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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井冈山红色故事“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农民耕种”

“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农民耕种”

        湖南省委1928年7月拟定的宣传口号中有如是一条。

        而这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分田不仅仅是宣传口号,已真正付诸实际行动,土地革命在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是边界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专门成立了土地部负责这项工作。而在县、区、乡的各级工农兵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土地委员会。

        土地委员会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般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土地分配时,先要由土地委员会进行研究,提出方案。为此,土地委员会必须就土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要制定分田方案、划分阶级。因为是否分田,是以阶级成分来决定的。鉴于当时“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所以划分阶级的事往往比较简单。

        各级工农兵政府对土地革命的领导,使农民群众很自然地将土地革命问题与工农兵政府联系到了一起。到井冈山根据地不久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评价说:“‘苏维埃政府’在一般民众的认识程度,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准的。”

        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内,全面铺开土地革命,干部和骨干的缺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到各县的乡村,帮助和指导分田工作。

        当年被派到宁冈县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

        “我在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

        “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抽肥补瘦”,很形象的提法,这是当时分配土地的一个原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根据地在最初确定分配土地的方法时,一般是以原耕为基础,按照分配土地的平均数,多出来的土地拿出来,少了的则补足,此为“抽多补少”之原则。

        然而,井冈山地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的情况差距很大,在实行“抽多补少”方法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办法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雇农。这是因为富农的地,一般都比较好,而贫雇农种的地,一般都比较差。“抽多补少”,富农的好田往往就分不出来。于是,毛泽东又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把富农的好田也要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种,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抽肥补瘦”的方法也不难,以每亩田4担谷为标准来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进行登记造册,然后按上、中、下搭配分田。这样一来,使土地分配更趋合理。

        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还确定了两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一是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进行统计和计算,来确定分田的平均数,是根据地土地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秋收起义之前的1927年8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南省委起草的《土地纲领》中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井冈山根据地最初的土地分配中,采用的是以村为单位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觉得以村为单位的方法不太好,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以乡为单位来进行土地分配,实践证明,这个方法较为切合实际,效果较好。

        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边界各县的土地革命,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而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参加平分土地。“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这与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待其精神传到井冈山时,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早已全面展开,并且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此时如按六大的决议改过来,将贫苦农民已经分到手的土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雇农的积极性。所以,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分田的政策基本确定之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全面铺开,很快取得了成效。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在向省委的汇报中,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土地分配情况:“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如过去我耕田很多,现在分少了,原田分给别人了,农民便要拔去秧苗,不要好了别人,结果是由现得田的人补以工钱,或将来平均分谷解决了。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多。”

        分到了田的贫苦农民,感激不尽,他们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

        当然,他们也不无担心:“土豪回来怎样呢?”

        还没有开始分田的贫苦农民,望眼欲穿,他们不时地问:“分田的公事来了吗?”

        杜修经上述报告的内容,不久后即登载在《布尔什维克》第25期的一篇署名觉哉的文章中,向全党作了介绍。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之中,当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许多地方的共产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顽强抗争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成功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这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

        农民分得了土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未到此为止,他们还要督促农民生产,坚决杜绝抛荒。

        《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就反映了苏维埃政府对分得田地农民的要求,不妨全文录下:

        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

        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以牵连。

        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

        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粮田。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井冈山的分田也存在一些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非“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做法,既不符合中央的有关精神,又人为地增加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直到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才开始纠正。采取的办法是,“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出现了一些“左”的做法,例如为了打破一些农民“等公事来”的依赖观念,采取了包括烧毁原有田界在内的“种种办法”,而做耐心深入的发动群众工作不够。

        在实行分田的时期,有些富农站在大自耕农的地位上主张合耕,以阻挠土地分配,有的甚至混入革命队伍,反以“苏维埃政府”的政权,来打击贫农。

        尽管如此,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基本是令人满意,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从4月到7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有效地支援革命战争,加快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就在农民分得了土地的这一年,井冈山地区的庄稼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使边界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一定保障。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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