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的时候，托尔斯泰开始写。这可是着手撰写一部巨著的绝好年龄。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作家应该熟知自身的手法技巧，拥有广泛的人生体验，也依然具有充分的思想活力，而创造力亦处于巅峰时期。托尔斯泰选择描述的时代是拿破仑战争时期，高潮是拿破仑侵占俄国、莫斯科大火，以及法军的溃败和覆亡。当他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个贵族家庭生活的故事，历史事件仅仅用来充当背景。故事中的人物将会经历各种磨难，精神上因之受到深刻的影响，在千辛万苦之后最终拥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只是在写的过程当中，托尔斯泰才把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到交战国之间的宏大战争上，并构思出被庄重地称为历史哲学的理念。以赛亚·伯林出版了一本极有趣也深具启发意义的小书，叫做《刺猬与狐狸》，他在书中表明：在这个本人现在必须简单涉及的题目上，托尔斯泰的思想乃是受到了杰出外交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一本名叫《圣彼得堡的夜晚》的著作的启发。这倒并非是败坏托尔斯泰的名誉。小说家的工作并不是创造思想，而是塑造为其充当原型的人物。思想就摆在那儿，如同人类及其城乡环境、生活事件一样（事实上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可以拿来为之所用，目的就是创作出一部艺术品。读过伯林先生的书之后，我感觉必须得看《圣彼得堡的夜晚》这本书。托尔斯泰在结尾的第二部分精心提出的观点，德·迈斯特用了三页进行阐释，其要点包含在这句话里：“C''est l''opinion qui perd les batailles，et c''est l''opinion qui les gagne.”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都目睹过战争，其自身经历使得他能够对小说中各色人物所参加的各种战争场面进行生动的描绘。他所观察到的，同迈斯特的观点十分相符。但他写出来的部分非常啰嗦，还有点难懂，我觉得我们从故事进程中的只言片语和安德烈公爵的思考当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想法。我顺便再插一句：这是一个小说家传达自身思想最为适当的方法。

        托尔斯泰的想法是，由于机缘巧合、情况不明、判断失误、偶然事故，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确的战略战术，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天才。影响历史进程的，并非通常以为的那些伟大人物，而是一种贯穿诸国、不知不觉间驱使他们获胜或失败的神秘力量。领军者所处的位置，如同一匹套在马车之上、朝着山下开始全速疾奔的马——在某个时刻，马并不知晓到底是自己在拉着车跑，还是车逼着自己不跑不行。拿破仑打胜仗，靠的不是战术或者手下的大军，因为他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要么由于局势有变，要么由于命令没有及时传达），而且因为敌军深信败局已定，于是放弃了战场。结局如何取决于一千个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其自由意志而言，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所为对某某事件结果的影响，并不比一个新征进来、被迫为他们打仗的列兵大到哪儿去。”“那些所谓的伟人实际都是历史的标签，他们的名字跟历史事件挂起钩来，但却不像标签上所说的那样跟史实有多大关系。”在托尔斯泰眼里，他们不过是些雕像而已，被时势所左右，既不能抗拒也无力控制。这里无疑有些让人迷惑之处。我看不出他该如何协调事件之“命中注定、无法抗拒的必然性”和“机会变幻莫测的偶然性”；因为当命运推门直入时，机会就会飞出窗外。

        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缘于其贬低拿破仑的愿望，至少部分上是这样的。拿破仑很少亲自出现在的故事中，就是出现了，似乎也显得微不足道、容易上当、愚蠢可笑。托尔斯泰称他是“历史中的微小工具，从未显示出任何男性尊严，哪怕是在流放的时候也如此”。连俄国人居然也把他视为大人物，托尔斯泰为此感到非常愤慨。他连个像样的骑马架势都没有。在这里，我最后停一下。法国革命造就了一批像科西嘉律师的儿子一样雄心勃勃、聪明果敢的年轻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单单就是这个其貌不扬、带着外地口音、无钱无势的年轻人一路走来，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成为法国的独裁统治者，继而将半个欧洲纳于麾下？假如你看到一名桥牌选手赢得了国际锦标赛，或许会将之归于他运气好，或者同伴出色；可是不管其同伴是何许人也，他多少年来还能够一胜再胜的话，我们无疑应当干脆承认，他对比赛拥有特殊能力和卓越才华，而不要说什么他取胜全是因为之前的偶然事件所带来的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压力。我本该想到，一个伟大的将军，就像一名优秀的桥牌选手一样，需要集以下素质于一身，即知识、眼力、勇气、衡量形势的智慧、判断敌方心理的直觉。拿破仑的确得到了天时之利，但如果否认他运用天时的才华，那就只能说是心存偏见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有损于的力量和趣味。书中叙事如同日内瓦的隆河那湍流的河水流向平静的莱曼湖，让你心生感佩。据说全书总共有大约五百个人物，全都自足自立。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关注点不像大多数小说那样放在两三个人、甚至一群人身上，而是放在四个贵族家庭的成员身上：罗斯托夫家、保尔康斯基家、库拉金家和别祖霍夫家。如书名所示，小说涉及的就是战争与和平，这是展现书中人物命运的背景，其对比十分鲜明。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当作品的主题要求他必须涉及各不相同的事件、一个以上的群体时，困难之一就是如何让事件之间、群体之间的过渡显得真实可信，好让读者服服帖帖地接受。假如作者成功做到这一点，读者就会感觉：他所获悉的一整套环境和人物都是自己必须知道的，于是就愿意获悉他们一时还未知道的其他环境和人物的情况。总体来说，托尔斯泰想方设法，巧妙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让你感觉自己所遵循的是一条叙事线索。

        同其他小说作家惯常的做法一样，他是以自己认识或听说的人来构思书中人物的，然而他似乎并不只是利用这些人物作为自己编造作品的原型，而是十分忠实地刻画他们。挥霍无度的罗斯托夫伯爵是取自其祖父的形象，尼古拉·罗斯托夫是他的父亲，而可怜又可爱、相貌丑陋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则是他的母亲。时而也有人认为：在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这两人身上，托尔斯泰心里想的是自己；要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说托尔斯泰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之处，通过以自己为原型塑造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是想弄清和搞懂自身的性格，想来也不算是捕风捉影。

        不管是彼埃尔还是安德烈公爵，都爱上了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托尔斯泰把她塑造成了小说中最惹人喜欢的人物。没有什么比刻画一个既迷人又有趣的年轻姑娘更为困难的了。通常而言，小说中的女孩子全都了无趣味（中的阿米莉亚）、自命不凡（中的范妮）、过分聪明（《利己主义者》中的康斯坦尼娅·达累姆），或者就是小笨蛋（中的朵拉），要么是傻乎乎的卖弄风情之女，或者就单纯得让人难以置信。她们在小说家手里不好处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幼小的年纪，个性尚未充分发展。同样，一个画家，要想把一张脸画得有趣味，只有在人生、思想、爱情、苦难的变化赋予其性格时才有可能。在画女孩子的时候，最佳方式便是展示她青春的魅力和美貌。然而娜塔莎却完全地真实自然。她亲切和蔼，敏感而富有同情心，颇有些孩子气，却又有女人味，耽于理想，性子急，心肠热，固执己见，反复无常，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迷人。托尔斯泰塑造过众多的女性，她们都无比真实，但从没有哪个像娜塔莎一样赢得读者的喜爱。她的原型是托尔斯泰妻子的妹妹塔尼娅·别尔斯，他很为她而倾倒，就如查尔斯·狄更斯醉心于自己妻子的妹妹玛丽·贺加斯一样。多么引人深思的类似啊！

        在深爱她的两个男人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身上，托尔斯泰寄托了自身对生命意义和目标的热情追求。安德烈公爵尤为如此。他可说是当时俄国的普遍情形的产物。他拥有丰厚的家财和庞大的地产，还有一大帮农奴任由他驱使，要是哪个惹他不高兴了，他可以剥光其衣服一顿鞭打，或者夺走其妻子儿女，将其送到军中服兵役。假若哪个女孩儿或是妇人合他的口味，他可以派人把她领来供自己享乐。安德烈公爵长相英俊，面部轮廓清晰，一双慵懒的眼睛，一副厌倦的神情。实际上，他就是浪漫小说中“长相漂亮的恶魔”。这个英勇的人物很为自己的门第和地位感到自豪，他品格高尚，可是目中无人、独断专行、气量狭窄、不讲道理。他对身份相同的人冷淡而傲慢，而对下属则是屈尊俯就、亲切和善。他才智过人，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托尔斯泰是这样妙笔形容他的：“当安德烈公爵有机会指导年轻人并且帮助他们在上流社会取得成就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了。因为骄傲自负，他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但却在帮助别人的借口下，去接近那些获得成就并且吸引他的人。”

        彼埃尔是个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人物。他是个身材高大、长相丑陋的人，近视得很厉害，必须戴着眼镜才行，而且长得很胖。他能吃能喝，玩弄女人颇有一手。他笨手笨脚、没有心眼，可是性情和善、真挚诚恳、体贴别人、没有私心，所以只要认识他，必定就会喜欢上他。他很有钱，任由一群逢迎之徒将手伸进自己的腰包，也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值得交往。他是个好赌之徒，而且在自己所属的莫斯科贵族俱乐部里，被那些贵族会员无情地欺骗。他稀里糊涂地早早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而对方嫁给他只是看中了他的钱财，她鲜廉寡耻，跟别人私通。在同妻子的情人进行了一场奇怪的决斗之后，彼埃尔离开了她，去往彼得堡，路上碰巧遇见一个神秘的老人，此人原来是共济会成员。两人攀谈起来，彼埃尔坦言自己不信上帝。“假使上帝不存在的话，我们根本就无法谈论他，”老人答道，并且接着向彼埃尔讲起了所谓从本体论上证明上帝存在的基本形式。这本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提出来的，内容如下：我们把上帝解释为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实体，而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实体一定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同样伟大的实体存在。据此可以推出：上帝一定存在。这一论证遭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摒弃和康德的推翻，但却说服了彼埃尔，抵达彼得堡不久，他就被接纳进共济会。当然在小说里，事件（无论是具体的还是精神上的）必须要进行压缩，否则小说就永无完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须一两页就得讲完，除了作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他一切内容都要统统删掉；情感的改变亦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感觉托尔斯泰有点过头了；如此突兀的转变让彼埃尔显得异常单薄。可作为其结果，他想要结束放荡的生活，决定返回庄园、释放农奴、全身心地致力于他们的福祉。如同被赌友欺骗一样，他又被管家给蒙骗了，原先的善意全都受挫。由于缺乏毅力，他的慈善计划大多以失败告终，他又过起了原先的懒散生活。由于发现同仁们仅仅注重外在形式，依附共济会“只是为了结交富人，并从这种结交当中获取利益”，他对共济会的热情日渐减少。身心疲倦的他重新又开始赌钱酗酒、乱搞女人。

        彼埃尔很清楚自己的缺点，对其痛恨至极，但却缺乏顽强的毅力来改正它们。他是个谦虚、善良、和蔼的家伙，可奇怪的是，此人没什么判断力。他在波罗金诺战役中的表现可说是蠢到了家。身为一介平民，他却驾着马车冲向战场，挡着所有人的道，实在惹人讨厌，而到最后为了逃命，他又仓皇跑掉。在莫斯科大疏散的时候，他却留了下来，被作为纵火犯逮了起来，并被判处死刑。后来，罪刑赦免，他被关押起来。当法国军队开始悲惨地撤退时，他和其他犯人被押解同行，最后被一群游击队员解救。

        想要搞清楚这个人是很难的。他善良谦逊，性格和蔼，可也软弱不堪。我敢肯定这个人物非常真实。我觉得应当把他视为的男主人公，因为他在最后娶到了可爱迷人、称心如意的娜塔莎。我猜想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他是带着亲切而同情的笔触来写他的；但我不明白，有没有必要把他刻画得如此蠢笨。

        在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里（尤其是该书的写作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作者有时候才思不济也是无法避免的。托尔斯泰在小说结尾描述了从莫斯科撤退以及拿破仑军队的覆亡，可是这一部分长篇（无疑也很必要）的叙述，却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把大量读者早已知晓的事情予以告知，除非有的读者对历史极度无知。其结果便是缺乏悬念，而悬念可以驱使读者急于翻开书页、了解后事；于是，尽管托尔斯泰所讲的故事非常痛苦、生动、悲惨，读者却有些不胜其烦。他利用这些章节把各个零碎的细枝末节串连起来，但我以为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引出一个新的人物，此人对彼埃尔的精神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彼埃尔的狱友柏拉图·卡拉塔耶夫，他是个农奴，由于偷盗木材而被判在军中服役。在那个时代，他属于引起俄国知识分子极度关注的那类人。他们生活在极端专制之下，深知贵族生活之空洞琐屑、商人阶级之无知狭隘，他们已然认识到，要拯救俄国，靠的是被压迫者和受折磨的农民。在中，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对自身阶级感到心灰意冷的他，是如何求助于那些老信徒，以寻求赋予生命意义的善良和信仰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有奸商也有良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定只有在农民当中才有美德，这只不过是文学上的错觉。

        托尔斯泰对普通士兵的刻画，可算是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刻画之一了。难怪彼埃尔会被他吸引。柏拉图·卡拉塔耶夫爱所有的人，他毫无私心，心甘情愿地忍受艰难险阻。他的品性和蔼而高尚，彼埃尔一如既往地容易受到影响，他看到了柏拉图身上的善良，于是自己也开始相信起善良来：“曾经分崩离析的世界再次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具有一种全新的美感，立足于一种全新的、不可撼动的基础。”从柏拉图·卡拉塔耶夫那里，彼埃尔认识到“人类幸福只能从内心找寻，来自对人类简单需要的满足，不幸的根源不是贫穷，而是过于富足，生命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面对的”。最终，他发现自己拥有了多年来一直都在找寻却从未找到的内心平和与宁静。

        假若有些读者感觉托尔斯泰对撤军部分的描写没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一遗憾将在尾声的第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弥补。这可真是个精彩的创新。

        老一代的小说家往往把该讲的故事讲完了，又告诉读者主要人物后来的遭遇。读者会得知：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景况很好，生了多少多少个孩子，而书中的恶人，倘若未在结尾被干掉的话，则必定生活窘迫，娶了个爱唠叨的老婆，可谓恶有恶报。可是这样一两页就交待了实在是敷衍了事，读者会产生这么一个印象：这只是作者不屑地丢给自己的一个抚慰之物。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还是要把尾声部分写得具有真正的价值。七年过去了，读者被带到了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家里，他已经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还生了孩子。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役中身负重伤。尼古拉斯娶的正是他的妹妹。彼埃尔的妻子在入侵时死得甚为合宜，这样他便得以娶到爱慕已久的娜塔莎。他们也有了孩子，两人彼此恩爱，可是天哪，他们变得多么乏味，真是老生常谈啊！在遭受风险、承受痛苦之后，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起了舒适的中年生活。如此温柔甜美、不可预知、惹人喜爱的娜塔莎，如今却成了一个大惊小怪、挑剔苛刻、脾气暴躁的家庭主妇。曾经英勇侠义、热情奔放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也已经变成一个固执己见的乡绅；而彼埃尔则比以前更加肥胖，他依然温厚和蔼，却不比以前聪明丁点。大团圆式的结局实则可悲得很。我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这么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他清楚结果定将如此，而自己必须讲述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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