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全家都到火车站去送迪人，只有他母亲在家里泣不成声，珊瑚在陪她。

        以前姚家从未有过骨肉分离的事，所以这回大家都不免感情冲动。立夫也来了，在站上见到他们，又和姐妹俩上车厢去再同迪人谈上几句。孙亚和襟亚到最后一分钟才冲进车站，别人都已从车厢里下来了，他们只来得及同迪人说上几句话并从车窗里递进一袋礼物。车窗里的迪人白色硬领，红领带，配上他那张白皙的脸和笔直的高鼻子，活像个“洋鬼子”。姚思安站在月台上默默地注视列车驶出车站。火车最后消失之后，曾家两个孩子回头看到一个穿天蓝色竹布大褂的陌生男孩站在木兰身边不远处。立夫只等别人给他介绍这两个穿湖蓝色罗纱长袍，外罩珊瑚扣黑缎背心的男孩，他们油亮的辫子打得松松的，脚上是白短袜，黑缎鞋。姚家姐妹也穿戴得非常漂亮，乳白色绉绸短衫，窄窄的袖子，鸭蛋青厚锦缎裤。窄袖近日突然对行起来，取代了原先飘飘然的宽袖。朴素的乳白色短衫上缀的是在这个夏日的早晨看去很清凉的碧玉纽扣。木兰戴了梨形红宝石耳环，莫愁则是海蓝宝石耳环，两人各有一绺头发从鬓角下垂到耳朵前约一寸处。立夫在这一群盛装少年和美人中间颇不自在。姐妹俩都在一起使劲擤鼻子，木兰泪水未干，却仍露出笑容对曾家兄弟说：“谢谢你们来送行。”“很对不起，我们来迟了。”孙亚说，看看立夫，木兰便说：“哦，这是孔先生，傅伯伯的朋友。”两人相互鞠躬，莫愁注意到立夫的皮鞋虽然比以前黑了些，还是快变成灰白色了。

        送行的一群人走出车站，他们的马车就赶到路边来。姚思安邀立夫上他们的车回家，立夫说他的家很近，走几步就到。“迪人走了，假期里有空还是常请过来。”姚思安说，立夫答应了。然后他站在一旁看他们上了车，向他们鞠躬为礼，等马车起动了才信步走回家去。

        姚思安沉默无言。他拿起阿非的手握住，心想自己对迪人或许太严厉了些，过分疏远了他，对阿非决不能再这样了。他对这个幼子要同对两个女儿一样亲密无间才是。

        木兰在马车上说：“我有个奇怪的感觉，咱们家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

        “你认为他今后会改过吗？”做父亲的问道。他或许想到自己的青年时期，意识到儿子血气方刚，青春的狂劲还没有耗尽。

        “他有这么好的机会，”莫愁说，“说不定眼界一开，在世界上头等大学里受第一流教授的教导，会改变他。”

        可是她父亲说：“你年轻，才这样说。我们家有钱，我们才有花的。不过出洋不出洋同学业不相干。学问或者做人哪儿都可以学到。你看立夫同我们告别多有礼貌。他在长辈面前知道要持重而又不失从容，所以受人敬重。这些事都要出洋才学得到吗？”父亲这么一说，莫愁和木兰都无言以对了。

        回家路上，立夫对这事别有一种感觉。眼看别的青年人出洋留学他说不出是羡慕还是兴奋一时。他听说过剑桥和牛津，这两家大学的名字激起了他的求知欲，他不敢肯定迪人是否珍惜到剑桥或者牛津求学的机会，他进不进这两处也说不准。出洋留学的远景在立夫只是一种理想，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呢。

        他又觉得姚家曾家的社会地位比他高，他们的生活排场他是承受不起的。他同迪人的交情深入不了，因为迪人同他只有抨击有钱有势人家或者如同他们在学校里说的写历史翻案文章的本领是共同的，此外毫无共同之处。迪人没有看得惯的事，也没有认真对待的事。他把曾家的子弟看作同类，认为他们这几家自成一个世界。他们在西山初次会面时他对姚家姐妹会自己做饭感到奇怪，仅仅因为这点才对她们有了好印象。他向来畏惧高贵人家的小姐，这两位小姐倒的确又懂礼貌又有教养，但他对女性的魅力毫无知觉。那天他出于礼貌才万分无奈地让他的皮鞋拿去擦了；可是仍然认为擦皮鞋是全然多馀的事，若是让丫鬟跪着擦那简直是堕落的生活方式。然而他喜欢并且欣赏在木兰家里看到的那些质地精良的东西，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贵族——精神感官上的贵族。

        他和母亲妹妹住在四川会馆的三间屋子里，他出生后就住在那里。门前有块空地和一条脏水沟，他儿时就在那棵大柿子树下游戏。他父亲还在做小官时他们就住在这里，因为不收房租。他父母也曾用积蓄在城南购置了一所住房，可是为了增加收入而租给别人了。父亲死后多年他们还能长住这几间房子，傅增湘的势力是起了作用的。看门人口口声声说他眼看立夫长大成人，立夫也就认为他也是目睹这位看门人长成老爷爷的。他对于这里的门柱、通道以及门前一对石狮子的熟悉不下于对仍在抽屉里的那只旧陀螺。他一天天长大，门也就越来越矮，通道越来越窄，越来越短。那对旧日的石狮子表面磨得这样光滑也有他的一份劳绩。两头石脚嘴里各有一颗石球，都是同狮子一起从一整块石头上凿出来的，在里面滚动自如，但他屡次想把石球从狮嘴里掏出来都没有成功。后来他长大了，懂事多了，才不作此想。

        会馆大门是绿的，门上涂了块大红的圆形。门里的走道向左转就通到一个砖铺的院落。院落右边有扇小门通他们那三间向来称为两明一暗的住房，就是占两间地面的客厅兼书房兼餐室和一间卧室。他至今还睡在母亲房里朝院子开的窗户近处的一张竹榻上，小妹妹则和母亲同铺，院子里的两间东屋作厨房和杂物间，仆人也睡在那里。

        院子里铺的砖年代久远，有些已经破碎，院子中间有个孩子做来玩玩的日晷。那支架，两尺多高的一块破石板，是立夫碰上后，求门房帮他搬进来竖在院子里的，立夫在石板面上搁了块一尺见方的灰色砖头，砖上又安放了一个一毛钱买的日晷，是一个小木匣，有时辰刻度，一根让太阳投影的红线，中间又是个装上罗盘的小圆盘。石板表面不平，他垫了些碎砖块在砖头下面以保持水平。院子中间大支架上面的这个三寸见方的木制日晷看去十分滑稽。还不能不实说，他时常把日晷匣挪开，放上捕雀笼。

        不过他也干过比这大一点的种种事情。一次他在日晷边上竖起一根竿子，从竿上栓了根绳子到院子南端，同小日晷上的红绳完全平行。根据小日晷上的日影来核对地面的时间刻度。他母亲在许多事情上纵容他，包括这种游戏，因为自古以来日晷就会提醒用功的学生“惜寸阴”。可是院子中间拉起一根绳子毕竟碍事，他母亲和仆人绊跌过几次，这项实验便不得不收场了。不过院子里砖面上仍可看出用十二个钟头的圆周来表示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刻度，偶有人来见到了颇感奇怪，立夫则从这次实验学得了冬夏太阳角度移动幅度的确切观念。

        起居室完全是中等人家的风味，东墙正中挂了他父亲的遗像，两旁有故相翁同献书写的一副对联，是他们少量贵重的传家宝之一。对联是他父亲托一位朋友转请来的，因此上款落的是他父亲的名字。室内以席铺地，房顶和窗户都糊了白纸，使几间房屋全都显得异常整洁。靠墙安放了一张普通的红木八仙桌，三口之家用作饭桌。立夫的小书桌在东头窗下。还有几把木椅子，一张带垫子的藤躺椅，一把坐得十分光滑，已经发黄的藤椅，东墙他父亲遗像下面有张靠墙的半圆桌子，此外再没有别的家具了。藏书都在书架上，大部分是立夫的父亲遗留的，其中有版本特别珍贵的史籍和善本诗文集。除了一部普通版本的《十三经》之外，再没有什么足以特别显示国学修养的秘籍了。因为他父亲同多数做官的那样日子过得舒舒服服，除了应试中举所需的关于五经注疏和小学等毛皮学问之外，就一无所知了。藏书中有几种类书，立夫又加上了他的一些新式课本和一部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这部书代表了那个年代传到中国的全部西洋新思想新知识，他读得滚瓜烂熟。

        毫无疑问，立夫是这个小小院落的少爷和主人。许多宠爱孩子的母亲都摸不透自己的孩子，只感到吃惊。立夫的母亲也是这样。

        让人弄不懂的是，立夫由她抚养，却偏偏长得很正常。他母亲只是爱他而没有教育他。她听傅先生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出众时只能笑笑，不知如何应对。以前曾太太称赞木兰的母亲说：“你的肚子真争气”，如今木兰的母亲也用这句话称赞立夫的母亲。可是她越是得意自己的儿子，自己也就越加谦恭。那年春天她们在院子里养了一窝鸡，一天晚上家里三口人在灯下共享天伦之乐时做母亲的对儿子女儿说：“看那只带斑点的黑色老母鸡，生下这么一群漂亮的小鸡，鲜红的小嘴，黑黑的圆眼，一身细软的绒毛！有时我就想我也好比那只黑的老母鸡。”立夫记得母亲常对他说，他生下来时上唇正中有一小块干的皮，尖尖的。小鸡小小的尖喙使他又想起这事。

        “一双皮鞋三十五块大洋！”立夫从车站回家，谈到他遇见的那些人时叹道：“够我两年的学费了！”

        “今秋你上大学，花费还要大哩；一学期就要七八十块大洋。”他母亲说。“这话叫我想起你该去收房租了，是月底了。”

        立夫就跑去收房租来付学费了。

        七月底边木兰的舅舅冯泽安带了舅妈和七岁的女儿红玉从杭州回到北京。他们在杭州呆了一年。红玉是个颇不平凡的女孩，过了许久木兰姐妹才同她交上朋友，使她敢随便说话并且从她们手里接过吃的或者其他东西。接过之后她总像个生人似地道声“谢谢”。又过了很久她才感到自在些，肯和阿非放心玩了。珊湖想这孩子莫不是见了她这些在北京的表姐妹等有点胆怯，可是孩子总不该这么拘谨呀。没想到她一下子学会了北京话，模仿表姐妹说话了，让大家惊异不止。她聪明过人，五岁时就认字了，木兰和莫愁不久又教她再多认些字。一两个月住下来，她的话就多了，姐妹们问她怎么起先一言不发，她回答说是怕说杭州话惹人笑话。

        冯泽安回京使姚太太心生一计，她决心要趁迪人出洋期间打发银屏。她要对得起银屏；尽心给她说一门好亲事，明媒正娶地把她嫁出去，只是不许她霸占自己的儿子。女子总无法理解另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的魅力。她以为迪人之迷恋银屏只不过年轻人难免的事，由青春期的日常接触引起的，只要她不在眼前儿子便会忘了她。她还没有给儿子物色媳妇，不愿他娶妻之前先有侧室。她万分无奈才让迪人出洋，以便摆脱银屏的朝夕相处，因此恨银屏逼得自己作出这样的牺牲。她自己想出个办法，也不曾对两个女儿吐露过，却暗地里告诉了刚回京的兄弟。他成了共谋，说是在杭州见到银屏的伯母，伯母说她如今年龄也到了，让他在北京替她找个好丈夫嫁过去。

        于是一天姚太太把银屏唤进房里同她谈谈。银屏已感到事情不对了。自从迪人告诉她，母亲答应留下她等他回国以来，她又表现出讨每个人喜欢的劲头和愿望，包括对他母亲。可是她心里明白母亲不喜欢她，因为她难得同她讲话。

        银屏进来了，站在门边说：“太太叫我来吗？”

        “是的，过来，我有话对你说。”迪人的母亲说。银屏走近来了。“你在我们家也快十年了，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按说，我们应该为你的终身着想，这事我已在心里盘算了好久。去年我们想送你回南方的家去，你恰巧病了，没去成。我想，你虽说是南方人，也不一定非回南边不可。你看怎样？”姚太太停下来看银屏的表情，只见她两眼低垂，全身颤抖。银屏说：“太太，说下去吧。”

        姚太太便往下说：“我替你想好了出路。古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尽心服侍了我儿子，我们要给你找个能够干活养活你的男人，让你自己有个家，再不当丫头了——你看翠霞，不是有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了吗。”

        银屏还是不肯开口。姚太太再往下说：“上星期二舅爷从南边回来，说他见到你伯母了。你伯母的意思，既然不容易找着个人带你回南边，你年纪又到了，我们就在京里给你找个男人。我们替你办全套嫁妆。”

        银屏这才说话：“太太，我知道你们的善心，是领情的。我既然来到府上已经十年多了，受过你们的厚恩，我但愿没有什么大的不是之处。要是您允许的话，我还不急着想走。翠霞去年才嫁人，我还没到她那岁数。少爷出洋去，我的活少了，可是这个家里要我做帮手的事有的是，再说，我的契约虽然是十年，我情愿再服侍您几年。也花费不了您多少——不过一口饭，我也不再要添什么新衣。到时候您尽管打发我走，我会走的，也不需要给我办什么嫁妆。”

        “不是我要你走，你伯母说你该走了。”

        “要是她的主意，怎么没有信给我？她应该请人代写封信，这不是小事。”

        “可是她对二舅爷说了，不也一样。你难道不信他的话？”

        “不是我不信二舅爷的话。不过这是我的终身大事，我总得有张家里的字据才不至于吃亏。我们生就穷命的姑娘家不得不听人摆布。太太要是不要我了，我没有办法，只能走，可是总得要有张字据。”

        银屏说到这里已经眼泪汪汪了。姚太太感到自己理亏，只得说：“你非要字据不可，也办得到。不过我主意已定，有了消息就通知你。”最后两句话说得很严厉。

        银屏抹着泪水走开去，又害怕，又惊惶，又伤心。她感到自己上了当，理在自己这边，太太是在哄骗她儿子，因为他要自己等他，也曾许下诺言。可是这事她怎能说出口来为自己辩解，哪怕为了挽回局面也不能明说。她进了自己的房便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这就是他母亲等他一转身就撵我走的办法！”

        银屏哭个没完，全家都听到了，弄得人心惶惶，奋激不已。可是只听到女主人高声说：“我们没有亏待她。女大当嫁，我们不能养她一辈子。像她这么个小小的丫头可别指望一步登天。”家里的男仆婢女谁都明白女主人的话是什么意思。

        珊瑚、木兰和莫愁全都听到了，可是母亲盛怒之下，她们谁也不敢开口。姚思安起先只当妻子在训斥某一个丫头，这也是寻常事。后来得知事情要严重得多，就到太太房里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姐妹们全都聚集在房里，丫鬟们却不敢听，都溜走了。舅爷在店铺里。姚思安问起怎么回事，他太太告诉他，舅爷带来银屏伯母的口讯，可把银屏在北京嫁掉。“有这回事吗？”木兰的父亲说，“他怎么没同我说起。”

        “你是爷们。这是家务事，所以他没有告诉你。”他太太答道。

        “银屏怎么说？”木兰的父亲又问。

        “她说要有她伯母的字据才肯走，我已经通知她该怎么办，她——倒要起字据来了。从来没有人这样顶撞过我！”

        “这也不难，”莫愁说。“有了她家里的信，咱们家就站得住了。她们家没有把她卖绝，咱们无权任意处置她。除非要回契约，他们可以向咱们家要人的。”

        “这些个丫头要是生病死了或者跑了又怎么办？她要是在北京城里有家或者有个亲戚，我就要她马上卷铺盖滚蛋。”

        事情定不下来。姚思安走开后，母亲对木兰低声说，叫罗大去通知舅爷，一回家就过来，太太要见他。木兰觉得整个事情必有蹊跷，可是没说什么。她认为母亲采取的步骤或许是迟早之间的事，不过无须这么急。

        半小时以后锦罗进来，木兰问她银屏怎么了。锦罗说：“她还在哭。她说自幼父母双亡，伯父拿她卖了二百四十大洋还赌债，契约订明十年，到去年满期，她当时愿意回去，可是少爷不放。她说少爷要她等着，少爷又让太太答应至少留她三年。这话当然对人说不出口。我就对她说：‘你犟是没有用的。少爷走了，没人替你说话。’她说：‘要是太太非要我走不可，我只能走，不过我一定要一张家里的字据。’您等着瞧吧。她是个犟姑娘，还有下一出戏可看哩。”

        “可不！”木兰说。“她打的是绍兴官腔。可是这话你一句也不能对太太说。传出去没什么好听的。这种事本应在哥哥走以前解决的。要是哥哥当真同她有约在先，她倒是有点为难的。”

        “我大胆说一句行吗？”锦罗问道。“少爷待她好，人不能无情无义。那天早上他出门时您也见到他那条狗是怎么个模样，那畜牲想必也感到主人要出远门了。那么在人又有什么奇怪呢？承认这事好像不大体面，但这种儿女情是难以避免的。若是要我立刻离开您，我也会非常伤心的。”

        “不过你我情形又不同。”木兰说。

        “可是您也得想想，”锦罗一定要说完她的话，“她差不多从小侍候大少爷的，早起给他洗漱，梳辫子，替他拿东西找东西，到后来少爷让她服侍惯了，谁来都不行。别人找不到，也记不得他那些东西。少爷走后她闲下来了，突然间好像失魂落魄，这是自然而然的，怎能怪她。如今又突然要她走，能怪她这么伤心透顶吗？”

        这时舅爷回来了，同姚太太密谈了半个多小时。吃饭时候银屏照常露面，同别的丫环一起伺候他们，可是她看来不太高兴，大部分时间呆站着。替代翠霞的乳香要来给姚太太添饭时，姚太太说：“不，我要银屏来添。”银屏前来添了饭，刚放上桌子，正要递给太太时一滴眼泪掉进饭里，她赶快拿起碗来。

        “贱娼妇！你不愿伺候我吗？”太太大声叱骂，她没有看见泪水滴进碗里。“滚开！”她重重推了银屏一把。“我养到你这么大，你一点不知感恩。你搅得合家不安，使家里不得安宁。为了你，不得不把大少爷送出洋，你使我们母子分离。你异想天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银屏又羞又恼，放声大哭，胳臂遮住脸面回答说：“难道我吃掉了大少爷不成？”

        狂怒的女主人站起身来要向银屏冲过去，被舅爷拉住了，锦罗立即劝阻银屏，不让她再说下去。

        “小丫头，你在主人和主母面前太放肆了。”冯舅爷说。

        姚思安坐着注视这一切，一言不发。

        银屏转过身来，满脸受了委屈而坚强不屈的神气。她哭得快，止住也快。

        “老爷、太太、二舅爷，”她说，“请你们别计较我的失礼。我在府上这么些年头，我要有多少不是之处我甘愿受罚。少爷出洋留学，那同我有何相干，怎么埋怨起我来了？我的本份是侍候他，顺他的心，他若待一个丫头和气些，那是您儿子的事。请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我怎么搅得合家不安，由您处置好了。”

        “听她那张刁嘴！”女主人说。

        “银屏，”和事老珊瑚说话了，“你有话说就好好说。可是不得无礼。”

        “你们要我走我就走。”银屏说。“你们要我死我就死在你们眼前。”

        用死或者自尽来吓唬主母的头脑是下人最普通的手段。“谁要你死来？”舅爷说。“你家同我们的契约订明十年。去年我已准备带你回去，你不走，或许是走不了。一这回你伯母告诉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们照她的意思办。你要伯母或者伯父的字据也办得到，我写信给她，也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你的意思怎样？”

        “只要老爷不嫌我粗鲁无礼，我还有几句话要说。”这丫头答道。“我的契约已经满期。你们不论找个人送我回去或者把我在这里给人，我都得有伯母的字据。我知道我那伯母不管我的死活，可是婚配是终身大事。我不是小姐，有父母作主，我得自己照管自己，婚嫁要我自己点头。我不肯嫁到蒙古或者甘肃去的。”

        “那么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吧，”姚思安终于开口了，“我们在北京给你说一门好亲事，我想谁也不敢欺负你的。”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只是姚太太越来越盛气凌人，银屏也就明白她别无出路，早晚得走。姚太太一提到她便是“不要脸的小娼妇”，而银屏则总能想方设法回女主人话道：“一条狗养了十年也不该从家里打出去。那些男男女女比狗还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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