坐一个小时或者更久的校车，但似乎并不介意。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用再在家做家务了。你的书跟高中生有关吗？比如《黑板丛林》之类的书。这里可没有帮派什么的。这里的孩子很有教养。”
我确实写书，不是写一本而是写两本。早上，头脑最清醒时，我写你正在读的东西（要是这东西会被谈到的话）。晚上，我写一本小说，暂时把它命名为《凶杀地》。小说讲的当然是德里，我在书中称之为道森。写这本小说完全是为了装腔作势，我要是跟人交朋友，别人问我在做什么，我可以有东西给他看（我把早上写的手稿放在枕头底下上锁的铁盒里）。后来，我觉得《凶杀地》不仅是我拿来做做样子的，我开始觉得自己写得很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看到它付梓。
“当然不能。”他尊敬地说。
我在门前一块倾斜的地上停下车，走进餐馆，点了份叉角羚肉特色菜，结果上的是加了烧烤酱的两个干酪汉堡包，还有麦斯基德炸薯条和罗迪欧浓奶昔——你可以选择香草精、巧克力或者草莓口味。叉角羚肉汉堡不如富客汉堡好吃，但也不赖。炸薯条正合我的口味：脆，咸，有点老。
“乔治·？噢，我的天哪！你是从哪儿打来的，乔治？”
“很遗憾。”我说。
仅供消遣，我想，是的，没错。我一时间想起我的海滩小屋在夜里燃烧，火焰在海湾的风中冲向布满繁星的夜空。消遣并不总是令人开心，特别是这项消遣是赌博时。
“安伯森。乔治·安伯森。”
“这个狗娘养的可怜家伙死定了。”有人说。这人跪在刚才被逐出沙漠玫瑰的男人身边。有个女人开始尖叫。
两个名字都有两个音节，两个音节都是从重复的字母处分开，重复的字母就像弯曲膝盖中间的一根引火柴。我不能待在这儿。我再在达拉斯待三十个月会疯掉。距离我看到“我很快就会杀了我妈妈”之类的涂鸦，或者特里尼蒂河上漂过耶稣雕像还有多久？我住在沃斯堡可能会好点，但沃斯堡还是离达拉斯太近。
“你六点钟左右再来吧。德凯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过来，”他把胳膊放到柜台上，身体靠在胳膊上，“需要点提示吗？”
公交车来了。车停下时，罗伯特抬高声音，免得自己的声音被气刹的声音盖过：“他是个可恶的共产党，妈妈！而且他不会回家了，学着习惯这件事吧。”
“他可能会带情人来。科科伦小姐，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校长好像从去年圣诞节开始追求她。我听说，真正掌管德诺姆联合学校的人是米米·科科伦，因为她掌管着校长。我想，你要是能给这位小姐留个好印象，事情差不多就成了。”
“我会把这个提示牢记在心。”我说。
“噢，约迪倒是安静，”阿尔转动眼睛，“说到安静，我认为我们可以申请专利。只有星期五晚上有些吵闹。”
“完全正确。”
在我当代课教师的日子里，最完美的一天发生在西萨拉索塔高中。我那天在美国文学课上讲完（当然，这本书被学校图书馆列为禁书。哪个学生要是把它带进神圣的课堂，书肯定会被没收）的基本情节之后，鼓励学生讨论霍尔顿·考尔菲德最大的不满：学校、成人和美国人的整个生活都是虚伪的。学生们开始还不活跃，但铃响时，所有人都想发表意见，有五六个同学冒着下节课迟到的危险，就他们从周围看到的，以及父母为他们设计的人生道路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脸上洋溢着激动。我确信，这一带书店里的某本暗红平装书会被抢购一空。最后离开的是个肌肉结实的男孩，他身穿一身足球运动衫。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像《阿奇》连环画册中的穆斯·梅森。
“嗯，”昆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租下来，但我今天下午不能给你准信。我首先得见个人。我想你明天不工作吧？”
“不，工作。我星期六工作到中午。然后我回家在电视上看这一周的比赛。今年好像有好多比赛可看。”
“米米，这样做很轻率。”
昆兰伸出手。“认识你很高兴，安伯森先生。我敢保证你会喜欢约迪。这里人很好。希望房子能让你满意。”
古铁雷斯是古巴人，体重不超过一百四十磅，被匪帮赶出了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匪帮那时候由一个叫卡洛斯·马尔切洛的恶棍领头。这些流言我是在古铁雷斯的理发店旁边的台球室听人说的（理发店的密室之中，在黛安娜·多丝一张近乎赤裸的照片底下，开设了一桌显然永远不会散场的牌局）。在台球室里，跟我一起玩九球的家伙凑上前来，看看四周，确认角落的桌子旁只有我们两个之后，低声说：“乔治，你知道人们怎么形容匪帮吗？一旦进去，别想出来。”
就像那个人说的，有点希望终究不是坏事。
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朝公寓走。她把脸从我这边转过去时，还在笑。
那天晚上，我回到阿尔餐馆，向德诺姆联合学校校长和他的女友毛遂自荐。他们邀请我吃饭。德凯·西蒙斯个头很高，秃了顶，六十多岁。米米·科科伦戴着眼镜，皮肤晒成褐色。眼镜后面非常犀利的蓝色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寻找线索。她走路时借助拐杖，但她对拐杖漫不经心（几乎蔑视它）。她显然用拐杖很久了，熟能生巧。我很开心地发现，他们两个都拿着德诺姆队的三角旗，戴着金色徽章，徽章上面写着：“我们有吉姆的力量！”那天是星期五晚上。
我在商业街上的阿道弗斯酒店登记入住时，酒店提供了两个选择：带空调或不带空调。我多付五美元，要了有窗式空调的房间，空调无休无止地努力将房间温度降到华氏七十八度。我要是还有点脑子，应该现在就去房间，免得中暑。夜幕降临后天气会凉快点。凉快一点点而已。
“那本‘守望者’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德凯遗憾地斜视皱起嘴唇的情妇一眼，“学校董事会不允许。米米也知道。”德凯又咬了一大口叉角羚肉汉堡。
我进入房间时，看了一下表，才下午六点。夏天，图书馆中午才开门，晚上八点关门。长途电话是一九六〇年很少几样比2011年昂贵的东西之一，但那种幼稚的负罪感仍然压在我的心头。我打电话给酒店接线员，告诉她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的电话号码，号码是我从书后衬页上黏贴的纸袋上看到的。号码下面写着一行小字，“迟还超过三天，请拨打以上电话。”这行字比之前那行字更让我觉得自己像条狼狈的狗。
“你的小说是关于什么的？”
“在缅因州呢？”
我先前的描述如果让你觉得一九五八年的一切都跟《安迪秀》中一样，那么记住这条布满毒葛的小路，好吗？还有小溪上的木板。
但说真的，我在那里住过别的地方吗？
“德里，达拉斯。”
“噢，天哪。”德凯说。
“叫我乔治吧。”我说。
“故事背景是一个虚构的缅因州城市——我称之为道森——但我后来觉得，如果以真实的城市为背景，故事会显得更逼真。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我起先想到的是坦帕，但不知怎么，我又感觉它不合适——”
她挥挥手。“太柔和了。太多游客。我猜你想找一个更孤立更保守的地方。”
“拉杜，打四分卫。德诺姆队有过优秀的球员，但从没有过拉杜这样的四分卫。他只是个高三学生。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州赛冠军了。我觉得这么想有点过于乐观，前面还有很强的达拉斯校队，但抱点希望终究不是坏事。这是我的观点。”
“不过你不想住在那里？”
“我想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五十年代多么龌龊，六十年代多么美好。美国的霍尔顿·考尔菲德们没有丢掉愤慨，也没有丢掉勇气。”
“我明白了。”她吃了一小口炸得很老的鱼片。德凯带着被斧子砍到般震惊的表情看着她。他在余生的弯道里慢跑时，不管需要什么，米米似乎都能给予。没什么奇怪的；每个人在某个时间都会爱上某个人，迪安·马丁曾颇有见地地这样说。但再过些年，就不会了。“你不写作时喜欢读些什么，安伯森先生？”
“噢，什么都读。”
“你读过吗？”
比如六楼的窗户。
“是的！我这儿有本书，我刚刚发现！我会把书寄回去——”
她看起来有些不耐烦。“哦，叫我米米。学生都叫我米米。不过我坚持让他们在后面加个‘女士’，这样更得体。你怎么看塞林格的满腹牢骚？”
我差点说了实话，但直觉的雷达发出一声响亮的声音。我喊着说：“巴吞鲁日！”
你会伸出脚，将蜘蛛踩得粉碎。
我叹了口气，心想，我会多么享受在约迪镇兼职教书的生活啊。“说句实话，夫人——米米——我觉得可以。不过我认为应该只供部分学生借阅，由图书管理员来判定谁能阅读。”
“由管理员判定？不是家长？”
“不，夫人。由家长来决定太危险。”
米米·科科伦放声大笑，转向情郎。“德凯，这家伙不能出现在代课老师名单上。他应该做全职教师。”
“是的。”我说。这么说似乎比说我什么也不信安全得多。
“我知道英语系没有全职空缺。不过，他要是留下，兴许等到菲尔·贝特曼这个白痴退休就能当全职教师。”
最好一击即中。
“是的，”她说，朝我使了个眼色，“但很对。把你那封来自佛罗里达的介绍信寄给德凯，安伯森先生。希望介绍信很漂亮。你要是下个星期能亲自把介绍信带过来就更好。学年已经开始了。没必要浪费时间。”
我的耐心终于有了回报。罗塔里公寓的门开了，一位身材瘦削、长得极像奥斯瓦尔德的男人走出来。他拉着门，等穿着格子呢短大衣、斑驳白色护士鞋的女人出来。女人只到他的肩膀，但长得很结实。泛灰的头发从布满皱纹的脸旁边梳到后面。她戴着红色头巾。色调与脸色和谐的口红勾勒出一张小嘴。她看起来不满而好斗——这个女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跟她作对，而且有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一点。李·奥斯瓦尔德的大哥快步走到混凝土小道上。女人匆匆地跟在他身后，手拽着他的外套后摆。他把身子转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她。他们看上去在争吵，但主要是女人在说话。女人对着他的脸挥舞手指。我不可能知道她在抱怨什么；我很谨慎，离他们有一个半街区远。然后，儿子朝西七街和萨米特大街的拐角走，跟我预料的一样。他是坐公交车来的，最近的公交车站就在那里。
“是的，”她说，把盘子推开，“德凯，这东西真糟糕。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吃饭？”
“因为我喜欢这儿的汉堡，你喜欢阿尔的草莓酥饼。”
“你好，威尔克森太太——”
“当然。”
“或许吧。”我赞同地说，提醒自己在那个星期天得陷入昏迷。或者死掉。
“读过，夫人。”
“我知道，先生。我只是想找个工作，贴补收入。”
23.《有七个尖角的阁楼》是谁写的？
“那你应该跟德凯·西蒙斯谈谈。他是校长，晚上经常来吃饭。他的太太几年前去世了。”
我在接下来那周犯了个错误。我本来应该想到，我经历完这一切之后，我最不应该产生的想法就是再豪赌一场。你会说，我应该提高警惕。
我确实知道存在风险，不过我很担心钱不够用。我来到得克萨斯州时，身上剩下不足一万六千美元。有些是阿尔的投资，但大多数是两场豪赌的收益，一次在德里，一次在坦帕。但是我在阿道弗斯酒店住七个星期左右花了一千多块；在一个新地方安身很轻易就会花掉四五百。除了食物，房租和用品，我还需要买很多衣服——更有品位的衣服——如果我想在教室里显得更体面。我在结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任务之前，得在约迪待上两年半。一万四千美元不够。代课工资？一天十五美元五十美分。
好吧，靠一万四千美元，再加上每星期三十美元，有时候五十美元的代课收入，我也许能勉强度日。但是我得保持健康，不出任何意外。可是我拿着这点钱不敢如此奢望。是的，或许有贪婪的因素存在。但与其说我是出于对钱的热爱，倒不如说是出于兴奋。无论何时，我都可以打败战无不胜的庄家。
我现在想：阿尔要是不但研究谁赢了棒球、橄榄球比赛和赛马，还彻底研究了股市……
我这么说似乎让他很不安，他想必满脑子都是官司……但他得再次靠近，因为他必须低调地介绍他的生意。他想知道我有没有兴趣买些游戏棒。我想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直到他附上一句“高质量水陆坦克，先生”，我才完全明白。
我现在想：弗雷迪·昆兰要是没有说过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会成发展为不寻常的事物……
但是他说了。
我回到格林维尔大道。
我告诉自己，我看见站在诚信金融（“诚信是我们的特色”）门口的那些戴着草帽的顾客都在赌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有些人会下大赌注。我告诉自己，我也会成为众人中的一位，乔治·安伯森先生。要是有人问起，我会说自己住在达拉斯的布莱克韦尔街，一处由车库改建的复式住宅。我下个中等赌注，不会吸引太多注意。没事的，我告诉自己，诚信金融的老板很可能不知道爱德华多·古铁雷斯先生是哪位，是干什么的。
噢，我告诉了自己很多话。这些话可以被归结为两点：这么做非常安全；我手上的钱现在够花，但我需要更多钱，所以这么做相当合理。愚蠢！但是愚蠢是我们回顾过去时清楚看到的两样东西之一。另一样就是错失良机。
“你开枪射我！”声音中的愤怒多过疼痛，但血开始从她的手指间溢出，“你开枪射我，你这个杂种，你为什么开枪射我？”
九月二十八日，距离锦标赛开赛还有一个星期，我走进诚信金融——经过一番踌躇——押了六百美元，赌匹兹堡海盗队七比零打败扬基队。我接受二比一的赔率。扬基队那么受人追捧，这么赌简直不可置信。那一天，比尔·马泽洛斯基在第九局中击出一计惊世骇俗的全垒打，搞定那群欺凌弱小的家伙之后，我把车开回达拉斯的格林维尔大道。我想，诚信金融如果背弃承诺，我会掉转头直接开车回约迪……这或许只是我当时给自己的说法。我不太确定。
我在坦帕以南六十英里的森塞特波因特镇安顿下来。在我见过的最美的海滩（而且几乎空无一人）上租了幢穹顶为半圆形的小屋，八十美元一个月。这片沙滩上有四幢类似的小屋，都同样简易。后来在这个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那种丑陋的暴发户风格的麦克豪宅，我此刻一个也没见着。往南十英里的诺科米斯有家超级市场叫威尼斯购物中心，了无生气。四十一号公路，塔米亚米公路，比乡间小路好不到哪里去。你得慢慢地开车，特别是临近黄昏时，因为短鼻鳄鱼和犰狳喜欢穿越公路。在萨拉索塔和威尼斯之间有水果店、路边摊、几家酒吧和一家叫布莱基的舞厅。过了威尼斯，兄弟，你就只有自己了，至少在到迈尔斯堡之前是如此。
金融家是个矮壮结实的家伙，戴着绿色眼罩。他问了我第一个常规问题（“你是条子吗？你如果是，得把证件拿给我看看”），我说我不是。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把驾驶证给他看看。驾驶证很新，是一周前用挂号信寄来的。我最后又拿出得克萨斯州身份证明，才拿到钱。我小心地用大拇指盖住我在约迪的住址。
他付给我一千二百元。我把钱装进口袋，迅速走向车。我回到七十七号公路，车轮每转一圈，达拉斯就被抛得更远，而约迪越来越近。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啊哦，我想。
“噢，是《查普曼报告》。”
沃斯堡。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肯尼迪已当选总统一个多星期。巴林杰街和西七街拐角处。天气寒冷阴沉。汽车喷着白烟。气象员在KLIF电台（“全部都是流行音乐，全天连续播放”）预报，午夜时小雨会转成雨夹雪，请所有司机小心驾驶。
我穿着生牛皮牧场外套，毡帽包裹着耳朵。我坐在得克萨斯州养牛协会前的长凳上，朝西七街看着。我到那里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我以为那个年轻人不会跟他母亲聊这么久。根据阿尔坦普尔顿的笔记，她的三个儿子翅膀一长硬，就都离开了她。我希望她能跟儿子一起从公寓楼里出来。她最近才回到这个地方，之前在韦科待了七个月，通过给家庭主妇们做伴讨生计。
“是的，”我说，“肯定的。”
一九六〇年是总统选举年，在那年的八月和九月，我开着森利纳在达拉斯闲逛，寻找公寓（这里没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我经常得停下来问路）。没有一套公寓合适。我开始以为问题出在公寓上。后来，我加深了对这个城市认识的认识，意识到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她追上儿子。他们走近拐角时，她抬高嗓门。我清楚地听到她喊：“站住，罗伯特！别走那么快，我还没说完！”
我在达拉斯花了几个星期寻找住处，最终找到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方，结果发现房子属于一个我不想打交道的房东。在约迪，我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了一处看似不错的地方。不是公寓，而是一栋整洁的有五个房间的排屋。房屋在出售中，但房产中介告诉我说，房主夫妻愿意把房子出租给合适的人。房子有个榆树荫蔽的后院，一个能停下森利纳的车库……当然，还有空调。从房子的舒适程度来看，房租很合理。
时间得再次向前跳跃（你细想便会发现，故事里也有兔子洞），但我首先得详细叙述发生在一九六〇年的另一件事情。
“你要是有李的消息，打电话给我，听见了吗？我跟人合用电话线，我在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前，只负担得起这个。那个姓赛克斯的女人整天霸着电话。我跟她说了，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了她。我说：‘赛克斯太太——’”
一个男人从她身边经过。他夸张地把一根手指塞进耳朵，咧着嘴笑。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看见，反正没有理会。她当然也没有留意儿子尴尬而痛苦的表情。
我把车开上一号国道，往南走。我光顾了很多妈妈家庭厨房风格的路边餐馆，这些餐馆的蓝盘特餐包含作为前菜的水果杯，加冰激凌的派是餐后甜点，特餐要价八十美分。我一家快餐店也没见到，除非有二十八种口味、以傻瓜西蒙为标识的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也能算快餐店。我看到一队童子军在团长的带领下照管一堆秋叶篝火。我看到女人们穿着大衣和套鞋，在阴沉的下午取回洗好的衣服。我看到长长的客运列车，车名叫“南方快车”或“坦帕之星”之类，朝着没有冬天的地域飞驰。我看到老人在城镇广场上吸着烟斗。我看到成千上万的教堂和一片墓地。一堆人，至少有上百个人，围成一圈，站在开放式墓地旁边，齐声唱着《古旧十架》。我看到男人们修建谷仓。我看到人们相互帮助。森利纳的散热器爆了，车在路边抛锚，一辆皮卡停下，两个人下来帮我。那是在弗吉尼亚州，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其中一个人问我是否需要睡觉的地方。我如果告诉你在二〇一一年，这样的事也会发生，那我是在吹牛。
“！”她尖叫。脸上的表情严厉而坚决。她双腿分开站立，好像拳击手准备接受击打。任何击打。每一记击打。她的眼睛在黑边丑角眼镜后面怒视着。头巾在下巴下面打了两个结。雨已经落下来，但她丝毫没有理会。她吸了口气，把声音抬高到惊叫的程度：“我要听到我好儿子的消息，你听到没有？”
一九五九年春季的一天（当地人告诉我，佛罗里达有春天，春天有时长达一个星期），我打开邮箱，发现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的一张索书卡。我预定了《醒着的梦》，巴德·舒尔伯格的新作，书已经到了。我跳进森利纳——不逊于后来著名的阳光海岸——开车去取书。
一个工人从她身边经过。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撞到或擦到她，但她呵斥道：“走路时看着点！人行道不是你们家的！”
我朝他走了一两步。我走近他之前，先前问我要不要约会的妓女中的一个穿着细高跟鞋，摇摇摆摆地走上前去。她肯定不是真正的女人。她肯定不超过十六岁，长着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咖啡色皮肤光滑。她在笑，但笑得不那么刻薄。满脸是血的男人摇摇晃晃时，小姑娘抓住他的胳膊。“慢点儿，亲爱的，”她说，“你得坐下来，不然——”
那天下午，我开车回到约迪，颇受震动，耿耿于怀。我在一年半之内不会看见李·奥斯瓦尔德。我仍然决心阻止他。但对于他，我已经产生了比对弗兰克·邓宁更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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