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五月五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做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认为斯乃共产党与民盟向国民党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当十五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时，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并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５７，７４）

        这个国民党与若干花瓶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闭幕，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一九四七年元旦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蒋介石有鉴于客观情势，有意于行宪后改组政府，转变“一党训政”为“多党训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与民盟，只剩下“花瓶党”，则所谓“多党训政”有名而无实，实际上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更无以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只能搞假民主充数。

        假民主最可见之于伪选举。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协议部分代表名额由党提名与支持当选，而事实上则是“定量分配”、“讨价还价”、“保障当选”，甚至“中央竞圈”的局面。所以有许多人未选已经内定。投票日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的《大公报》报道首都南京，“全市国旗飘场，如逢盛大庆典”。“盛大庆典”的背后，则是蒋介石严令各地县长和专员，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当选的专断。于是县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当选。如湖北省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大多数选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发几张票给选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长及其爪牙控制。（参阅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有的竞争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选举引发更为激烈的党团之争。

        这种样子的选举自然会闹双包案。如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由中央提名而径自当选，但云南省席卢汉却另支持李耀庭当选鹤庆县国大代表。李耀庭当选后竟不能出席国大，乃告地状，后经陈立夫等人设法解决，结果两人都领到当选证书。诸如此类的笑话，不胜枚举。

        选举之后，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成立筹委会。当时国共内战已打得烽火连天，战况已对国民党不利，仍积极筹开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显然有鼓励士气以及以民主假象赢得美国更大支持的用心。国民政府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明令定于翌年（一九四八）三月二十九日召集国民大会。

        大会开幕之前，由于选举纠纷摆不平，演出绝食、抬棺、霸占会场等闹剧，最后由便衣警察于午夜后强制移走，惊心动魄的第一幕，幸未闹得不可收拾。（参阅周剑心《国大琐忆》，《中外杂志》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一届国大第一次会议遂得于三月二十九日如期揭幕，蒋介石参加开幕典礼，并致词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

        四月九日，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身份到会场做施政报告，主题不外经济与军事，他都表乐观。他说法币准备金额庞大，经济问题并不严重，更郑重宣示：“政府对剿匪军事有绝对把握，深信黄河以南流匪，在六个月内可肃清，保证共匪要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引自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页一六七至一六八）他好像忘了两年前说过三到五个月内消灭共匪的话，现在改口说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流匪，又是胡言乱语。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前方一直打着败仗，而这些败仗都是他亲自遥控指挥的，岂能不知败相，竟毫无顾忌，睁眼说瞎话，而代表们于听完报告后，居然“掌声凡数十次”，亦可旁证这些代表所代表的是什么民意?

        不过，来自东北的代表可按捺不住，因为明明国民党在东北节节败退，情况如此之糟，还要说不负责任乐观的话。他们不敢直接向蒋介石开炮，把箭头指向蒋介石手下的红人参谋总长、又在东北主持过军政五个月的陈诚，要求“请杀陈诚以谢国人，以振军心”。在军事检讨会上，请求发言者特别踊跃，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方代表在宴会上甚至当面促蒋介石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蒋介石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是诸葛亮，陈诚也不是马谡，怎么叫挥泪斩马谡？”他似乎不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马谡失街亭当斩，陈诚失东北不当斩吗？不过话说回来，失街亭是马谡自作主张的错误，而失东北乃陈诚执行蒋介石命令之故，该斩的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听到请杀陈诚，能不如同身受，怒形于色吗？他能杀一个替他背黑锅的人吗？

        国大的重头戏当然是选举总统，其实是选举蒋中正为总统，但是国大一开幕，蒋却戏剧性的准备放弃竞选总统，颇堪玩味。就在国民大会开幕后一日，也就是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就派王世杰传话给胡适，将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这突如其来的“出击”，连聪明的胡适都被“迷”倒了，在日记中写道：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三月三十一日，胡适真的“严重地”考虑起来，上午约周鲠生来谈，“请他替我想想”；下午又与王世杰长谈三小时。最后当日晚上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接受了。不过胡适接受仍留有余地，他要王世杰转告几点：

        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这种“余地”很容易被视为“客气”，并不影响“接受”，故胡适想了一晚之后，于四月一日愚人节晚上去看王世杰，“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显然“难以相信是真的”（“ｔｏｏ ｇｏｏｄ ｔｏ ｂｅ    ｔｒｕｅ”）?选但是蒋介石仍在四月四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宣读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提议一个无党派人出来候选，并替候选人开了五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未指名道姓此候选人为谁，但胡适自己说：“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选”（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蒋介石要请胡适竞选总统，并由他亲自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可是会中除吴稚晖与罗家伦两人赞同蒋的提议外，其余出席者都坚决主张蒋为候选人，蒋乃交中央常会决定，中常会决定拥蒋，于是胡适竞选总统的插曲落幕。这一段历史正如当年所发生的，真实不误；蒋、胡之间的联系人是王世杰，王对此事有纪录，胡本人亦曾记此事。但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呢？王世杰向胡适说，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无实权，所以蒋情愿屈居胡下，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这种解释似乎言之成理，然事后证明，宪法问题难不倒蒋介石。老蒋当年哪里会为此小问题，而不愿做大总统呢？王又代蒋转告胡，蒋不当总统以便戡乱。这种从现实的考虑，当然有可能。如果再略事发挥一下，蒋一心一意要戡乱，极需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把胡适牌打出来，自可赢得山姆大叔的好感?选不过，冷静地想一想，蒋介石如果真的坚持不当总统，真的想请胡适竞选，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中央常会居然敢否决他的提议，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强人对他的执会、常会竟如此没有影响力吗？如果说是虚情假意吗，那又何必一再派王世杰去劝胡适呢？其目的又何在呢？真相到底如何？真是一头雾水?选

        事隔四十余年，当年的国代刘心皇无意中帮助我们揭开表象，洞见真相。刘氏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给李敖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流，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领悟，讵料胡不唯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百期下册，页一Ｏ七）

        刘心皇的“认为”，不仅如他所说另有旁证，别有前科，而且令人疑窦冰释，大有原来如此之感。原来蒋当总统始终不做第二人想的，原来蒋请胡竞选，是示意胡拥己，一再敦请，乃因胡不识相，希望他领悟。结果胡不但未领悟，还认为“蒋公是很诚恳的”，居然假戏要真做。但假戏又何能真做呢？原来国民党的中常会完全是先意承旨的，蒋完全是胸有成竹的。从“政治文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层次看，蒋再度表演“以退为进”、“口是心非”的中国传统，以及再一次显露他的性格。他是一有自大狂的人，再加上封建迷信，自以为真龙天子，天无二日，哪肯屈居人下？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否则何必要清流拥戴呢？

        戏演完之后，便是如何修宪以增加总统的权力。国大代表们遂于四月十八日讨论宪法修改案，蒋介石首次以代表资格出席，入座第一号代表席，以一小时的快速顺利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完成三读程序，主要内容即为提高总统的职权。代表们在其他修宪部分争论激烈，各不相让，独对提高总统职权，全无异议，可见极大多数的代表乃是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人马，所争者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人内部的权力斗争。蒋介石于四月十七日召集全体国民党代表训话，要他们“服从领袖、尊重党纪”，全体起立，一致接受，也就不必为异了。

        四月五日国民党中常委一致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翌日临时中全会也表示拥蒋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四月九日，一百五十余名国代签署，请选蒋主席为总统，连署者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九人。选举总统的日子是四月十九日，早上八时五十分开始签到，出席的代表、来宾、记者都十分踊跃，座无虚席。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宣布开票，结果蒋中正获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二百六十九票。全场鼓掌、高呼万岁。

        总统选举是一面倒的情势，没有人可以跟蒋介石竞选，居正陪选原本多此一举。然而副总统选举就大不一样，一人之下，群雄相争。有那么多候选人，主要也是由于蒋介石申明自由竞选的原则。这几位之中，蒋最顾忌的当然是桂系首脑李宗仁，孙科虽亦曾反过蒋，有过瓜葛，但毕竟是文人，而李不仅是军人，而且有实力，更何况战时的功勋以及战后的人望，在在使蒋感到威胁。

        然而李宗仁却不听桂系一白二黄的劝阻，甘冒蒋之多疑善忌，出面竞选。以他知蒋之深，当然估计到蒋会反对，但他认为蒋愈反对，他愈会当选。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显然言过其实。现在司徒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全已公开，看不到“完全”与“策动”的痕迹，反而他对李宗仁当选后，能否起辅佐的作用，表示怀疑。

        蒋介石初闻李宗仁有意角逐副总统时，居然仍说党内同志均可公开竞选，对任何人都毫无成见。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美联社记者得悉后，加以报道，哄传海内外，中外报章，尤其是美国舆论认为李之参选，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施。北大校长胡适也驰函鼓励：

        德邻先生：前天看报上记载，先生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选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选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胡适敬上，三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早。

        李宗仁顺着胡适公平竞争的意思，回信也鼓励胡适竞选大总统：

        适之先生：接到来信，承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一月十四日。（两函均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一九四八年一月）

        胡、李两函曾并刊于报端，颇令人注目，也颇为运动员式的民主精神以及李宗仁的竞选造势。也许由于此一背景，有不少大陆学者认为李宗仁出马，有美国人在幕后操纵，甚至说因有美国人撑腰，李才敢向蒋挑战，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耳之见。

        在蒋介石自由竞选的声明以及民主精神的鼓动下，国民党元老程潜、于右任，以及民社党的徐溥霖和无党籍的莫德惠，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但这些人显非李宗仁的敌手，当李得悉孙科无意参选后，更感信心十足，于是就这样的，大张旗鼓地从事副总统竞选了。

        李于三月二十五日自平抵京后，请见蒋介石，得到蒋氏对参选没有成见的保证。但是国民大会开幕之后，由于总统选举没有竞争的余地，副总统选举便显得特别热烈。当李宗仁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开始不高兴了。据李宗仁本人的分析，原因大致是：

        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页八五九至八六○）

        蒋介石起初想用党提名的方式，决定他所喜欢的候选人，派吴稚晖与张群以必须统一党的意志为说，要李宗仁接受，遭李拒绝。李有更正大的理由：蒋既然一定要行宪，一切就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党提名的诡计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蒋并未因此罢休，在党国大员劝退无效后，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来劝退了。李坚持不肯已经“粉墨登场”之后打退堂鼓，而蒋亦坚持要李自动放弃，各不相让，有如口角。 （见页五七九）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的，在当时的国民党里，李宗仁可能是绝无仅有，自然是“新闻”，不胫而走，使李反而得到更多的同情。据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告诉李宗仁，蒋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 ＣＣ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同书，页五八Ｏ）真是愈来愈严重，蒋氏狭窄的心胸使他钻牛角尖越钻越深。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原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做“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广东人，可分李的西南选票，认为这样再加上黄埔与ＣＣ的努力，才可击败李宗仁。蒋说成孙科参选后，大肆宣传造势，并对国大代表威迫利诱，同时也抹黑李宗仁（详阅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下册，页三三五至三四一），即外国人所谓的“反竞选”（ｉｖｅ ｃａｉm ｐａｉｇｎ）。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当选总统，翌日国大公告六名副总统候选人，更是短兵相接。四月二十三日首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得票比孙多一九五张，然因未过半数，须再投票。竞争更趋激烈，孙科的助选人看到《救国日报》刊载不利他们候选人的文字，竟将报馆捣毁，暴力行为反使孙科的选情更趋劣势。翌日复选时，李仍领先，比孙多得二百一十八票，仍未越半数。蒋介石知道形势益为紧迫，决定别采非常手段，动员党政机关、特务警察加强威胁利诱。最使李难堪的是，蒋介石派人散发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逼宫”，逼蒋出国，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李在黄绍竑的指点下，采取“以退为进”的高招，作为反击，遂于四月二十五日以选举不公、幕后压力为由，声明退出，果然迫使程潜、孙科相继放弃竞选，造成副总统选举流产的窘局。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戏唱不下去了，只好收敛与软化，乃召见白崇禧劝李恢复竞选，且宣称“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对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于是第三次选举在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李仍领先而未过半数；竞选更趋白热化，然由于程潜票少被淘汰，程之选票转投李，使二十九日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一四三八票当选首届副总统，蒋介石之气愤可以想见。李宗仁从总统府的扈从卫士那边听到蒋氏异常的反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竞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园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选”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页五八三）

        李宗仁也亲自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一日，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场面尴尬。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两人穿的服装迥异，蒋穿长袍马褂，李穿军装，并不是事前没有沟通，事实上李一再请示，蒋先说穿西装大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但到时候，在李全不知情下，蒋突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有如副官。李虽被蒋摆了一道，竟穿军装参加大典，十分醒目，但是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充分显示蒋介石的促狭人以及气度之小。连司徒雷登大使都注意到，在总统就职大典上，副总统李宗仁完全受到冷落，并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电告美国国务院。（原电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熏ｔｈｅ Ｆ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５）而直到晚年，蒋仍感悻悻然，说：“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侥幸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共产党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 （《蒋总统秘录》，页三Ｏ七八）这段事后悻悻然的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大召开期间，东北战局虽然不佳，整个战局尚未恶化，国民党内尚无多少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平心而论，李之得胜，绝非侥幸，而是在蒋大力干扰下获胜的，更非侥幸可致。至于后来的谋和活动，更是徐蚌大败后，蒋下野前要李出面去谋和的，怎么说因谋和就“背叛了中华民国”呢？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作为“天子”的蒋介石肚量奇小。他的肚子里固然容不了共产党毛泽东，也容不了国民党李宗仁。小人物虽做了大事，终究无法维持大局面。

        搞民主，尤需恢宏的气度，而蒋介石的气度与性格全与民主不搭调，所以他搞的是假民主，也就不足为异，他搞假民主有政治目的，尤其是要制造民主假象，以博取崇尚民主的美国更大支援。但是事与愿违，目的并未达到，而引发不少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美国驻华大使致电国务院时，就指出，国代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威信大失。（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９）且不论召开国大花了八千零四十亿，折合当时金价，两万两有奇（见《国大外史》，页六十至六十一），在财政极端困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之际，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花了大钱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国大，非仅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反而激化党内的斗争，暴露党内的腐化，至于在会场上演出的诸多民主幼稚病，贻笑大方，尚属次要。选举总统原是要凸显蒋介石为全国最高领袖，然而会前会后诸多迹象显示，他并不足以言全国的领袖，共产党喊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固然扫兴，连全党的领袖都成问题，充其量是ＣＣ与黄埔的绝对领袖。他被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大选为大总统，虽全力以赴，不惜威迫利诱，却不能阻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甚泄气，而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更使这场“政治秀”黯然无光。蒋、李之间的裂缝，亦因伤感情的选举不再能够缝合。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都不能够同心协力，国民党大厦之将倾，已可预卜。这次耗资巨大的国民大会，岂非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吗？蒋介石想搞假民主以获政治实利，结果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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