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人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步定下了4月10日为发起渡江的时间。

        3月下旬的渡江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

        第2、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

        三野之7、9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金河口之间渡江；

        三野之8、10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三野4个兵团共15个军65万人（加上四野的第12兵团部队，我投入渡江战役的兵力达120余万大军）。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这样部署，其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时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所以必须作好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瑶岗村。各突击集团指挥部也分赴桐城、无为、泰州。但是，渡江的日期，以及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却颇费斟酌，这些问题，在指挥中枢的陈毅是有责任多作考虑的。

        不久之后，由于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有进展，国民党有签字的可能，如能签字，则战斗渡江可成为和平渡江，意义很大。但毛泽东估计渡江时间必将因此而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拟将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总前委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4月底至5月初。为此，毛泽东电询总前委：这样推迟，有何不利？

        渡江时机，这正是邓小平、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们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做调查。意见都相当严峻：

        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且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也已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至于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向毛泽东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坚持政治斗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

        “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毛泽东在电文中还特别指示邓小平、陈毅：

        “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和陈毅却有不同看法。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邓小平、陈毅的电文于4月12日下达并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充分尊重邓小平、陈毅的意见，于4月14日复示说：

        “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此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月18日9时作出了决定：

        “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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