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完成了政变的一切准备之后，于4月9日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就爆发了。

        政变是由杨虎、陈群出面策划，利用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力量组织打手，又联合洪帮，成立秘密的“共进会”及公开的“工界联合会”，组织帮会群众数千人，自备武器，臂缠白布，上书“工”字为号，在取得国民革命军及租界当局总领事费信淳的同意后，由原任宁波炮台司令张伯歧任总指挥，向工人纠察队进攻。

        前一天晚上，由杜月签出面设宴，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宴。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李泊之劝其不要去，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去：“我过去和青洪帮流氓经常打交道，他们还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他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日凌晨，祁齐路上的北伐军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被雇佣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 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至12日，双方发生枪战；继由东路军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戒严副司令周凤歧，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对双方实行缴械。2700名配有1700支长枪和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在几小时内就被解除了武装。工人纠察队有的来不及反抗，有的虽拼死抵抗也不能幸免，几百名工人纠察队员被杀害。

        4月12日是历史血染的一页。也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天。

        周恩来原来往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顿和教育工作。11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先由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装作无事似地邀请周恩来到师部议事。周恩来想到第二十六军也需要做工作，就去了。

        30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清楚地记得：“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他们一去，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同时就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手。

        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原来同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熟识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澄镜到了第二师司令部，见周恩来正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

        周恩来对着斯烈怒发冲冠：“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这样做是绝无好下场的！”

        斯烈低首喃喃：“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恩来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误会，误会。”

        周恩来气愤至极，不再理睬他，转身同黄澄镜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的办公室。

        从周恩来的回忆和当时报刊分析，斯烈的欺骗能够得逞，与当时中共领导机关（包括周恩来本人）对二十六军政治倾向的估计失误有关。

        周恩来在3月30日的特委会上曾认为，斯烈可以指挥周凤歧，如斯死，二十六军则可完全为蒋所用；罗亦农也认为二十六军左派居多。因此，总工会在4月11晚接到流氓将来袭击的密告后，仍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六军保持中立甚至支持革命上，特备函该军，请求他们在万一发生不测时，给予援助。在这种整个领导机关的估量出现偏差的情况下，不能即时识破那种以谈判为名把指挥员 与队伍隔离的精巧骗局，无论如何是可以理解、无权苛责的。

        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事件发生后，上海各界纷纷起来指责白崇禧等人的反叛行为。连《时报》也在呐喊：扶助农工为孙中山首定的政策，工人纠察队为民众武装自卫的表现，今受此横暴摧残，何以自解于革命民众？何以对总理在大之灵？

        4月13日上午，闸北工人群众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上海军事当局的反动行径，要求收回工人武装，惩办破坏工会的军官，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属。

        会后，群众前往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早已埋伏于此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竟开枪扫射徒手群众，枪击历时十五六分钟，死者血流街道，伤者纷纷倒地，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睹，当场受击毙命者达百人之上，伤者更不可数计。反动军队制造血案之后，即实行清街，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埋藏，每车堆装10余人；尚有重伤不及死者，亦被横拖倒拽放置车上，送入土窟。南市方面，也发生了反动军队向游行工人群众开枪事件，当时立毙10余人。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派杨虎为上海警察厅长，更加疯狂地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杨虎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甚至公开发布命令，以金钱悬赏捉拿共产党人：如查获首要者，每名赏给大洋1000元，附从者每名赏大洋500元。自14日开始，被拘捕至龙华总指挥部的共产党人有千余人。上海狼虎（杨虎）成群（陈群）而出——这种流行一时的说法形象地描绘了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

        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举动大加赞赏。上海商业联合会和银钱两业公会分别发出了拥蒋清党电：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

        帝国主义的报纸一致赞颂蒋介石处置适当。日本报纸一马当先。《朝日新闻》谓此次举动“可造成更稳之空气而终止上海仇外骚乱”；《日日新闻》则称：上海方面之行使非常手段，一面表示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决裂固不待言，同时亦表示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点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

        蒋介石自己好生得意：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浩大，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或迟或早，一致起而铲除。彼等终于无尺寸立足地！

        蒋介石是4月9日进驻南京的。

        这天下午，本来公共体育场正在召开迎汪复职大会，未料蒋介石不期而至。为了给蒋一个面子，迎汪大会临时改为迎蒋大会。蒋介石还没露面，他的打手们已先登场，他们手持木棍、铁棒、手枪等凶器，先冲入市党部，将办事职员捕去10余人；又到省党部将各部长及职员捕去20余人，喊打1小时之后，又捣毁了市总工会。

        10日上午，南京10万之众集会，向蒋介石请愿，提出保护省市党部、工会组织，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审判。蒋介石不肯答应，愤怒群众誓死不离总司令部。僵持数小时之后，“南京劳工总会”的数百名流氓打手，手持竹棍等凶器，冲进群众队伍乱打一气，并开枪打死数十人。群众向东辕门拥去，压死、踩伤、打伤者难以计数。当时，中共南京地委召集紧急会议，由于不慎走漏了风声，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等10余人被捕，先后遇害。

        这是先于“四一二”的南京“四一零”血案，同为蒋介石幕后策划，是为其在南京另立中央扫清道路而为。

        在这个信号之下——

        广西：留守南宁的黄旭初、伍展空等人接到黄绍竑的清党电令后，立即行动，于4月12日逮捕了中共在广西的领导人梁六度等13人，并通缉黄家桢等人。之后，不仅共产党人被杀害，连倾向革命的人士也未能幸免。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忆及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人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凛生，住居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矮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地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20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

        广东：屠杀之惨，共产党人牺牲之多，除上海之外，以广州为最甚。李济深由沪返回广州后，于4月14日晚间，召集上层军官举行紧急会议，讨论 反共计划，决定于翌日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由钱大钧出任戒严司令， 负责指挥一切。4月15日凌晨2时，广州城实行戒严，市内军警密布。他们仿照上海“四一二”同样的伎俩，先由伪工会组织的地痞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和各革命的工会团体驻地，钱大钧、李福林则派出军警随后协助。工人纠察队借助两辆机车做堡垒，坚守在住所内，开枪还击，一直持续到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缴械。据事后所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及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纲，于4月15日被捕，不久即遭枪决。黄埔学生被捕者数百人，被杀者不计其数。政治教官萧楚女患肺病，正在东山医院养病，被军警提出挂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共产党人韩麟符后来向武汉中央报告广东“清党”情况时说：李济深由上海返粤，就传播16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的谣言，我们就知道16日必有大大的变动。不料14日夜2时，就把罢工委员会、广三工会、广九工会都解散了，中山大学、执信中学、第一中学，他们也尽量破坏。他们是用学生抓学生，工人抓工人，一直大肆逮捕。至次晨，总计被捕同志2000余人，都被禁铜在南关戏院。广东的反共清党，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战略极为重要，它切断了武汉对外的海上联络。广东的共产党人大部被捕牺牲，工人武装纠察队被摧毁，只有海丰彭湃领导的农民军及北江罗绮园的农民自卫军及时撤离，并成为中共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基础力量。

        福建：是蒋介石在全国发动“清党”的突破口。4月3日，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蒋介石在福建的代理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和东路军后方代总指挥、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等，在福州南校场举行拥蒋“清党”大会，提出“驱逐鲍罗廷”，“惩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徐谦、邓演达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恽代英、于树德；会后重组了福建省党部筹备处。4月4谭曙卿就任全省戒严司令官，宣布一切集会、结社、群众运动概不举行，如有违反戒严办法及暗中破坏者，即从严惩办，武汉初闻福建掀起反共浪潮，乃于 4月6日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中共党员江董琴、许苏魂为福建党务指导员，以挽回危局，但为时已晚，江、许尚未动身，福建的中共党员不是锒铛入狱，便被逐他乡。

        浙江：蒋介石的老家，江浙财团的发祥地，自然不甘落后。张静江亲自前往部署“清党”。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局长章烈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市党部、总工会，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是为杭州“四一一”事变。离蒋介石老家更近的宁波，是在上海的陈群、杨虎带着一班打手到来之后遭难的。他们审问革命人士时，施用残酷的肉刑和野蛮的斩刑。共产党员杨眉山（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王鲲（总工会主席）被斩首，女共产党员胡焦琴先被刺胸再枪杀。成千的人被投入狱中，很多农民被地主挖眼割舌，火烧和活埋处死。南京政府成立后，由张静江、蒋介石、何应钦、周凤歧等出任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4月27日浙江省政府宣布成立，并推张静江任省政府主席。宣中华、安体诚等著名中共领导人均被捕牺牲。

        安徽：反共清党，于3月19日蒋介石自九江进驻安庆即已开始。“三二三”事件乃安徽全面“清党”的先声。经此事变后，中共在安徽的力量损失殆尽。“四一二”政变后，安徽的反共势力更是穷凶极恶，于4月14日晚紧急开会，第二天便开始行动——绸布业工会召开成立大会，第十军部队与反动组织鲁班阁总工会按事先部署冲入会场，逮捕共产党人，击伤与会者无数。据安徽总工会常务委员、共产党人舒传贤向武汉中央报告：该会会员江益裕左臂中弹，受棒伤者无数，失踪者10余人，被捕者7人。

        四川：3月31日，重庆工、农、商、学各界3万余人在打枪坝召开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骨干均参加了大会。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的秘密电令，指使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包围会场，向集会群众开枪扫射，一时血流遍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这就是重庆的“三三一”惨案。著名共产党人杨圈公、陈达三、张思古、漆南勋、程兼渊等均被捕遇害。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杨道融报告：死者在400人以上；工人的纠察队几乎全部被歼灭。

        北京：跌至穷途末路盘踞北京的红胡子张作霖，在蒋介石的公开叛变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月英帝国主义居中牵线后，他们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4月6日派军警袭击了苏联驻中国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正在西院屋内伏案工作的李大钊，国民党左派路友于等人亦被跟踪逮捕。4月28日上午，经警察厅仓促“军法会审”，即将李大钊等20人押送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4月30日的《申报》报道：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内有绞刑台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钟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捐兰也，面皆俯向下，皮肤惨白，颈或有红痕者，头发无不蓬乱，衣多布衣，履多革履，一望固知其为青年学生也。

        对共产党人的清洗甚至波及到海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巴黎支部的反共人士闻风而动，于4月24日首先发难，召开紧急大会，发表反共宣言，驱逐共产党人。翌日，德国支部亦照此办理，反污共产党人“叛党叛国”。4月28日，沙都古、青田、比映古、马赛、匈牙利、西班牙、土耳其、古落梅等支部的反共人士宣布赞成“驱共”。4月29日，巴黎、青田、沙都古等地的反共势力相互勾结，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改组筹备处”，并发表改组总支部意见书。截至5月初，里昂、比国、哥城、蒙伯里等支部的反共势力开始了“清党”行动，约有50名共产党人被驱逐。6月14日，南京中央清党委员会议派出5人，组织海外清党委员会，开始对海外的共产党人步步紧逼……

        一名参加过“清党”后来又于心不安的国民党员，对“四一二”大屠杀曾说过这样的话：整个国家政治就从此颠倒矛盾，一切灾祸亦接踵而至。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绝后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不至于此。国民党之最大罪恶为“清党”，剿灭民族生命力之“清党”为此后国民党一切犯罪之总根源。

        回想龙华倒下的一排排尸体，回想钉进李大钊指甲缝的竹签子，和那些被活活扔进火车头锅炉里的纠察队队员们，一个“参与者”尚能认识如此，共产党人还有什么话说？历史已经到了最后的抉择。

        1927年的“倒春寒”比哪年来得都狠长，共产党人在料峭的寒风里，浑身像被冰雪之甲紧箍得透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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