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里小学（第二年更名为向阳小学）建成后，魏家墩、窑头赵和观前村的孩子们都来这里上学。老菩萨唐文宽和赵宝明的哥哥赵宝亮，成了学校的第一任教师。赵宝亮是个厚道人，早年跟着周蓉曾读过几年私塾。他知道，大队革委会最初议定的校长人选是唐文宽，只是由于后者的坚决推辞，校长这顶乌纱帽才最终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在心底里对唐文宽的感激与敬重可想而知。虽说学校当时只有两位教师、三十七个学生，可每当宝亮听见村里有人恭敬地称他为“赵校长”，还是笑得合不拢嘴。他更加卖力地干起了巡夜、打扫操场、清洁厕所一类的杂活。他对唐文宽言听计从，学校的大小事务，仍由唐文宽一人定夺。

        没过多久，赵宝亮就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叫做“二菩萨”。

        赵锡光对于学校的落成怀着嫉恨。这么大的决策，关系到儒里赵村千秋万代的文脉传承，大队的干部居然没来找他商量，征询他的意见，“好不令人憋闷！”这倒也罢了，把好好的一个学校，交到死敌唐文宽手里，赵先生实在有些想不通，“他唐文宽是个外乡人，胸无点墨，懂个什么尧舜禹汤、成武周康？纯属误人子弟。我看他不过是换了地方，给孩子们讲小人书罢了。”

        “你实在是太老啦。牙也掉了，嘴也歪了，还要去管这等鸟事！”师娘冯金宝劝慰他说，“去年你在菱塘放虾网，一跤跌到河里，若不是小木匠拼了命把你救上来，早就做了落水鬼了。省省心好不好？”

        当然，对新建的学校怀有仇恨并冷嘲热讽的，不只赵先生一人。梅芳对龙英这样抱怨说：“建学校，本来是桩好事。这个是不用说的。可你想想，这学校早不建，晚不建，等到他们家龙冬长大了，眼看到了入学的年龄，嘿，这学校也像变戏法似的建成了。你说说，怎么就这么巧？”

        这一次，龙英对梅芳的冷言冷语未予理会。因为，学校正式开学时，她的儿子小满与银娣家的小斜眼一起，成了儒里小学的第一届学生。

        可那年九月，开学后没过多久，学校就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龙英提着一把菜刀，不顾赵宝亮的拼命阻拦，发了疯似的冲进了教室，对着正在给学生绘声绘色讲解“三打祝家庄”的唐文宽一顿猛砍。其实，早已被吓傻的唐文宽站在讲台前一动没动，但龙英砍出的十三刀，却刀刀落在了讲台上，唐文宽本人毫发未伤。

        春琴诱导龙冬讲出实情的时候，我和德正都在场。龙冬说：

        “那天我们在上课，唐先生说，祝家三兄弟本领好生了得，正说得高兴，就见龙英姑姑举着菜刀闯了进来，要杀唐先生。她不朝人身上砍，光砍桌子，真是怪事！龙英姑姑问，我为啥要砍你，你狗日的可晓得？唐先生赶紧说，晓得的，晓得的。然后，唐先生‘扑通’跪了下来，哭丧着脸，说，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哈哈，他说他自己的命是狗命。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我来世给你当马骑。后来，宝亮伯伯就冲了进来，把姑姑拖走了。再后来，再后来就没有了。”

        春琴还要追问什么，德正就给她递了个眼色：“这件事大队既然已经处理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德正站起来，往我杯中倒上了酒（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泪。因为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长辈像模像样地给我倒酒），嘱咐我说：“生产队的牛既然交给你养，你得用点心才好。你父母都不在了，往后这就是你的家。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说，我来替你做主。你婶子这个人，有点小心眼，也是人之常情，你不要记恨她。”

        从德正当时的神情来看，他已经知道龙英和唐文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给我倒酒，不过为了转移话题罢了。奇怪的是，对于这件事，各怀心事的大队干部们极为难得地统一了口径，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村里的大人们也口风极严，讳莫如深，将这件事封得严严实实。到了第二天，再也没人提及，就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同彬挑着一担粪，在龙英家门口歇脚。他笑着向躺在椅子上半死不活的老牛皋打听这事的始末。没想到，气息奄奄的老牛皋，一骨碌从椅子上翻身坐起，勃然大怒，指着同彬的鼻子骂道：

        “这事是你该管的吗？快给我闭上你那张臭嘴！”

        同彬吓得赶紧挑起担子就跑，粪汁洒了一路。

        随着学校的落成，德正所谓的三件大事，总算是完成了头一件。龙英大闹学校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二件大事也开始浮出水面，并被立刻付诸实施。

        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德正召集大队干部以及部分村民，在祠堂里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附近几个村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我被春琴叫去，在伙房的灶下烧火，她和银娣两个人，则忙着给与会者端茶倒水。

        原来，赵德正这些年来成天在磨笄山上转悠，并不像梅芳所讥讽的那样，只是“饭后散步消食”；也不像春琴所咒骂的那样，“去那荒山野岭寻他那前世的魂”；更不像老福奶奶所担忧的，“被腊保的魂迷住了心窍（至于腊保是谁，我当时一无所知）”，而是在酝酿一个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

        他的足迹把磨笄山丈量了无数遍之后，画出了百十来张草图，精确地计算出，如果把磨笄山推平，余土填入沟壑，可以凭空多出多少亩的良田。而且，按照他的反复演算，沟壑被填平后，“恰好”与便通庵的墙根持平。他说，磨笄山现有荒坟五十多座，且大多数属于“五服”之外的无主坟，可随时清除。山上埋有大小岩石“最多不超过七十多块”。他昨天去了一趟青龙山矿场，找来了几个技工实地查看。技师们说，那些岩石并不难弄，爆破工作全部由他们承担。接下来，德正仔细地报出了一组数字：磨笄山被推平后，这凭空多出来的一大片土地，按每亩七百多斤来计算，每年可以多打多少万斤粮食，“我们把其中的一半上交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剩下的一半，就可以解决大队春夏之交的饥荒问题。”赵德正还向与会者公布了他所计算的土方量，投入的劳动力，以及完成整个工程所需的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迟后年春节，我们就可以用磨笄山上出产的小麦来蒸馒头了。”

        最后，赵德正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报告：“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如果大家说行，可以干，现在正是农闲时节，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上山。要是大家说不行，我刚才说的话就算是放屁，我们马上散会，大家回去睡大觉。”

        德正话音刚落，大队会计高定国第一个站起身来，把膝上那顶新买的蓝绒鸭舌帽往头上一戴，不耐烦地说了句：“我这就回去睡觉。还当是什么事呢，兴师动众，一惊一乍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梅芳倒是没走。不过，她对赵德正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就算你的计划是可行的，也要事先上报公社和县委，由上级部门统一决策，统一布置，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仅凭长官意志，一拍脑门，任意胡为！”

        经她这一嚷，朱虎平、龙英、小木匠赵宝明和更生他们几个，都表示反对。红头聋子低声嘀咕道：“你这是在说梦话呢！这磨笄山，自古以来就是村里先祖殡葬的吉地。我还巴望着将来死了，能把骨灰葬到山上去呢。你说平就平了，成何体统！”说完站起来，把身上的棉袄掖了掖，也走了。

        同彬当时也在场。他张着手，绷着一扎绒线。见他母亲新珍低着头，一声不响，只顾飞快地绕着绒线，同彬就用脚尖轻轻地踢了她一脚，大概是想怂恿他母亲发言。

        后来，同彬告诉我，前天上午，德正和春琴专门到他们家去过一次，让新珍在德正发言完之后，抢先表示赞成，以“主导舆论走向”。新珍当时是爽快地答应了的。可是，到了会上，她瞅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就吓得不敢说话了。她不会不知道，此时的德正，坐在台上，一个劲地朝她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哀求她发言。正在心烦意乱之间，被儿子一催促，就突然恼怒起来，高声骂道：

        “你个兔崽子，没事踢我干啥？”

        祠堂里早就乱成了一团。朱虎平和小木匠他们几个，已经在凑打牌的搭子了。从魏家墩、窑头赵等几个自然村来的干部，此刻也准备离开了。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德正，笑道：“赵书记，天太冷，路又远，先走一步了。这事咱们从长计议，急 不得。”

        眼看开会的人纷纷散场，坐在德正旁边、脸色阴沉的高定邦突然把手举起来。

        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在等待人群慢慢安静下来。一直等到会场上鸦雀无声，正准备离去的几个外村的代表重新落了座，他这才看了一眼会场，大声道：“这个事，我赞成。谁要不想干，谁他妈滚蛋！”他又瞅了一眼坐在一边的赵德正，板着脸，像是跟谁赌气似的说道：“明天一早，咱哥两个就上山平地。本来嘛，愚公移山，也用不了那么多人。”

        应当说，高定邦那晚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它直接印证了半年来村子里一直在议论的“兄弟反目”的传言。

        那天深夜，春琴在厨房的灶下洗茶杯，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你刚才注意到没有，高定国开会时，没有与他哥哥坐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靠在门边的一张竹椅上。这是破天荒头 一遭。”

        第二天，我跟几个老太太在仓库里选稻种。马老大忽然说，据她所知，高家兄弟突然失和，是因为“有一回定邦不敲门就直接闯入了弟弟的房间，而当时梅芳一丝不挂正在洗澡”。她还说，兄弟俩闹翻之后，高定国一怒之下，把堂屋通往前院的门用砖头砌死了。定国与梅芳从此由后门出入，与住在前院的高定邦“牛头不见马面”。

        不过，马老大的这番话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不久后的一天下午，老福奶奶让我去梅芳家借定盘秤卖兔毛，我亲眼看见他们家堂屋的门不仅没有堵死，门板上还新刷了桐油，上面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由于高定邦的意外表态，赵德正差一点胎死腹中的计划终于重现生机。小武松潘乾贵、银娣、我叔叔赵月仙和新珍，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就连手腕上绷着绒线的同彬，也站起来凑热闹。

        德正一看同彬要说话，立即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听“革命小将”来发言。可让德正这么郑重其事地一喊，同彬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朝他娘看了一眼。新珍手里绕着绒线，嘴里道：“有屁快放！”

        同彬说，如果磨笄山被推平了，村庄与大港镇的直线距离“立即”被缩短了“十分之七八”（新珍插话：吹牛吧你！若说缩短了三分之一，还差不多！），从后村就可直插江边码头（新珍插话：你去轮船码头充军看电影，倒是方便了），如果走得快一些，他去码头看电影（新珍插话说，可不？），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个来回（新珍插话说：你飞呀？），那可好咧！（新珍插话：好什么好？）

        听着母子俩像说相声似的一唱一和，坐在他们旁边的王曼卿，笑得把嘴里的瓜子壳都喷了出来。这时，在墙角旮旯一张梯子上抽旱烟的赵宝亮忽然提出了他的问题：“磨笄山推平之后，地势仍要比平陆高出许多，这水引不上去，怎么种粮食？”

        “你不要死脑筋！”我婶子插话道，“我们可以先种些耐旱的红薯啦，玉米啦，花生啦，土豆啦，连公粮都可以省了。你要是把花生、红薯送到粮管所，粮管所也不收啊！我们正好吃独食。”

        来自魏家墩的一个干部听婶子这么说，就出语讥讽道：“这还没开工，有人就打定主意要吃独食了。既然你们一个村想独吞，大晚上把我们叫来干什么？”

        可我婶子并不打算就此让步，她一手叉着腰眼，一手拿着线板，胡乱地挥了挥，回敬道：“谁请你来的？笑话！脚在你身上，你爱来不来。”

        高定邦这时出来打圆场，拍了拍那个干部的肩，让他坐下来，“至于分配的事，以后再商量。不过别担心，我们牙缝里剔出来些碎末末，就够你们吃的了。”

        到了最后，梅芳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坚持原先的意见，只是说，这么大的事，还是先请示一下公社为好。德正就顺水推舟，责成她赶紧起草一份报告，明后天就去公社，向郝乡长当面汇报。深知郝建文为人的高定邦，没忘了提醒自己的弟媳，到时别忘了给他买一条“丰收”牌香烟，最好再给他买上一斤桃酥，“郝乡长牙口不好，他喜欢把桃酥泡软了再吃。”

        随后，德正宣布散会。

        两天后，郝乡长看了梅芳的报告，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只是说，有些事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做得说不得。“你可懂我的意思？”

        梅芳说：“懂，懂，我懂。郝乡长心里是赞成的。”

        郝建文就朝她跟前凑了凑，手搭在她背上，笑道：“你能看出我的心，我怎么就看不出你的心？”

        梅芳一听他的话有些变味，就赶紧跟他道了再见，溜出了公社大院。

        远在地区行署的严政委，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专门给德正写来一封长信，明确予以支持。这封信，当年赵德正让我给他念过几遍。可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在这封信的结尾，严专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那是《七律·到韶山》中的两句：

        等到磨笄山最终被推平，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茬油菜，漫山遍野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酿蜜，已经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初春。那时，从合肥来的几个插队知青，已经在村里落了户。

        赵德正把便通庵修葺一新，作为知青的宿舍。随后，他又在知青点边上新盖了七八间矮平房，建了一处养猪场。我叔叔和红头聋子一起，被派去养猪。起先，梅芳别出心裁地给这块新垦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狼窝掌”，但遭到了老福奶奶的一顿啐骂——她唯一的儿子腊保，十二岁那一年，在磨笄山上遭到两头灰狼的围攻。他的内脏被吃空以后，尸架由德正背了回来。

        她听不得“狼”这个字。

        于是，大家就把那块新开垦出来的高地叫做“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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