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根据地吃紧的情况，传到了正在赣南开辟新区的红四军那里，为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挥师向东，于1929年2月20日在吉安的东固地区，与战斗在这里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

        东固，地处赣西山区，是1928年4月间形成的又一块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它与井冈山根据地遥相呼应，因而有着“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说。而今，井冈山的红军和东固山的红军终于会师，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对红二、四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打出了一块红色根据地赞誉有加，他称红四军是“铁军”，而红二、四团则是“钢军”，钢铁结合，就能所向披靡。

        朱德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连东固山的红军也成“朱毛”啦！

        善以军旅生涯为题赋诗的陈毅更是诗兴大发，吟诗抒情：“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虽说毛泽东、朱德等对在东固山与红二、四团会师振奋不已，但他们在这里最终证实：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红五军突围下山。

        这是一个最不愿听到的消息，但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解井冈山之围的目标未能实现，而围追红四军的敌军又朝东固地区逼进。得到了数天休整的红四军，于2月25日离开东固，朝赣南、闽西游击。

        就在红四军为解井冈山之围而赴东固之际，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则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辗转到了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

        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彭德怀在其《往事回忆》中追述道：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奋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从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300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部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了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千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300余人，又发展到了700余人。

        4月1日，在闽西连打几个胜仗、并补充了大批军需的红四军，又来到了赣南，在瑞金与红五军会合。

        劫后重逢，井冈山上下来的两军领导人和指战员无不为重新相聚而激动万分！

        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红军力量在困境中先后脱险，保存了下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深感庆幸。此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那片曾孕育了红军的土地，还会有党的活动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吗？

        边界的党组织和人民以行动在回答。

        自红五军突围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基本丧失，在敌人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的双重打击下，边界党组织和武装力量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边界的斗争一度处于停止的状态。

        然而，边界的党组织还在，火种犹存。

        1929年2月，就在红五军突围后不久，边界特委委员兼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来到九陇山。他召集宁冈、茶陵、永新3县党的负责人，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以刘真、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朱昌偕任书记。临时特委开始了边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3月14日，又在永新召开了边界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特委，决定由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刘真、陈正人等5人为常委，刘宗义、王怀、龙超清、谭思聪为候补常委，朱昌偕为书记。紧接着，在特委的领导下，边界的各级党组织开始恢复，特别是永新、茶陵、宁冈等县的党组织，大部分都很快健全起来，并开展了活动和斗争。

        边界党组织在逐渐恢复，与此同时，原来处于分散隐蔽状态的红军武装也逐渐活跃起来。

        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会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先后调离，仅在永新县留驻了一个正规团。趁此机会，边界临时特委组建了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

        这是边界红军武装的重建。组成这支队伍的是未及突围而坚持下来的李灿率领的红五军第一大队、奉命留守的袁文才、王佐部，以及永新、宁冈、莲花、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这支有400余支枪的部队，人枪虽然不多，却似野火过后复生的新芽，充满生机。

        袭击宁冈、砻市、古城之敌；缴获茶陵和尚庄挨户团之枪；击散永新陇田、路江之保安队……一时间弄得边界的地主豪绅恐慌无比。

        于是，豪绅们自己拼凑了一个“茶、永、酃、宁4县联防”，想扑灭这复生的“野火”。不想火没扑灭，自己却被烧着，落了个一败涂地。

        地主豪绅的气焰遭到打击；人民群众的希望开始萌生。

        毛泽东、朱德等仍在关注着井冈山的斗争。4月底，奉前委之命，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又一路拼杀地回到了井冈山。

        “红五军回来啦！”消息很快传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民众，一扫三次“会剿”的阴霾，再度燃起了希望，增添了信心。

        红五军带来了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及东固山的斗争经验，边界特委“感觉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于是，5月10日，在宁冈古城举行了湘赣边特委第四次执委会。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斗争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当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党员负责同志和红五军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过来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实由山上转移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或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的主张。会议产生了新的特委领导成员：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为特委常委，邓乾元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

        鉴于边界斗争出现的新情况，会议还就军事斗争及其策略进行研究，并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内容涉及“集兵政策”、游击政纲、游击区域、游击策略等诸多方面，而其中又以“集兵政策”最为重要。

        所谓“集兵政策”，就是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组织更多的正规红军。其理由是：（1）“要使五军能够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对五军本身必须帮助使其战斗力加强”；（2）“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3）“赤卫队过去的困难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敌，一面又要求经济的出路，此两事因赤卫队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难以两全的”；（4）“边界地主阶级武装胜过革命武装，故革命方面的武装正面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少；集兵则革命方面的武装超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故正面能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的可能多”。

        显然，采取“集兵政策”，为的是能集中兵力与反动武装相抗衡，这正体现了前委和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为此，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被编为了红五军第六纵队，王佐出任纵队司令，何长工为纵队党代表。

        岂料，红五军的重返井冈山惊动了敌人。就在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召开之际，赣敌两个团分两路扑了过来。红五军为避其锋芒，不得不又一次离开井冈山，转战湘粤赣边界。由于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已编为了红五军第六纵队，也随军而去。

        湘赣边界地区再一次陷入了没有主力红军的境遇。

        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烧杀掳掠，使边界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割据局面再次遭到破坏。

        6月底，红五军从湘粤赣边界再返井冈山，接连收复遂川、宁冈两县城。7月中旬，在安福重创敌军，击毙击伤敌七十四团3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

        红五军连续的胜仗，振奋了群众的勇气，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

        边界又一次出现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8月7日，应湘鄂赣边特委的要求，红五军再一次离开井冈山，前往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斗争。

        这一次，敌人虽然又趁虚占领了宁冈、莲花县城。但是，已经有了准备和经验的边界党组织，依靠袁、王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将边界的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九、十月间，边界红色武装趁敌调防之机，出其不意地收复了莲花、宁冈县城。

        10月30日，永新、宁冈、莲花3县的红色武装联合行动，一举攻占永新县城。

        从此，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边界的红旗越举越高，疆域越打越宽，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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