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问题，是船票。船票价钱也跟着其他物价往上涨，一些犹太难民得到了美国亲友的经济担保书，但因为买不起船票还一直在上海搁浅。我们家附近的马路上出现犹太人的流动货摊，卖手织花边，卖头发饰物，卖丝绸假花，都是犹太妻子们在帮丈夫挣收入，其中一些是为了集资买逃出上海的船票。有的女人胆子大一些，到下只角的中国贫民地界去买长筒袜、丝绸衬衫和领带之类的零售物品，再贩到高档住宅区去，赚每件东西的差价。彼得告诉我，他母亲就常常去南市区买绸料，再让一个伞匠替她加工成欧洲式样的洋伞，拿到霞飞路上去卖。有时她还带着彼得的妹妹到洋房区挨户去敲门，向阔绰的英国、法国女主人兜售工艺品似的洋伞。

        在杰克布看到的犹太小贩中，或许就有彼得的母亲。他们皮肤晒焦了，鞋子的后跟磨斜了，指甲缝里是上海的污垢。杰克布被如此的求生精神惊呆了。当他为难地对小贩们耸耸肩、摇摇头，小贩们马上知趣地走开，一种朝着无望更走近了一步的笑容在他们脸上浮起。正是这种笑容要了杰克布的命。他在小贩走了很远还被他（或她）认命并且不失尊严的微笑定在那里，半天不知东南西北。

        杰克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和难民们闲聊。他在虹口区走了几趟就把舟山路走成了他的故里。他会走进一个个课堂，里面都是些老学生，五十岁以上，没有体力出去走街串巷做小贩，在中国人的工厂也没力气可卖，于是就戴着老花镜学起了裁剪或者木工或者草编。杰克布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柏林同乡，找到了跟他父母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一旦跟那些人谈起他儿时崇拜的足球明星，不管对方多大年纪，他马上把他们谈成他的发小。

        杰克布的闲聊对象是教授、律师、建筑师、影剧或话剧明星。他们眼下动着上了岁数而僵硬的手指头编结草帽辫，或在老花镜后面瞪着一起一落的缝纫针，要么就守着个难得有人光顾的杂货摊。稍微年轻的人运气好些，能到浦东的英国船厂，或中国人的火柴厂碰运气。英国和中国老板肯用他们，他们就非常知足。中国工人比他们更认命知福，做的活儿比他们更重，挣的钱却比他们更可怜。

        杰克布在闲聊之后回到家，告诉我，他发现那些前教授前律师们的衬衫是如何拼凑的：领子和袖口是维护体面的关键，因此他们的妻子（或老母亲）把袖口和领子拆下来，把磨烂的表层翻到里面，再装上去。两面都磨烂了，只好让衬衫们自相残杀，大卸八块，把肢解下来的完好部分拼接起来。然后他们穿着熨得笔挺的衬衫七巧板出现在中国人的车间或办公室，该儒雅还是儒雅。

        杰克布似乎忘了他来上海干什么。我向他讲述的上海简直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旧金山，人人都野蛮淘金。杰克布来上海就像当年全世界的人投奔美国西部。他到虹口本来是为了发现生意机遇。那些把钻石或金子藏在鞋跟里、孩子的玩具里甚至假肢、假眼球里的犹太难民，也有投资成功一夜间混成大亨的，但凤毛麟角。杰克布没找到任何机遇，却把他父母给他的钱糟蹋得所剩无几。

        一个月过去，眼看战火往地球上最大的水域蔓延而来。人们都知道罗斯福总统和日本首相的谈判礼貌地破裂了。船票开始紧缺，每艘驶出上海的邮轮都超载，上面塞满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怕美日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他们会陷在上海，做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人质。

        靠杰克布自来熟的性格，他居然带着我去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了。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去的第一个活动是一家难民开设的阅览室剪彩。从儿童读物到宗教、哲学经典，阅览室募集到十多种语言的书籍，供人租赁和当场阅览。阅览室的房子在三角地菜市场附近，本来是最热闹也最混乱的地段，但在1937年日本空袭后，三角地菜市场被炸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后来经过大致修建，租给了犹太难民。所以除了阴魂不散的菜场垃圾气味之外，也算热闹而不失秩序。

        阅览室有上下两层楼，楼下地基很低，三分之一埋在街面下，门口做了防水排水工程，以防虹口恶名极大的水患。我和杰克布挤坐在中国式的窄长板凳上，听人用德语朗诵自己写的诗歌。所有人都是即兴上台表演自己的作品，气氛是温存而肃穆的，一时间我忘了可能出现的彼得，忘了我必须在彼得面前巧妙地介绍杰克布，必须为杰克布胡编一个身份，反过来，我也必须在介绍彼得时，不暴露我的图谋。关键是绝不能让杰克布看出我只拿他做一件牺牲品，他存在的价值仅为了顶替彼得，顶替他留在上海忍受饥荒和日本人，因为从太平洋上来的战火最终会封锁上海。

        阅览室里的人们似乎也忘了许许多多：难民营里越来越小的面包，稀薄得可以当镜子的汤，持续下降的体重，以及那场刚刚带走了十几条性命的伤寒。我周围都是穿着熨得一丝不苟的旧西装、许久没有洗过澡的难民们。高涨的热情把体味蒸发上去，这才让你发现这是个多么可怕的读书环境，几乎会毒死在其他同伴的体味中。窗子被封上了，因为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墙角装了两个换气扇，主人只舍得打开一个，从那里旋转进来的空气被上百副奋力鼓动的肺叶争抢着。

        杰克布却什么都意识不到，他睁着两只过分热情的眼睛，朝一个朗诵者张望，又朝周围每一张面孔张望。我对他的耳朵说了一句话，他转过脸，报以精力过盛的人特有的那种笑容。他显然没听见我的话。我说的是：听说一家犹太难民自杀的事情吗？包括一个半岁大的婴儿……

        杰克布听见了，一直欢欣鼓舞的脸暗下来，忙个不停的眼睛盯在我脸上。他问我是听谁说的。我后悔了，我可真会挑地方来讨论这桩事。他还是追问不休，我只能告诉他，因为这家人觉得太平洋上一开仗，他们退路出路全没了。与其在上海慢慢饿死，不如把所有过冬衣服当掉，把钱买成黄油牛肉，一顿吃完，吃饱，饱得要吐，然后吞下敌敌畏暖洋洋死作一团。

        他问我听谁说的。我是听彼得说的，但我当然撒谎说听一个犹太难民的治安员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听了一礼拜了。那为什么一直瞒着？这怎么叫瞒着？犹太难民的事，听听就过去了，谁存心瞒呢？好像这事特别新鲜似的。

        他看着我，说：你不是不认识犹太难民吗？

        就像一般心怀鬼胎的人在此刻都会反应过度一样，我大声说：你什么意思？

        他不说话了，转过脸去听一个老头朗读他自己写的诗歌。

        从阅览室出来，天快黑了。

        杰克布突然说：我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我对你是基本诚实的。

        我说：谢谢！

        你一听就知道我是在骂人。可以听成：谁稀罕你诚实！

        他说：我觉得你还有事瞒着我。

        你是知道的，英文把隐瞒说成隐藏。隐瞒是话语的疑点，隐藏听上去整个人都可疑。

        我以心虚人特有的过激语气争执，说难道认识一两个犹太难民是罪恶？何必隐藏？

        我这时的心理是这样的，杰克布任何带刺伤性的语言，都让我舒服。我要对他大大地造一次孽，等同于置他于死地。他的语言越有虐待性我就越欢迎，什么欺骗、撒谎、隐藏，这些词汇来得狠毒，我欠杰克布的债务就勾销一点。勾销一点是一点，我真希望他在我心目中坚守住他人渣的地位，千万别变，对一个人渣，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榨取价值，然后践踏，然后摒弃。人渣假如还能有点可榨取的价值，用于一个高贵的生命，这该是人渣感到有幸之处。好吧，杰克布，来吧，语言还不行，不够流气，远远不如他在旧金山爱尔兰酒吧里的语言符合人渣的角色。

        杰克布把脸对着一棵叶子落了多半的英国槐树。

        我站在他侧后方，看着他剪裁可体的法兰绒大衣。他为上海之行真是置办了不少行头，花他医生哥哥和律师哥哥的钱，反正是花惯了。他为阅览剪彩和随后的诗歌朗诵会打扮了一番。其实他这副打扮站在阅览室黑洞洞的空间里，与一群变卖东西填肚子，变卖得只剩一套破西服的难民们为伍已经是厚颜无耻。

        虹口公园里暮色四合，树丛里，某人在小号上校音和试奏。天暖的时候，工部局常常在这里举行露天音乐会，我和彼得来过几次。

        杰克布的太阳穴一跳一蹦。我从来没注意到他面孔上会出现这些脱出他控制的小动作。他从轮船上得到上百张名片，每张名片都是他的敲门砖。他住在我家里样样都不碍事，就是整天占着电话让凯瑟琳的女友打不进来，而让凯瑟琳撅起嘴和他娇滴滴地抱怨：I    telepoo！这些敲门砖还是有用的，几乎天天给他工作面谈的机会，但他像我一样爱逍遥，难以遵守纪律，什么工作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混够几天饭钱，就异想天开要弄一笔资本做一桩大事。所以在虹口公园的这个冬天傍晚，他太阳穴蹦跳不已，就是他跃跃欲试做一桩大事的模样。可惜的只是他一直不知道这桩大事是什么。

        这时我看着让那桩未知的大事情烧灼的杰克布，心想他刚刚辞退了一个老板，下一个饭碗还不知去哪里找。他的律师大哥和医生二哥一定受够了他：他又打电报去向他们借钱，一大笔电报费花在他信誓旦旦的还债保证上。

        从虹口公园回家的电车上，我看见杰克布掏出他西服暗袋里的钱夹时，连同护照一块儿掏出来了。美国护照。我很想要过来看看，却又做贼心虚。他在临出国前慌张地办理了护照。拍护照相片时，我站在摄影机侧面后方，欣赏灯光下自己一手炮制的“彼得第二”。彼得穿西装花样不多，只穿深色的，式样古典，有些老气横秋。体现彼得的活力的，是堆在他额前又黑又厚、自由自在的头发。一根根发丝都有动作，有表达力。假如说彼得从脖子以下看是个银行家或公司主管，那么脖子以上呢，他是个钢琴家或业余剧社演员，节奏音调或语气表情全在他年轻的头发上。所以我亲自动手把杰克布的栗色头发弄得蓬松，弄成彼得的。在快门就要按下的刹那，我说等等，又跑到杰克布前面，再次把他额前的头发刨了几下，让一绺头发耷拉到他眉毛上。照片贴在护照上我只看过一眼。什么都混得过去，只有眼睛那么不同。即便把杰克布的眼圈扩大，描黑，植上足够的睫毛，也不能把它们变成彼得的。彼得的眼神只能偶尔从以《圣经》为主题的古典画中看到。被委屈了的，被误解了的，被虐待了的，这么一个灵魂，他还是为你的粗野愚昧而难为情。因为他知道，你对你的粗鄙也没办法，一切天性使然，这正是他为你窘迫的地方。

        杰克布对什么都吊儿郎当不拘小节，但护照却时时揣在贴身口袋里。我需要费些力气才能把它拿到手。一切要快，一旦窃取到他的护照，就要马上登上去加拿大的船。

        你看，我把什么都想好了。从加拿大混入美国，很容易。唐人街早期没女人，人贩子把上千妓女从加拿大边境线走私到美国。如果我带彼得乘船直接入境美国，他也许会在海关落网，因为丢失了护照的杰克布一定会挂失，一旦挂失的护照号在一个多月后出现在美国口岸移民局官员的记录上，就用不着狡辩了。我呢，在移民官眼里，就是个人口走私主凶。

        乘船到温哥华，再从陆路混入美国国境，应该是一条万无一失的路线。为了把彼得带出战火正在封锁的上海，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能想象吗？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会那么有心计，把后来了不起的杰克布·艾德勒一步步诱入他将发挥功用的方位。现在只差一步，你就该看到他怎样不自觉地发挥他牺牲品的功用了。

        因为我常常和杰克布在一起，和彼得的约会自然少了。我对自己的住处支吾搪塞，说住在亲戚家，我怕他突然造访我家，出现在杰克布面前。那时我在两个男人之间踩钢丝，摇摇摆摆地迈着每一步。有时快要进入睡眠，却突然“轰”地一下醒来，发现自己两手紧紧攥成拳，拳头松开，手心全是汗。这个时候，我就想不顾一切地去见彼得。

        杰克布时常独自出门，夜里很晚不归，我从不向他打听什么。报纸上天天能读到局势评论。日本人也到处散发宣传品，在他们和美国人彻底翻脸之前，他们还想尽量把舆论铺垫做好。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不时从房顶上过去的飞机声响都没有让我警觉，想到这个冬天夜晚的反常。

        隔壁的英国人家在院子里焚烧什么东西，烟从我的窗缝溢进来。每个逃离上海的人都是先喝完贮存的酒，再烧毁所有带字的纸张。主人们在房子内开Party，仆人们在院子里焚烧纸张，所有带字的纸张，如同送亡灵上路。这个高档社区，你听见谁家留声机响得通宵达旦，鼎沸的谈话声通宵达旦，那就是在告别上海的好日子。在上海做上海人的主子做了多年，最后的上海良宵将非常怀旧感伤。上海是个谁来都要做它主子的地方，因此谁走都会舍不得它，舍不得做主子的好日子。

        两三架飞机飞得很低，天花板都让它们给震动了。我披上衣服，两脚摸黑蹬进鞋子。

        我是个由着性子来的人。年轻时长辈们对此有不少恶评。一旦我热血冲头，非得痛快一下，什么也挡不住我。我就是在这个热血冲头的时刻跳下床，跳上路口的黄包车，直奔虹口。今夜我必须看到彼得。

        那时一定是十点过后。街上已没什么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爱寻欢作乐的美国人一多半都逃离了上海。路过一两家舞厅，门口静静的，霓虹灯自讨没趣地闪动。听说有一家舞厅在日本人组织的防空演习中手脚不麻利，没把灯光用黑窗帘遮挡严实，被日本人封了门。远处，横过来的西藏路上，一辆卡车蒙着帆布飞快开过去，是日本人的军用卡车。帆布下面货色统一，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接着，又是一辆卡车开过去。黄包车夫慢下来，跟我一样，听着黑夜里藏着的隆隆卡车声响，许多卡车，由远而近，从模糊到清晰。

        到了这一刻，我还没感到什么了不得的兆头。其实正是我看着十来辆日本军车开过的那一刻，成群的日本飞机正在飞越太平洋，向东南飞。黑暗的天空里全是发动机的声音。

        我坐在黄包车上东想西想。我在想彼得一直没有把我引见给他父母。自从我回到上海，身边有个杰克布，仿佛做了亏心事，怕自己不再是表里如一的纯情女郎，就不再催问彼得带我回家的事。后会有期，来日方长，是我那个时候常对自己说的话。彼得和我，在相遇之前的那段历史，已经不加取舍地被彼此接受，何况我们的未来，那是被我们的过去注定的未来。

        黄包车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条街时，已经接近午夜。我不能确定彼得家具体在哪个门洞，因此只得站在带阳台的那一边弄堂里，等着运气降临。也许碰上晚归的邻居，会告诉我寇恩家的门牌号。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夜晚，只是舞台调度相反。我那时真是个无救的小布尔乔亚。

        弄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有一家开了盏蜡黄的灯，灯下无非是个读书或者玩儿单人牌戏的夜猫子。

        我越站越冷，脚趾头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狭窄的夜空不时飞过几架飞机。我顾不得脸面了，跑到那家有灯的门口去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个俄国男人，五六十岁，一具多毛臃肿的身体，一个多肉的脑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灵机一动，脱口就抱歉，说自己按错了门铃，以为这是寇恩家的门。俄国男人问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么。他却说，寇恩有两家，前面弄堂里还有一家。这条弄堂里的寇恩刚死了一个儿子。自杀身亡。彼得·寇恩吗？不，好像叫大卫·寇恩。

        我想起来了，彼得在讲到他们的奥地利故居时，总说大卫养了一只鸽子，一直跟着他们的火车飞……大卫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卫到邻居家向那对宠爱他的老夫妇告别，但他们没有开门……

        我都不知道俄国男人什么时候关上了门，也不知道我在关上的门前站了多久，面孔离门只有半尺。大卫才十八岁呀。大卫还有一大段人生没被启开，就不愿再去启开它了。大卫都不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就走了。

        我对自己猛烈谴责：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彼得，我在这两个星期里干什么？陪着杰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厢，逛犹太难民区，听他大而无当地发表有关迫害、种族的宏论。这两个星期的历史应该改写：我和彼得全家相会，跟大卫聊得很开心，聊美国的拳击和篮球，聊百老汇肤浅快乐的歌舞剧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园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辽阔，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圆滚滚的屁股。我可以让他看到他们家并没有那么无助，或许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条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国了，不是吗？一旦买得起船票就去，然后寇恩一家整盘棋都活了，不是吗，大卫？

        设想一下寇恩家现在的气氛吧。我该做什么？最应该做的是让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静静地把最无法忍受的忍受过去。换了我，这时有个外人来啰里啰唆地安慰我，我会对她说：饶了我，别理我吧。

        我又回到静安寺大街上。国际饭店门口也没有一辆车。这可有点不对劲。我鬼使神差地走进门，上了电梯。我不想立刻回去睡觉。彼得的弟弟自杀了，我需要定定神，理理心里的头绪。进了酒吧，我坐了一阵，希望能碰上一个不太讨厌的男人请我喝杯葡萄酒。结果我自己买了一杯最便宜的酒，紧一阵慢一阵地想着彼得一家的不幸。哪里冷清也冷清不到国际饭店，这天夜里酒吧却没几个人。美国人英国人走了，法国人日本人不会停止过日子啊。他们过日子就必须来这里消遣，交换消息，拉扯生意关系。清晨时分，我有点困了，走出饭店叫了一辆黄包车。

        我记得黄包车从国际饭店跑出去两百多米的时候，身后的黄浦江边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现在我告诉你那是炮声，其实当时我根本听不出那是什么声响。天崩地裂，五雷轰顶，就是我当时的感觉。黄包车夫“哦哟”了一声，身子向后仰，两脚使劲搓着地，生怕车子在减速时翻掉。与此同时，我不知自己在叫喊什么。我一定叫喊了什么。车夫停下来，回过头看，嘴巴张得老大。炮声把我的声音压住了。我一定喊了什么，因为车夫飞奔起来，从大马路拐弯也不减速，人和路面跑成了七十五度斜角。家家户户都装聋作哑，炮声里，一条街的玻璃窗都在咯咯吱吱打战。

        炮声停止了，黄包车夫的喘息声在我知觉中越来越响。车子停在一大摊污水旁，路面陷进去一段，积下了头一天傍晚的雨水。熟悉的邻区在此时完全是陌生的。所有窗子黢黑紧闭，所有观望的、恐惧的面孔大概都藏在窗帘后面。

        还没走进家门就听见无线电寻找波段的嘈杂之声。

        见我进门，杰克布从沙发上欠起半躺的身体，两束目光拒我于千里之外。他摇身一变成了主人，要对我开审。他说什么理由都不能弥补我的过失——日本刚刚轰炸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和日本开战了，这样的时候我出去找死！他急得喝下一瓶滋味如下水道污水的烹饪黄酒！

        凯瑟琳和顾妈都帮他的腔。炮响的时候，她们发现我不在卧室里，都急疯了。两个女人见我毫发未损地回来，叫着说天真冷啊，同时缩起身体抱紧胳膊各自回去睡了。世界大战发生在这一刻，但她们看不出它的重大意义，也看不出事情还能往哪里恶化，米价还能往哪里涨。

        我也正要上楼，杰克布走上来。他的劲头加酒的劲头，一下子全在那一搂抱上。他重手重脚地紧紧抱着我，就像扳手拧紧螺丝帽那样，紧得微微哆嗦。他和我都穿着厚厚的冬衣，但那哆嗦还是哆嗦到我肉体里。杰克布的表白就是这样，没有甜言蜜语，但让你从骨头缝里都明白他表白了什么。他问我怎么能在如此危险的夜里跑出去。我说美国总统一定都让日本的突袭弄得措手不及，谁会预知这个夜晚藏着那么大的祸心。他不放过我，说这是个天天有人莫名其妙被捕或失踪的邪恶城市，难道一个年轻正派、精神正常的女人可以只身来往吗？我说我有爸爸，不需要第二个爸爸。

        这种时刻，一切都大乱。有些东西是扯不清的，意愿非意愿、理性或感官，你以为你恪守心灵的从一，但心灵也是肉体的一部分，心灵首先是血肉组成，到了杰克布和我紧密相偎的一刻，什么也扯不清了。

        我最不懂得自己的，是常常在杰克布面前流眼泪，这时他任凭我流泪。我不告诉他我为什么流眼泪，但他知道我的泪水是为夜里外出得到的某个消息而流，无非是某人死了。每天都在死人，死人是顶不新鲜的事，门口街上刚刚看到一只手伸上来接你施舍的一枚铜板，等你一个差事办完回来，拿着铜板的手已变了色。难民营里常常有人死去，草席摆出的零售摊子，某天换了主人，新主人告诉你摊位被他买下，因为老摊主死于阿米巴或伤寒或猩红热。

        我昏昏地睡在杰克布怀里，他靠在沙发上，一个肩尽量给我做个好枕头。这个肩被我睡得麻木僵硬，睡得一摊口水。

        天亮后，外面马路上有无数只脚在走动，走得急促整齐，似乎整个上海都是操场，所有人都在操步。后来知道，那是日本兵正在开进租界。

        杰克布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从外面进来。他早上没有洗漱修面，隔夜的胡子长黑了他半张脸。他手上拿了几张纸，上面有皮鞋、布鞋的脚印。我发现那是日本人撒的传单：“因为同盟国的错误以及日本方面的处事不当，日本与同盟国之间已十分不幸地拉开战幕。”

        我第一个念头是，必须马上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带着彼得逃走，不然就太晚了。也许已经太晚，我白费心机，把杰克布带回来，一切都成了一场荒唐玩闹。

        我再次出了门。杰克布坚持陪我出去，我哀求他别管我。他突然问：是谁死了？我一愣，然后说：一个朋友。我以为他还会问下去，但他只嘟哝了一句：Sorry。我又说：是自杀的。

        他看着我。

        街上的人个个眼发直，看着日本兵一列一列走过，打着他们难看的旗子。一时还看不出今天比昨天更坏。满地都是传单，白色纸张落在屋顶上，树梢上，大街小巷，在服丧似的。一架直升机朝着人们扬起的脸转动着螺旋桨，同时飘出一个白色条幅：不准混乱！不准制造传播谣言！制造混乱者必当法办……

        奇怪的是照样有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在路边摆开。也有黄包车上来向我揽生意。路面上的粪迹也证明马桶车刚刚通过，昨夜降临的世界性大灾难并没有阻塞上海的新陈代谢。不知为什么，这些给上海带来恶名的马桶车辙使我感动，给了我一切都还活着都还在蠕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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