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将我带到了男朋友家。离她家不远，在排子胡同。她和男朋友商量了几句，引我走进一间新接盖起来的砖房里，不大，十来平米。新的双人床，新的被褥，一对绣花枕头，一张新打的还没上油漆的写字台。

        她红着脸说：“这是我们未来的新房。”

        我也红了脸，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她说：“有什么不行？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嘛！”

        她的男朋友也说：“别见外，我两个姐姐都在北大荒。她们每次探家，在哈尔滨转车，都要在你们哈尔滨知青家里住上一两天，都是哈尔滨知青接站送站。哈尔滨知青讲义气。我们北京人对哈尔滨知青也得够朋友！”

        我就这么的，在人家未来的新房里住下了。有了住处，最需要的便是睡觉。从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车站“夜游”，困乏之极，他们走后，我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醒。醒来就去逛大栅栏，逛天安门广场。逛够了才回来吃晚饭。吃罢晚饭，我那“妹妹”来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块儿陪我聊天。她临走时问：“梁哥，你肯定缺钱用吧？”

        我说：“不缺不缺。”

        她说：“不管你缺不缺，给你留二十元钱。”将二十元钱压在枕下。

        我说：“我第一个月开支就还你。”

        她说：“你看，你没说实话吧！这就是你的家一样呀，还客气什么！”

        三天后，我又到文化部去。

        接待过我的那个女同志问我：“你是愿留在部里，还是愿到具体文艺单位？”

        我反问：“留在部里将分配我作什么工作？”

        她说：“可惜你不是党员。否则可以分到组织部、干部局。不过你的毕业鉴定不错——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一条很重要。凭这一条鉴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办公室’协助工作，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说：“那还是分配我到某个具体的文艺单位吧。”她说：“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个人前途，你再慎重考虑考虑。留在部里有留在部里的好处，解决组织问题容易些，你档案中那条鉴定对你非常有利啊！”

        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

        她说：“随你便！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四个文艺单位任你自己选择。”

        我考虑了足有五分钟。我想，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去能干什么呢？当教师？我懂什么电影理论或戏剧理论？还不叫学生把我从讲台上轰下来？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对话剧又不甚感兴趣。到电影制片厂呢？我在电影制片厂又能担当起什么呢？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太少了！

        我讷讷地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文学编辑呀？比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这样的单位，我的最大愿望是今后能当一名好编辑。我相信我能。”

        她说：“那你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吧！制片厂也有编辑部，需要编辑。”

        我不再思考，说：“行！”

        暗想：以前我看的电影太少了，今后可有电影看了。

        她留下了复旦给我开的介绍信，重给我开了一张文化部的介绍信。然后，她又把我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带着到北影去。

        我来到北影，见北影厂门旁也有士兵站岗，真是大惑不解。仿佛从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艺术单位都在实行“军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过文化部的介绍信后，说：“部里怎么事先不征得我们的同意就分配人来啊！我们的职工定额已经超编了。我们得向领导请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过几天来听信。”

        我的心凉了半截，问：“几天？”

        他说：“三四天后吧！”

        我要把档案留下。

        他说：“你自己先带着吧。”

        我沮丧地离开了北影。比三天前离开文化部时的心情还沮丧。

        我那“妹妹”见我情绪不佳，询问我结果如何？

        我将在北影碰了一个“软钉子”的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

        她劝慰道：“嗨，这也值得忧愁？北影不要你，不是还有好几个文艺单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学毕业生，还怕在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不成？”

        我说：“这几天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

        我那“妹夫”说：“别不安。我们又没敬着你供着你的！拿你当自家人看待，你有什么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们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颐和园去，开开心心地玩上一天。”经他们劝慰，我的忧郁才稍释。

        星期天他们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没有着落，玩得不开心。

        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拆开自己的档案袋，看看里边都装了梁某一些什么材料。便光着脚丫，从书包里掏出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档案袋，不说“违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里还是不甘罢休。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些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父母和亲属的什么材料呢？它像个影子似的，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努力像个好人那么生活，但它却很可能向许多人证明你是个坏人。许多人相信它，远胜过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和表现。“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识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评语曾写在多少人的各种鉴定上啊！而写鉴定的人却又不见得是个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装进了骨灰盒。你的档案，又成了你儿子或你女儿的档案的一部分。这样一想都够令人七窍生烟的！

        虽然我明知自己的档案里绝不会有什么黑材料，虽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对自己的档案袋所产生的那种好奇心，简直就无法转移。他妈的就算写的全是优点，我也想知道我这个人具体都有哪些优点。有利于今后发扬光大嘛！谁叫他们让我的档案袋落在我自己手里呢？不看白不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于是我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第二次从书包里掏出了档案袋。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我自己的灵魂，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掂了掂，很轻。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分量啊！

        洗脚水没倒。就用洗脚水浸湿了封口，然后用大头针谨慎地挑开了，心情挺激动地从中抽出几页纸和表格来。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签定，中学的毕业签定，都写的相当好。中学的毕业签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签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

        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

        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哪儿？”

        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

        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

        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住肝火敲门。

        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

        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

        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相觑。

        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

        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

        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

        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个人都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

        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

        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哪啊？”我说：“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

        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

        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排一个床位。今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

        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

        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的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烟锅整日不离手。最初我还很奇怪，以为他是位什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的啊？讲讲，讲讲。”

        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

        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

        后来主任告诉我，如果我的鉴定中没有那一条，就凭我当时“闯堂”那种“红卫兵”遗风，他是绝不要我的。其实我当“红卫兵”时，反倒“温良恭俭让”。“大串联”回到哈尔滨，见了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剃了鬼头，我仍在校门口对她行礼，问“老师好”。因为我是她喜爱的学生。我的坏脾气，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闹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

        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星两记耳光。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

        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

        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提醒。

        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们北方人称之为“逗闷子”。

        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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