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之后，男人把一辆黑色汽车开到餐馆门口。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牌子，什么年头的产品，因为它是肢解了好几辆车拼凑的。

        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德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来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城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德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杰克布先生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杰克布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是：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1942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德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簿，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侬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就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只用了两天，瘪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的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儿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了让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激凌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坐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

        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他们谁也不相信。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像老女人的乳房。我在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看着玻璃丝袜脱了一串针脚，露出我的皮肉。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车子经过福州路上了广东路。老的和新的“会乐力”弄堂口，路灯亮得灰蒙蒙。窑姐们东倒西歪地站在街边嗑瓜子，瓜子壳在灯光里飞得如同落花时节。这一带是杰克布逛不够的地方，小吃店、小酒肆一家接一家，他尽管很忙，也会抽空带我来小酒肆里小吃小喝，一笔笔从他父母和哥哥那儿得到的贷款从这条街上流走不少。他用贷款给我买过几块丝绸，要我去置新行头。他自己也置办了几套贷款的真丝西服，但回到家就不喜欢了。每回他带我来这条街，享用贷款酒、贷款小吃，我们都极其快活，破罐子破摔的那种快活，一旦我劝他适可而止，他总是叫我别急，他明天开始一定好好存钱。

        许多人家把竹床、门板搭在马路上，睡的睡，靠的靠，从车上望去一片起起伏伏的蒲扇。家家都点了蚊烟或者熏了艾草，满街都是灰白的辛辣云霭。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普，阿玫来哉！

        菲利普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菲利普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普单独谈话，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德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普。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菲利普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杰克布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了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既然希特勒不放过纳粹魔掌下余生的犹太难民，那么“终极解决”的巨额耗资就不该由日本负担。

        看得出来，菲利普很矛盾，他一张平展如蜡像的脸上一点都不动容，但心里却烦得厉害。这烦也有一分是冲我来的，我一个女人，年纪也不算太轻，当嫁不嫁，净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来做。世海“活过来”，他这个为父的却后怕得要死，立刻想回归本分，养尊处优地做个老好上海人，因为做中国人显得太政治化，并且做中国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样不可，顾不过来，不如做上海人识时务合时宜，为一个亡了的国家保存一份个体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大境界。再说，他尽管和十六铺码头的行帮有世交渊源，十六铺的人情也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还的，这样的财力他也不具备。另外，他善于利用行帮间盘根错节的对立协调关系，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谁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俩是否还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是不是会有恶果，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现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别少了一块心头肉。

        我们都听着梅兰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杨玉环知道几年后有条白绫子在马嵬坡等她，她就该花也好草也好地数数自己的福分了。

        温太太吩咐了点心回来，往丈夫对面的沙发上一坐，问我世海胖了还是瘦了。这一句话她在电话上已经盘问我好几次，我说壮实多了。那是个用胖来夸奖人的时代。

        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诉他们，世海现在多么自立，能吃苦，年轻人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什么苦都能吃。

        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温太太眼睛在红红的眼泡里闪闪发光，看着菲利普。

        点心来了，温太太又问我，世海的牙疼有没有犯过。我笑笑说，他没有这么好的甜点，牙就不会疼了。我是说一句俏皮话，温太太却说看来抗日还能治好他一个顶要命的毛病。

        菲利普始终不语。我说到世海因为牵记他们流了泪，温太太又是一口一个“小讨债鬼”地哭起来。我本来不会劝人，这时简直如坐针毡，急忙想告辞。菲利普帮忙或不帮忙，我再说都是多余，他心里有数得很。

        我说：世海为了不连累你们，只好下这样的狠心，你们千万别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来，一手拉平裙子的皱褶，我心里再为杰克布着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普突然说：事体一有眉目，我会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准备好这个。

        走到温家的门厅里，身后好几座老爷钟都打起钟点来。它们音色不一，频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点。我没有菲利普食指和拇指捻动的东西，连手表也当掉了。

        我走在弄堂里，不知谁家的女佣还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里好空。

        我带着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凯瑟琳和顾妈都睡了，否则我可就有了出气筒。

        我不想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推开杰克布的房门。心事重重又无所事事，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抽屉是个大杂货箱，西药片、剃须刀、笔记本、名片，名片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整个上海的外国人都在他这抽屉里，还有两张大光明电影院的票子，没有被用过的。显然他自作主张安排了跟我共度一个吃喝玩乐的夜晚，为我选了部好莱坞电影，但回到家没等着我——我一定和彼得约会去了。他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也许他也早忘了。

        我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净写着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发生的事，但我觉得能读得懂一页页乱七八糟的记载。我眼睛贪婪地梳篦下去，每页都有“May”出现，有时会出现几回。第一次记下“May”这个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是我表姐的婚礼，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

        一本笔记本快记满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页上频频跃出。“May”也被他写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飘舞，他写“May”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感觉把我抓住了？把我认识得淋漓尽致了？就像我心里一旦出现“彼得”这名字，就会想，这个名字我将呼唤多久？我此生会呼唤无数次吗？

        会呼唤着说：彼得，帮我晾一下衣服，我够不着！

        或者：彼得，能不能请你把收音机开小声些？我还想睡一会儿呢……

        又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吗……

        这名字我会一直呼唤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吗？

        假如杰克布不再回来，我会不会保存他的日记？保存多久？这日记得在我和彼得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一个私密的位置吗？

        那个夜晚我上次已经讲过。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个重要的夜晚：为了杰克布，我去求了一个汉奸。我出现在那张书写了若干语重心长、由卖国而救国文章的书桌前，一无所有，只有脸上一副笑容，一副导向许多男女之间的可能性的微笑。

        第二天我下楼时觉得一个世纪过去了，我把无限漫长的一段无可奈何地睡过去了。从栏杆拐弯处看见楼下坐着的彼得时，我竟然毫无意外。所有的无奈苦闷过去，从另一端走来的，当然应该是这个面目清纯、黑白分明的彼得。

        自己是怎么在两个男人之间踩跷跷板，玩杂耍，我真不愿去想。

        我叫了一声“彼得”，两手撑着木头扶手便跳到了楼底。这是我十二岁的动作，那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的我。

        从我的小继母脸上，我才看到我的窘境：彼得一旦发现我和一个年轻的、身份模糊的男寄居客同住一个屋顶之下，我可就身败名裂了。

        彼得来了有一个钟点了，凯瑟琳告诉我，他不许她叫醒我。她比我慌多了，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杰克布挂在大门口的草礼帽以及顾妈替他擦亮的一双时髦的浅色皮鞋。凯瑟琳眼光贼溜溜的，用上海话教我：就告诉彼得，家里招进一位房客是没办法的事。样样物什涨价，收点房钱贴补家里开销。

        凯瑟琳说：就推到我身上好了，就说我一定要招这个房客进来！她慷慨极了，拿出她曾经最看重的脸面让我大用特用。她一面教唆我，一面给彼得续上热茶。茶叶是二手的，有时泡了茶客人没喝或只喝了一道，凯瑟琳就让顾妈把茶叶滤出来，晒一晒，重新装进茶叶筒，所以这所洋房内自1941年春天到1942年秋天，茶水有其色无其味，徒有其表，没有灵魂。

        彼得根本没去注意另一个男性居住在此的迹象，上来便问我有没有温世海的消息。我怕凯瑟琳那点英文理解得一知半解，反而断章取义，回头来盘问我，便请彼得一同上楼，到我房间里谈话。

        凯瑟琳更慌，瞪着楼梯上的彼得和我。她看到的这个穿着皱七皱八睡裙的女子简直就是大白天接客的暗娼。

        彼得一进我的绣房就看见那个床罩，它已经陪我在太平洋上两度往返。他说看见我如此珍惜这件旧物，他非常高兴。再好的事都别去说破它，然而彼得偏偏说破了它。一旦说破，你就非常地不甘，因为你预期的远比说出口的这点饱满丰厚，魔力都在不可说的那部分里。

        我就不必说我当时怎么垂死地抱住彼得了，你反正知道热恋男女在私下里的动作。我关上门，小继母听见“咔”一声锁住门闩，让她在彼得走后说我“老勿作兴”好了。我们在锁住的房门内发生的事是静默的，这静默让小继母痛不欲生，从门外走过去走过来，清嗓子或叹气，破旧的绣花拖鞋抽打着木地板等于抽打我的脸颊。

        十分钟之后，彼得重提刚才的问题，温世海是否和我联络过。

        我问他是否有急事找他。

        他问：你觉得这个小赤佬靠得住吗？来上海快三年了，他的上海话说得最地道的就是“小赤佬”三个字。

        然后他告诉了我，在我大睡的两天一夜里发生了什么。温世海在他上夜班时找到了医院，叫他设法弄一盒盘尼西林，他可以出高价收买。彼得把盘尼西林送到了一个他们约好的接头点，可是来取药的是另一个年轻人，钱只付了原先说定的一半，说是要证实药的货真价实才付另一半，这年头什么假货都有。彼得坚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个小青年恳求他说，这些药要去救一条神圣的生命。彼得说为人处世守信用在他的价值观里是最神圣的。他正要揣着那盒盘尼西林离开，小赤佬一下翻脸，从腰里拔出手枪，彼得在枪口下接受了这桩有辱尊严的交易。

        我问彼得哪里买到的盘尼西林。

        你知道，那年代盘尼西林刚发明不久，一滴药一滴金子。

        他叫我别问。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可不要知道这类肮脏勾当……呵呵呵……

        接下去，他告诉我，被日本人抓获的五个犹太人里出了叛徒，又有一批更高的犹太社区领导被日本人抓进了桥头大厦。日本人指控他们造谣惑众，诬陷日本当局。他们原意是要阻止“终极解决方案”的实施，但说不定会让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将计就计，把犹太难民圈到崇明岛上，筑起与世隔绝的集中营，再逐批屠杀。这就是为什么他冒生命危险跟世海做交易，他急需凑足钱，跟我逃出去，再设法把他的全家偷渡到澳门。

        在我一场昏睡中发生了这么多变故。德国人和日本人巨大的阴谋无声地进行着，如同乌黑的苏州河一样不可告人。

        你知道我在垂暮时总想到什么？我想到杰克布说的这么一个现象：一旦迫害开始，就收不住，它的能量要彻底挥发。它会乘着惯性，推波助澜，它的能量自然释放时，像性能量被释放一样具有极大快感。没错，我觉得他是对的，那能量的释放肯定能和性能量释放时的快感相提并论。甚至，那快感超过性行为的快感，否则它不会弄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同时亢奋。我直到今天也为那种千万人、亿万人同时发情般的迫害狂热而疑惑。

        阴谋稳稳地朝我的彼得湮没过来，可我却在昏睡。

        彼得说：你必须帮我找到这个小赤佬。

        我看着彼得，我的眼睛一定在说：啊？！

        彼得说：詹姆斯这个小赤佬，简直耍流氓手段！是在打劫！

        我劝他别急，可能没那么糟糕，世海的同志们一旦确定那盒盘尼西林是真的，就会把欠他的另一半款项补上。

        我抱住彼得，我这样一抱就看不见他愤怒的脸了。楼下电话响起来，我竖起耳朵听凯瑟琳那没有动词的英文在答话。

        我可以在楼上接电话，但我怕电话和杰克布有关，便快步跑下楼，彼得在我身后叫道，若是詹姆斯·温的话，告诉他一声，他有话跟小赤佬说。

        我的慌乱脚步在楼梯上踩住了睡裙下摆，把裙摆和上身扯分了家，现在我可好看了：一手抓着裙裾和上半身接缝的地方，抓得它勉强掩体。

        电话里的男人自我介绍是菲利普的朋友，叫格里高利·黄。寒暄了一两句之后，他问我钱是否准备好了，一千块美金应该够了。

        黄先生，再给我一天时间，行吗？

        一天时间对于桥头大厦是老长的，跟日本人顶撞一句会怎么样，我不说小姐你也清楚。小姐听说没有，他们把一个犹太社区领袖从很高的台阶上推下去，摔得血肉模糊，拖上来，再推。

        黄先生你晓得，这个数目不小，我总要想想办法，假如黄先生你需要钢琴……要么我可以暂时抵押房契的话……

        钢琴在英国人、美国人撤退时是最不值钞票的东西，小姐你晓得的。

        那我会去想想办法的。

        要快点儿想。

        好的，谢谢黄先生。如果小姐你能弄到点金条，顶好了……

        彼得这时从楼上下来。我得赶紧结束谈话，对着电话猛说好的，再见，谢谢。我看着彼得，跟姓黄的格里高利说我还有急事，失陪了。他却想起一大堆话，说其实这几个犹太佬嘴太硬，跟日本人自首，承认一下过错，再做个保证，画个押，总归出得来的。我抱歉必须挂电话了。他不理我的抱歉，又嘱咐我快点想办法弄钱，弄到钱之后，就送到菲利普·温家好了，温先生晓得怎么跟他联系。

        黄先生说：只要不是抗日分子，自首一下，老命总会保得牢的。

        我说：非常抱歉，我得挂电话了，再见。

        电话挂断后，彼得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说是我家房客的电话。

        彼得说：可是刚才听你在谈钱和抵押房产。对不起，我企图不让自己听的，但那两个词堵也堵不住。他看着我，大眼睛和他的语言一致，也在说对不起，为他一刹那的教养沦丧而害羞。

        房客遇到了一点麻烦。这就是我告诉彼得的。

        我心里好奇怪，他怎么对这位房客不打听一两句。一个年轻的男性房客，在多少文学作品中是女主人公浪漫史或堕落的起点啊。这一位呢？会变成他的情敌吗？彼得居然毫不起疑，也不妒忌。

        可是他的不妒忌让我十分地不甘心。我记得跟你说过，恋爱的双方很少有同等疯狂的，往往是一个比另一个更痴傻。因为彼得的平常心和大度，我对他反而越来越贪得无厌，总想再从他言语之外多榨一点。我说不出来究竟想要什么，只能用这种不甘心来形容我那时的感觉。

        彼得说：我还要赶去上班。他匆匆地凑上前，吻吻我的左边脸颊，再吻右边。拜托你了，万一和那个小赤佬联络上，想方设法要把他留住，然后给我打电话。我下午五点会去医院。他转身拉开门闩，开了门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已经隐在门厅的昏暗里。

        我叫道：彼得！

        他转过头看着我。他心想我这种惨叫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们的房客叫杰克布·艾德勒。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我自己弄得更乱。你知道他怎么被捕的吗？

        彼得的眼神在说，他压根看不出我说的事和他有什么关联。

        我说：他就是那个杰克布。我跟你提过的杰克布先生。彻底忏悔的冲动在我喉咙口冒了冒。

        彼得说：哦，想起来了。

        我告诉他杰克布就是那几个被日本人逮捕的犹太人之一，现在还不知下落。

        那种我最熟悉的无邪面孔，又复原了。大眼睛里全无主张，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要他看到的，他错过了。我要他看到杰克布·艾德勒似乎并非人渣，他在人格上的改善让我不知所措。

        彼得说：你刚才接的电话，和杰克布有关？

        我说：一个帮会里的人物，他在帮忙救杰克布。

        彼得眼睛又在我脸上定了一会儿，转开了。我的样子真是看不得，破旧睡裙被拉扯得一边高一边低，头发大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下面的脑瓜里想法更乱。

        凯瑟琳不知从哪里弄到两块奶油蛋糕，供品一样端上来，搁在茶几上。这事她做得有点像个长辈，并且是那种自卑的长辈，痛苦地接受了晚辈以不堪启齿的谋生方式提供的赡养。

        彼得在这种时刻都不忘礼仪，对凯瑟琳点头笑笑。笨蛋也能看出我和杰克布的关系不一般。他的大眼睛抖了抖，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块暗伤那样抖了一下。不看见伤是不觉得痛的，现在看见了，伤得挺难看，疼痛于是变本加厉。

        我的泪水汪在眼眶里。彼得的痛苦原本可以免去的，可我就是不饶他。好吧，你不妒忌，你大度，我看看你能挺多久。

        现在看见他痛苦，我满足了。

        我说：杰克布一被捕，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彼得的眼睛又一抖。另一种抖法，振奋了，或者说再一次看清我。看清我什么？冷静而手辣，为了他和我们的幸福小日子，不惜伤天害理。

        其实我都被自己那句话吓得一哆嗦。原来救杰克布是这么个动机？至少有部分动机是为了彼得？我向汉奸媚笑，跟黑帮挂钩，名为营救杰克布实为营救彼得？我并不是要救出杰克布，而是要救出他身上那把钥匙，红铜的，半圆匙头方形匙柄，能打开中法银行里的一个保险箱。

        彼得问：需要多少钱？

        一千块美金。

        我手里有一笔钱。到了澳门，要用在去葡萄牙的旅费上，还有从葡萄牙去美国的船票。

        我说他的钱无论如何不能动。彼得不同意，认为救不出杰克布，一切都是空的。

        那一会儿我烦死了。这个彼得，难道他非得把事情弄得更乱，把我弄得里外更不是人吗？

        彼得强硬起来：为什么不能用我的钱？他那张单纯清秀的脸看来也可以撕破，变得固执、凶暴。他们家老老小小靠他的收入过活，渐渐让他乾纲独断，动不动给点脸色让大家看看。

        我已经说过理由了。

        那理由不成立。因为它不合逻辑，救人应该是第一位，总不能让人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犹太难民中有人蹲过日本人的监狱，从里面活着出来是奇迹！让他在里面多蹲一天，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就减一分。彼得说。

        我脑子开了小差，假如我在杰克布的房间里找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还会不会救他？前天晚上我在那个汉奸部长家里，先是巧笑倩兮，笑得引火烧身，然后又慷慨陈词，把我祖父都端了出来，想煽动起汉奸万一还没泯灭的民族良知。那一刻我想到救杰克布是要图他什么吗？我似乎没想到。

        彼得说：把人先救出来，是最要紧的，不是吗？他在我满脑子回忆着在汉奸部长面前的讲演时，结束了他的逻辑推理。他以为我被说服了，要我立刻换好衣服随他去银行。

        原来在我激昂正义的同时，就在下意识地实践我的谋算。爱情是不是原来就不高尚？不管你犯了怎样的罪过，只要为了爱情，就可以自我正义，从古至今，不都是这样吗？我很卑劣，爱情很高尚，因而我通过卑劣实现高尚。

        通过彼得的钱，赎救杰克布；通过杰克布的护照，使彼得脱险；通过毁掉我们所有人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实现爱情。

        我那时当然没有把那一切理得这么有头绪。那时的我跟彼得坐在江西路上的德华银行阴森森的大厅里，听职员用上海英语应付彼得提取的一千美金巨额款项，来不及梳理那几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有什么拧了，很不对劲，但来不及细想。反正有一辈子可以去想。你看，五十几年后，我面对你，已经把当时的事情理得清清楚楚。

        彼得把我和这笔钱一同护送到温家。在我跳下黄包车时，我又说了句蠢话，我说：彼得，你真的不妒忌吗？

        他说：我妒忌什么？你又不爱他。

        他做了鬼脸。彼得脸上肌肉从来不是用来做鬼脸的，所以他刹那间变得很丑，宛如陌生人。从这里我明白他心里有多紧张，怕从我神色中看到哪怕一丁点破绽，向他证实他想刺探的。我的疑点可不少，那些跟杰克布之间不干不净关系的疑点。

        我固然可以把一切都推在营救彼得的策略上。营救了彼得，也就营救了彼得的一家子，也许还营救了彼得父母的至亲友人，比如那一对开餐馆的维也纳话剧明星。这样的大营救，总有人要付出惨痛代价，彼得以我的贞洁付出这代价，这一点他迟早会想通。在生命存亡之间，所有伦理道德要重新定义，不是吗？

        彼得塞了几张钞票在我手里，要我支付我以下几天的生活费用。他提醒我一句，可以买条新睡裙了，然后他转身让黄包车开路。钞票在我手里犹如异物，我很久都不愿把它放进钱包。彼得的提醒显然是带些嫌弃的。嫌弃我什么呢？外面穿得人五人六，私密空间里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淑女们在绣房里也要做人的，首先是为自己做人。自己左顾右盼，问心无愧，做的是个品行端正的人。

        他若知道我们一家子吃杰克布的、喝杰克布的已经好久，还不知道会怎样恶心。

        到了温家，佣人告诉我温太太出去买菜了，菲利普一早就出了门，兴许去十六铺了。

        我又转身招呼刚才的黄包车。车夫正靠在电线杆子上歇气，脱光上身，一根根肋骨在极薄的皮肌下起伏。他一看这么快生意又回来了，马上套上上衣，对跳上座椅的生意咧开嘴一笑。

        去十六铺码头，我说，快一点！

        这个把自己当成马的精瘦男子飞快地跑起来，我看见的就是两只迅速向后翻的脚底板。现在杰克布的心已经硬了，上了车也会像我这样说：快一点儿！假如车夫跑得好，他会在车费外额外加一笔可观的小费。有几次他在夜里带我出去吃喝玩乐，让拉着我和他的两个车夫赛跑，谁跑赢了他奖一块大洋。杰克布到了上海，很快就用上海方式玩耍。

        我到温家的公司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温家船运公司是一幢旧楼，从菲利普祖父那一代，它就立在十六铺了。楼里又黑又潮，地板高一块低一块，有些地方显然漏水，铺了帆布，所有打碎的玻璃都没有更换，只是用三合板代替。

        三楼走廊上二十多个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脸色都很难看。我敲了敲董事长的门，出来一个老小姐模样的女子，自称是秘书，姓吴。吴秘书把我请进办公室，说菲利普躲出去了，因为他一早来吩咐了几个部门裁员，被裁的人不肯走，想找他求情，愿意降薪水，与公司共渡难关。菲利普不忍听他们说全家要饿死之类的话，只好逃出去了。现在走廊上还有人在等他回来。

        我问他会躲到哪里去。

        老小姐说：这就难讲了。菲利普朋友多啊。她打量人的眼锋飞快：小姐，寻问老板阿有要紧事体？

        我心里的火一下蹿上脑门儿，脾气很大地回道：没啥事情，我就是来白相白相！

        等我跺着劈了叉的半高跟鞋走到楼梯口，老小姐叫住我，塞给我一个地址。我一看，是理查饭店的一个房间。

        我赶到理查饭店是下午两点，粗粗一算，发现自己有三十多小时水米未进。理查饭店的楼顶餐厅稀稀拉拉坐着衣冠楚楚的人们。在这里上海话是外国话，而全世界各国的语言是本邦语言。

        侍者把我领到一个小休息室。我刚刚敲门，里面就响起菲利普朗朗的招呼声：珠珠，Darling！

        门同时开了，里外都是尴尬的面孔：我不是他的珠珠Darling，菲利普听了吴秘书的传话，想当然地把我当成什么珠珠，把临时的秘密藏身之地暴露了。像菲利普这样的老少爷，若不在宅子外面养些Darling，就不正常了。

        他马上变成了一贯爽朗率性的菲利普，丝毫不解释自己无意中败露给我的私生活隐秘。

        这是个供友人喝茶或餐聚或玩儿几局桥牌的小室，沙发和扶手中间，摆了张方桌，上面盖着紫红绒毯。假如谁犯了瘾，可以躺到沙发上烧烟。上海男人有点钱，都是做做人又做做神仙，好几重日子轮番过。

        我把一千美元拿出来，让他赶紧去交给格里高利·黄。

        菲利普说六个犹太人中已死了一个。他的死吓住了另外几个人，所以出了变节分子。现在除了他的燃气公司总工程师罗恩伯格和杰克布仍然被囚禁着，其他人都被释放了。因为要让这个变节分子鱼目混珠地和其他难友一块儿获得自由，才能保障他在犹太人中的安全。变节分子使更大一轮逮捕正在展开。

        菲利普又告诉我，用黑道的人等于用虎狼药，他们帮忙是帮忙，但回报也要得狠毒，他不得不答应他们，替他们走私。我猜想一定是走私烟土。菲利普叹了一声，说他曾祖父创业艰难，走私过一些造孽的东西，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孙们，他造孽是为了他们不用再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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