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同湖南省委代表为红四军主力是否去湘南进行争论的时候，敌人却并没有闲着，湘赣两省敌军按照7月7日“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约定，又一次发动了对根据地的进攻。

        联席会议的决定因敌情的重大变化而面临挑战。

        湘敌吴尚部动作最早，7月4日，也就是永新联席会议的当天，吴尚的第一、第二两个师，从茶陵、酃县分头进入宁冈。当时，宁冈只有袁文才率领的红三十二团和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他们虽然全力防守，但毕竟挡不住敌军两个正规师的攻击。

        宁冈告急，红四军军委火速调二十八、二十九团回宁解围。

        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挥师西进，直捣湘敌巢穴，于7月13日攻克酃县。这一招果然见效，湘敌很快退守茶陵。

        湘敌是退了，但赣敌却攻了上来，而且来势汹汹，一下子就齐集了11个团的重兵于永新。

        留在永新御敌的红三十一团面临严重威胁。朱德、陈毅决定率二十八、二十九团回援永新。

        然而，红二十九团这时却不愿回根据地，而要求去湘南。

        二十九团是由湖南宜章的起义农军所组成的。自年初参加“年关暴动”，尔后上井冈山，一晃半年有余，官兵们的思乡情绪越来越浓，当得知湖南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消息后，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

        军委和上级长官不同意，他们就瞒着上边，提出“我们自己来指挥自己”。

        永新联席会议已决定不去湘南，那么，他们就私下开个士兵委员会，来讨论去向。

        士兵委员会本来是发扬军内民主的一种形式，此时却成为了一些人搞极端民主化的工具。这大概是连倡导士兵委员会的毛泽东等人都未曾料到的。

        受乡土观念驱使而召开的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为了满足“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的要求，作出决定：13日开往湘南！为此，他们不仅确定了部队出动的时间，甚至连带路的人都已经找好了。

        突然的变故，令朱德、陈毅等非常震惊。他们一面找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了解情况，责令他们加紧做工作，制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一面给毛泽东写信，派人急送永新报告。

        胡少海是宜章人，龚楚是广东人，在部队去湘南这个问题上，他俩也受到思乡情绪的影响，要他们做部下的工作真有点勉为其难。尤其龚楚，本人就是“回湘南的主角”，他不仅不做劝阻工作，反而要各营党代表告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一定要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团长、党代表的态度如此，要他们做工作，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他当即回信。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即江华）疾行130多里，将信送给朱德。

        按照毛泽东在信中所明确表示要坚持永新联席会议决定的指示，朱德、陈毅努力对二十九团官兵做说服工作。

        然而，归心似箭的二十九团官兵根本听不进劝阻，朱德等集合部队，苦口婆心地讲了一番道理后，仍有不少狂躁不安的二十九团官兵叫嚷着“杀回老家去！”

        好不容易以暂时回宁冈解井冈之围，然后再去湘南的许诺，勉强于14日将部队带出酃县，往宁冈前进。

        军心涣散的部队，真是难带！平常日行百里的部队，此时一天竟只走了30里，兵士们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队伍凌乱。

        部队在酃县沔渡停了下来。

        朱德、陈毅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继续做说服工作。可是，一直随军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此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导扬其焰”，公然怂恿二十九团去湘南，而且冠冕堂皇地称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陈毅提议请示毛泽东后再做定夺。

        好在沔渡已经离宁冈茅坪不远，杜修经自告奋勇去见毛泽东。

        头脑发昏的龚楚对准备去宁冈的杜修经扔下一句话：“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

        杜修经果真一天就打了来回。他赶到茅坪时，毛泽东正巧去了永新。接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听了汇报，不假思索，当即表态：“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得到了杨开明的首肯，杜修经把二十九团推向了回湘南之路。

        朱德、陈毅此时已无力回天，为避免红军分裂，也为了保护孤军深入的二十九团，他们只好同意二十八团也一同行动。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出发前往湘南。头两天疲惫不堪、日行仅30里的二十九团，竟完全变了一个样，行军如飞，一口气走了100余里，当天就赶到了水口镇。

        本不是那么情愿到湘南去的二十八团，紧紧追赶，才不至于被落下。他们感到十分纳闷：二十九团究竟是怎么啦？

        在水口，毛泽东的又一封急信送到了朱德、陈毅的手中。阅信后，朱德、陈毅等人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

        当晚，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会议，不过，会议是由杜修经主持的。会议的议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

        朱德、陈毅、王尔琢坚持要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回边界打破敌人的“会剿”；杜修经、龚楚等则坚持要去湘南。

        “即便是红军大队回边界，也不能解井冈之危，而去打郴州，说不定还可起到‘围魏救赵’的奇效哩！”杜修经振振有词。

        “你这是拿红军将士的性命在赌运气！”王尔琢毫不留情地反驳。

        杜修经气得涨红了脸，指着王尔琢吼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的杜修经，搬出了“省委”的牌子，压制了不同意见，会议不欢而散。

        朱德、陈毅等人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未能奏效。

        红军大队离开了水口，很快踏上了湘南的土地，前进的目标是湘南重镇郴州。

        亲历者李步云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从酃县出发到郴州，那时真叫归心似箭，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脚杆子特别硬，三步并作两步走。”

        7月23日，部队抵达郴州城外的鸦市坪。

        翌日，红二十九团在不明敌情、不做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开始了进攻。当时，团长胡少海意欲待朱德军长及二十八团到达后再行动。可杜修经却声色俱厉地说：“还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国民党军，我们是共产党，放着敌人不打，还革什么命！”

        范石生虽是国民党将领，但他在危难之际曾真诚地帮助过朱德率领的革命军，对此，胡少海非常清楚，所以他提出要等朱德来再作抉择。

        果然，待朱德等人赶到时，战斗已经打响。一打听，打的恰巧就是范石生部的十六军四十六师。

        朱德为难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湖南汝城与范石生离别时，范石生曾说过的一句话：“玉楷兄，此去一别，好自珍重。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而现在仅过了半年多时间，就弄得兵戎相见，朱德觉得过意不去，他对杜修经、胡少海说：“范石生部是友军，过去曾接济过我们，和我们搞过统一战线，不能打。”

        杜修经可不管什么统一战线，他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朱德不便再说什么，如果他再坚持，不仅要得罪二十九团官兵，弄不好还可能有“通敌”的嫌疑。

        再说驻守郴州城的范石生部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张浩，对范石生与朱德的关系也很清楚，所以，当一开始听说是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到了湘南时，他并没有当一回事，心想大不了双方打几枪应付应付了事。

        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张浩的意料，红军一上来就干真的，一下子就将他的一个补充团打了个七零八落，而且攻入了郴州县城。他十分恼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当即命令驻在苏仙桥的4个团赶赴县城投入战斗。

        4个正规团进攻，使进了城的二十九团很快就陷入了重围。二十八团虽然拼力顶住了部分向县城反扑的敌人，无奈敌军太强，加之二十九团不战自乱，郴州城很快就又丢失。战斗打得很艰苦，红军伤亡越来越大。

        朱德当机立断，命令二十八团撤出战斗，边打边往资兴方向撤退。

        朱德的这一果断决定，保住了红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却消失在郴州城，1000余人的队伍仅剩100多人，成建制的只有萧克带领的一个连。

        萧克对这段历史记得非常清楚：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城北边，二十九团住在城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二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军样子。因此，我就叫我那个连坐着，不要走动。这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命令去宜章，是听到北面打枪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乱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八九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往东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传令排也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时这个团有1000多人，陆续回来的不过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和特务连一部分加上些勤务人员。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四十五支枪。这样，二十九团余下来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条枪。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来听说都溃散了。

        冒进湘南，终于导致了红四军成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失败，不仅将红二十九团推向毁灭；而且使井冈山根据地丧失了一次巩固和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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