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氏的《北京的一瞬间》（林氏自译作），在美国约翰·台公司出版，已将半年，行销听说将近五万册。在上海，除别发公司与美国原出版公司订有特约，印行廉价本外，并且也有了一种盗印本在流行。中国作家的没有保障，当然不必赘说，聪明的中国出版业者，并且还劫夺到外国文的作家及书店的身上，这本领可真算不少。这些还是馀谈，现在要说的，是这书的翻译问题。

        虽然书在出版之前，语堂氏就有信来，一定要我为他帮忙，将此书译成中文。后来这书出版，林氏又费了很大的气力，将原著所引用的古典，及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前后注成两册寄来给我。

        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于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而我们的敌国，却在这书的中译本未出之前，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日译本出世了。

        在这里，我一面也很感到对林氏的歉意，一面也看到了敌国文化的低潮。

        原来敌阀因起了不自量力的野心，向我发动侵略战以后，敌国的文化界，言论界，已经不复存在，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新著作问世了；所以在这两三年来，敌国也流行了一个翻译盛行的恶现象，尤其是粗制滥译的横行。

        譬如德国的赫儿曼·赫塞的作品，汉司加罗撒的作品等，在敌国的翻译界一时曾出过了很大的风头。

        这一种出版界苦闷状态之后的畸形现象，当然，在中国也不能说是没有。譬如上海孤岛的出版界，现在就也在呈出同这一样的怪象。但我总以为这现象是一时的，决不会在文化界有长存的可能。

        所以，最近林氏从香港来电问我的译讯的时候，我就告以我们不必汲汲与这一群无目的的滥译者们去争一日的长短。

        对于翻译，我一向就视为比创作更艰难的工。创作的推敲，是有穷尽的，至多至多，原稿经过两三次的改窜，也就可以说是最后的决定稿了。但对于译稿，则虽经过十次二十次的改窜，也还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

        但我这一次的翻译，好在可以经过原作者的一次鉴定，所以还不见得会有永无满足的一天。否则如翻译西欧古人的作品之类，那就更不容易了。这是关于翻译难的闲话。

        其次，因为林氏在美国的成功，中国人似乎很有些因眼红而生嫉妒的样子。如说林语堂镀金回来了啦，林语堂发了大财了啦等批评就是。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的洋财，我也不知道。关于说他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上外国去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的什么差使？

        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虽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分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那我也没有话说。

        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

        （原载1940年5月26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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