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唯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的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会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五十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相当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的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得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由于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工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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