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夫回到北京时有莫愁在车站接他：白色的夏装，正当华年，艳如桃李，神采奕奕。她一手领着他们两岁的孩子，另一只手伸出来欢迎他。默默地紧握他的手以示欢迎他回到永远爱他的家里，再无须别的表示了。环儿也来了，告诉他她已转学到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改成男女合校的国立北京大学。

        到家以后他头一个去见母亲，她改变不大，然后去看卧病的岳母。老太太正坐着抽水烟，烟筒咕噜咕噜响，她还是发不出声音。但老天爷对她还算仁慈；她头脑已经迟纯，关心的只是几种简单的切身的需要。除此之外她再无操心的事，因此也没有烦燥了。除了她的久病之外，这个家可算宁静无事，由珊珊和莫愁操持。姚思安和过去一样从心眼里喜欢他，翁婿俩谈了许久，直到仆人来请他去洗澡的时候。莫愁给他准备好了水。

        回到自己的院落后他觉得自己那间屋子干净清凉。外面夏日的阳光耀眼，里面的光线却没那么强。他的衣箱都已搬到院子里，一件件衣服全拿出来晒了。儿子站在一旁以锐利、好奇的目光注视他许久才走过来。立夫看出，这孩子刚洗过澡，头上身上找不出一处脏。

        桌上他那些书还是按原来样子摆着，他看到另有几本打开了的英文书和几期翻得很熟的文学革命刊物《新青年》以及几期北京大学学生出版的《新潮》杂志。

        他问妻子：“怎么，你在念英文？”

        她说：“没事我就和环儿一块学。我还到北大去旁听陈独秀和林琴南的课。两人的论争非常激烈——你知道吗，关于文学革命的。你的洗澡水要凉了。”

        立夫去洗澡了。

        莫愁从外面向浴室里喊：“立夫，你要听一则新闻吗？”

        立夫在里面问：“什么新闻？”

        “有趣的新闻。”

        “什么有趣的新闻？”

        “你记得曼妮的丫鬟小喜儿吗？你说她是天真无邪的不是？好，去年她怀上了孩子，现在早已嫁给那个男仆了。”

        莫愁听到立夫在里面笑：“我还要说她是天真无邪的。”

        立夫洗完澡出来了。

        他说：“我刚才同你爸谈你妈的病。我说让她受一次惊或许会治好她的病——给她来一个突然的，或许会使她呼喊出来。不过要高兴的事，不然她会更糟。”

        莫愁将信将疑地说：“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立夫拿起一期《新青年》。

        他说：“我在日本每期都读。”

        莫愁说：“这刊物真在全国卷起了浪潮。我们读这上面的通信，听那几位教授在各自的教室里攻击对方，真是有趣得很！”

        北京大学现在是文学革命风暴的中心。这个革命就是在用白话代替文言来写作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辩。过去用文言写的文章现在改用白话写了。读这样的文章，起先真好像看到一个农家新郎闯进众位娘娘的客厅里去抢亲——显得那么粗野、无礼又吓人。旁观者看来又是那么直言无隐，有趣而差强人意。农家新郎用带泥的靴子重重踩过地毯之后开始卷起来，那些娘娘因为打滑而惊叫起来。闯进来的乡巴老中间有个人叫陈独秀是头头，对那些娘娘粗暴无礼，另外还有一个帮凶则脏话连篇以逗外面围观的革命群众的一乐。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老先生是蝼蚁都不肯伤害的彬彬君子，却以他的兼容并包的方针把北大办成了势不两立的新旧两大阵营自由争论的场所，那时的北大真可谓生气勃勃，因为有真正的自由。译述过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和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欧西作品的林纾即林琴南是复古派的首领。老学者加才子辜鸿铭全力拥护东方文化，是这一派的又一首领。林琴南有长信斥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流之言”，把文学革命比作洪水猛兽，危害社会。文学革命运动也有四位健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和刘半农。钱玄同戴深度眼镜，害怕女人，害怕狗，回击复古派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胡适教授为新近回国的留美学生，讲话和著文都不失其教授派头，是典型的英美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和绅士风度。他认为这还算不上革命，仅仅是进化的一个步骤，他用泰西最新的学说来增强运动的威望。陈独秀和钱玄同两教授都是留学日本的，风度不如西洋留学生，以攻击和辱骂来为革命派造成声势，震惊了旧派，青年人则大为高兴，文学界为之骚动了。

        旧中国整个被震动了。既是革命，还须震动全民。打击了文言还不够，继而打击束缚旧体诗的一切格律，打击贞操观念，攻击寡妇守节，家族制度，“双重道德标准”，祖先崇拜以至于儒家学说本身。这形成轰动。有一位激进派首领在一个寡妇的婚宴上发表演说，维护她的再婚权利，把儒家学说斥之为“吃人的礼教”，激进的青年人听了高兴。输入的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之外还有大批跟随进来的货色，是西洋留学生竭力鼓吹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不仅有权希望，实际上是大有希望的。革命派把美国女诗人洛惠尔的自由诗（但这是攻击真正自由的自由诗和真正无韵的无韵诗），山额夫人的生育节制，“民主”文学和“普罗”文学，易卜生、王尔德以及杜威，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等作为新的福音介绍过来，并且稍嫌过迟地痛斥缠脚、娶亲、扶乩等陋习。

        立夫总括起来说：“新派的论争很拙劣，旧派则根本不会论争。”

        姚府中的意见也是各不相同。打倒的偶像是不是多了些，涉及的问题是不是多了些。姚思安赞成改用白话文，但是反对废除家族制度，可又赞成寡妇再嫁。珊瑚守寡多年，开玩笑似地说：“只要有人愿意娶我，我就再嫁。”

        莫愁赞成单一道德标准。因此她赞成《少奶奶的扇子》而全然反对《傀儡家庭》，也顽固地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见诸报刊的那些所谓诗。红玉则革命派倡导的一切无不反对，尤其反对男女同校。木兰赞成白话文，不过是里那种典雅的语体文，而不是“引车卖浆者流”的口语，因为她爱读林译说部，也爱旧文学。她信仰孔夫子，不爱易卜生，赞成男女同校，反对娶妾，赞成祭祖，反对缠足。

        阿非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一样崇拜新派各领袖人物。他反对孔夫子，赞成自由恋爱，赞成节制生育，爱打网球。

        曾文伯把整个革新派称为蛮子、“忘八”和大言不惭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尤其是儒家学说）的人（倒有几分说对了）、还有一批主张政治革命的人说话夹外国词，也是他讨厌的。他对这一切深恶痛绝，因此请林琴南到家里作客，木兰高兴了。

        他甚至不准曼妮读《新青年》，不过她听到大家在花园里谈论的那些问题也确实吓了一跳，尤其是节制生育。

        陈独秀教授是共产党人，兼有议论家的犀利笔锋和激进革命家的热忱心灵。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直线进步论，流光不可挽回，每一段年代，每一代人都不断前进。光绪二十四年前后中国士人的前驱是谁？难道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吗？而当日的维新派康有为如今不是成了人所不齿的保皇派吗？他甚至成为张勋复辟的骨干人物。光绪末年谁是输入欧西思想的伟大翻译家呢？不就是林琴南和严复吗？然而现在严成了大烟鬼，林不过是个可笑的老古董。新一代必定在上一代改革家和先驱者的尸身上开道前进。康梁和林严在各自的时代是有其贡献的，然而他们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陈独秀的文章最后说：“同样，我们这班今天的前驱者也要落伍的，十年后一定会被新的一代抛弃在道旁。我们乐意为后来人开辟道路。”

        那一代青年是难以相信这班极端激进派的英勇领袖也会落伍的；也难以想象还会有比他们更激进的人。然而不到十年更新的思想又输入了中国青年的头脑，易卜生、自由体诗、自由派改革论等等听起来就同受到他们斥责的“知识阶层”一样空洞，过时。只是陈独秀本人成了托派，身陷牢狱。

        立夫是天生的激进派。这回回国来发现这个激进的中国同他去国时完全不同了。但是他没有投身这场战斗，原因之一是他又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不肯完全附和哪一派。他又习惯于力排众议，他头脑清醒，有判断力，不赞成钱玄同教授对旧文学的排斥。他并不是不喜欢钱玄同这个人，因为钱同孩子那样天真羞涩，所以对新的，现代的一切都抱有无限的希望。钱欣然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更伟大的说法，因为是一个归国留学生说的。钱有那么点精神病——这种类型有时能发展成为天才；他单独住在大学宿舍里，有太太陪在身旁，一开口脸就红，老是泛出天真的笑容。立夫不是崇拜他而是喜欢他。

        立夫的激进思想也受到木兰和莫愁的压制。小两口子时常一块坐在灯下谈论这些迫切的问题。两人议论的唯一实际结论是他们都要多学些英文——这是打开新世界的诀窍。立夫在日本学英文的成绩可说很差，他能读英文，但是说不来，听的能力不及他妹妹的一半，环儿并没有留洋。

        莫愁的常识也不断影响他。

        立夫问她：“你为什么反对男女同校？”

        莫愁答道：“因为女生受的教育应该同男生不一样，因为女生的人生目标不一样。”

        莫愁喜欢举例而不靠讲道理来说服人。立夫同她谈困扰人的“自由恋爱”（当时仅仅指婚姻自主）问题时莫愁只说：“看素丹好了！”在莫愁，问题就算解决了。

        但是在感情上，木兰对于旧秩序的想象中的忠诚与莫愁凭常理批评新道理对立夫的影响是同等的。木兰自幼崇拜林琴南这位老翻译家老作家，至今还为他伤心。因为忠于他，她对于革命派就责之也严。立夫是懂得文学之美的，也就同样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忠诚。林琴南已是老人，胡子不多，说一口福州腔的拙劣京话，声气轻柔。他在曾府上不来争辩这两个问题，他在这里就是感到称心、舒适，曾府好像失败了的事业的据点。在这里不须争辩，只有谅解。这里对于那种事业有种无言的庄严情绪，影响到大家的判断。木兰和立夫感到在这里哪怕心里不以为然也是亵渎神明的。

        只有姚思安一个人的看法不同。他总是在言谈里要立夫认识改革的必要。

        立夫说：“你相信他们大肆鼓吹的所有那些幼稚的玩意儿吗？他们连祭祖也要攻击。他们要横扫一切旧的东西，他们甚至把‘贤妻良母’低毁为丧失人格的观念，妨碍女子本身的独立发展！”

        姚思安说：“让他们去吧。他们要是对的就有些好处，他们错了也无损于道。事实上他们往往是错的，像在这个个人主义上。让他们去斗个明白吧：事情要是错了他们过一阵子也就腻了。你记得庄子的话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只有一样对的，就是道。可谁也不知道道是怎么回事，道变化无穷，又返归于道。”

        老先生的两眼在眉毛下炯炯发光。他看去像个认识永恒本身的精灵，立夫在大学课堂里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哲理。这里倒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姚老先生又说：“就拿这个文学革命来说，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有正确的东西在其间。任何运动只有在时机成熟，所说的东西是许多人都感觉到了的时候才会发生。许多人觉得这个旧中国必须推翻，不然民众永远不会有进步。人心思变，你毫无办法，你也制止不了。有过分之处，但是别人说不出哪儿错了，就维持下去。谎话出了法庭就没有人去争辩了；像油漆涂坏了一样，自己抹掉就完事。你自己不是也要这个旧中国能改变吗？看看中国今天的局面！看看这个政府，还有那些军阀，政客！”

        这番话点起了立夫固有的激进思想之火，他想的不再是自己的近亲以及使他得以过这么舒服的生活的人生体系。他设想出所有那些军阀、政客的古怪模样——由新旧社会里所有最不堪的成份的丑恶混合而产生的奇怪标本。大地上再没有比当时为猎官而风尘仆仆于京津道上还自称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的那批家伙更加光怪陆离的杂凑班子了。如果说由急性子青年构成的年轻一代中有许多怪物，那么老一代则是更加古怪的怪物。民国的既得利益一代，文的武的，正在利用皇清的崩溃来肥己。瞧他们的嘴脸！大块兽肉上有淫欲和贪婪的印记，朦胧的睡眼，满脸的愁容，纵然留了仁丹胡子也不能使他们看起来像个令人起敬的现代人物。只能说，他们那副尊容连前朝的清官曾文伯和立夫看起来也是痛心的。瞧他们的双脚：一双双外国皮鞋必定挤得他们脚痛，使他们跋行，虽然受罪却是摩登了。他们也不知道文明棍的用法而是小心翼翼地挂在手指头上，好像提一串鱼回家，留神不让鱼碰到他们的绸衫。那帮官僚在集会上摄影的时候才好看呢。他们戴高帽子，系硬领。那些个军阀身穿金光灿灿的军服参加，可是又穿不惯，因为抓不着上臂的痒而骂娘，一拍完照赶紧解开硬领，拿下大礼帽露出那个蒙古高原直接传来的大光头。也有几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是回国的日本留学生或者亲日的安福系政客，头发从当中分开，梳得一丝不乱，看去好像大有希望，好像决心救国的样子。日本留学生十有九个学的是法政。老军阀不学无术，有些连军令都不会写！他们大家全都祟敬孔子，事母甚孝，而且无不爱吃鱼翅席。他们大部分抽鸦片，或者后来戒掉了。这是有缺陷，受到挫败的一代人。走路一定拿文明棍，老的没有旧学根底，新派又没有新的社会觉悟，无不得意扬扬地在初建的民国的浑水里摸鱼。

        有个狗肉将军张宗昌，嘴里含支黑色雪茄，膝上坐个白俄姨太太接见外国领事，站起身来六尺六，裤袋里一卷卷钞票；两天派了两个人到山东同一个县去当县太爷，两人一同上来禀告时竟会说“区区小事，自己解决得了”；不过他也深知来而不往非礼也，霸占了良家妇女一定给丈夫派个官做做。

        还有一位将军姓杨，夜里进他当地的城门时对哨兵不报口令，而是一声“×你妈！”下面的将校也都仿效，结果在那个城市这句脏话竟成了口令。

        不错，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说得对，这样的旧中国必须推翻。这批军阀政客尊孔，新派诸首领则要倒孔，立夫同情后者。不过孔夫子要有这样的追随者也有点难矣哉。

        立夫归国时国家还是动荡不已，因内战而四分五裂。袁世凯的一败涂地和随之死去只是替手下将领的你争我夺扫清了地盘。偌大的民国因不胜本身的重负而跌翻，落到了不相统属的各省军阀之手。他们彼此争战不已，百姓只能瞪眼瞧着。大军阀打大仗，时间相隔长些，远在西面的四川的那些小军阀打小仗，间隔短暂。有些四川军阀的私邸简直像宫殿般豪华。巧立名目，花样繁多的各种捐税有增无已，用来维持越来越庞大的穿军服的乌合之众。天灾造成饥谨，哀鸿遍野，似乎苍天也震怒了。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大小军阀纵横捭阖，百姓简直无所适从。北京政府的措施不合各省军阀胃口时他们就宣布独立。在北方，北洋系军阀也分裂为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

        不久以前辫帅张勋的复辟使北京头一回遭到战乱。复辟失败后别的各路军队相继开进北京，城南天桥一带挤满了各种名目的大兵。那乱劲也殃及立夫的家。

        立夫到家那天大家已忘记了陈妈的事。

        第二天早上立夫问道：“怎么没见那个与众不同的陈妈来伺候咱们？”

        莫愁答道：“你没见她在妈房里吗？”

        “我看到的。她怎么在那儿？”立夫问。

        “她现在伺候妈。这些日子她可来劲啦，我们好不容易才留住了她。她说她儿子回来了。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一定会的。新的军队开进北京以后下午或者晚上她一有空就请假外出。你知道我妈时时要人照应，我们不能老让她走开。可是晚上九点她伺候妈上床以后就出去，过了午夜才回来。她换上衣服走出，含笑自言自语，好像今晚一定会找到儿子。她手臂里总是夹个蓝布包袱，里面是一套新衣，一双白布短袜，一双新鞋。她要我写了十几张寻人招贴去贴在街头巷尾。我写了，可是你也知道，有什么用。她哪想得到中国有多大！”

        立夫说：“你可别再让她这么着了。找不着儿子她会疯的。”

        莫愁说：“你想办法不让她找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前天她来说她要辞工，我说：‘你可别走，少爷今天回来。’你知道她怎样？——她立刻容光焕发，去对你妈说：‘孔太太，我儿子如果回来，也会有你们少爷这么高了。’”

        “怪不得昨天她对我的举动有点古怪。她抓住我的手，看了我好久，笑着。我不知道她想什么了，可是她看我的样子非常奇怪。”

        “她在大街上也一定同样抓住一个个青年人细看。可是你知道在别的事情上她都是很替别人着想的。”

        “咱们得帮她一把——是不是在报上登个广告。”

        “我们连她儿子死活还不知道哩。”

        “他叫什么名字。”

        “陈三。想想，会有多少个陈三！”

        “你给她写的招贴怎么说的？”

        “我写了姓名，年龄，哪个村的人，什么时候抓走的，说他母亲找他，写上这里的地址。我希望那一批兵从没有走近北京，让她总有个盼——靠那了盼头活下去。”

        立夫看去有些烦恼，几乎要激动得发怒了。这时陈妈露面了。换过干净衣服，头发也梳得很整齐，拿了一个大包袱，表情上有种无可奈何的决心和巨大的力量。

        陈妈说：“少爷、少奶奶，这回我要走了。这是我的一个机会。我已经等了他七年。现在说不定他在等我。我得去看看是不是这样。我要是找到他，我们母子会回来，求少奶奶赏他在花园里干点活。我要是找不到，就不回来了。我带不了给他做的这些个衣服，存在您这儿。”

        她说得很慢，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好像头脑里有很大的打算。

        立夫说：“你不能就这样走！呆在这里。我们来帮你找她。”

        她摇摇头说：“我非去找他不可。我知道他在这里哪个地方。当兵的全回来了。”

        “你身上有几个钱？”

        陈妈拍拍里面衣服的口袋说她有两张五元的钞票和两块光洋。

        立夫和莫愁彼此望了一眼，莫愁进去拿了五元给她。可是陈妈不肯接，说没干活不能白拿钱。

        立夫说：“我们不是非让你留在这儿不可。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愿意你在这里做，你随时可以回来住。你要是找到儿子，带他一块来做。”

        陈妈说了声再见就迈开了那双小脚走了。莫愁送她到门口，要她保重，早点回来。

        当晚陈妈没有回来，第二天晚上也没有，第三天晚上还是没有，立夫就说非去找她不可。下午他去了从小熟悉的城南，到了这里，他感到北京城之大，又体验到了平民大众的生活。他原是属于这个阶层的，现在却已疏远了。他走得两腿发酸，走遍了大街和小胡同，不时停下来看看在空地上嬉戏的儿童，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去了天桥，游艺场，露天戏院，茶馆，看到了来这里玩的人群——做爷爷的领着孙儿孙女，当母亲的边走边给孩子喂奶，也有一些穿得好些的青年男女，但大部分是下层的男女，穿的是各式蓝衣服，还有就是随处可见的穿灰色军装的士兵。找看来是无处可找的，他便进了一家有名的茶馆里坐定，同一个茶博士攀谈起来，随便问起是否看到过一个寻找儿子的中年妇女。

        茶博士说：“你说的是那个女疯子吧？她老走这里过，在大街上拦住一个个年轻人就问。”

        “她不是疯子。她是在找儿子。”

        “还不疯？她儿子给拉夫去是前清时候，到现在还在找。不是像大海捞针么。就算人还活着，不也可以在天津、上海、广州、或者四川吗？有什么用？”茶博士说完就把毛巾往肩上一搭，十分得意而又不失善意地结束这番话。

        立夫付了茶钱，跳上洋车回家去了。

        他对莫愁只说：“我当然找不到她。”

        虽然陈妈只伺候过立夫一个夏天，找不着陈妈仍使立夫深感忧虑。她的模样总出现在脑际，使他时时想到战乱给士兵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带来的灾难。

        几星期后，莫愁坐在北窗下荫凉的地方做针线活，立夫躺在床上歇着，孩子在身边。莫愁说：

        “我真想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谁啊？”话音里听不出莫愁指男的还是女的。

        “陈妈。难道她从此找不到了吗？”

        “我在想是不是到报上登个寻人启事。”

        “你干吗不写成小说呢？”

        “可不是！可不是！”立夫喊道，从床上一跃而起，把孩子都吓哭了。

        “‘可不是！’你把他惊醒了。”莫愁埋怨道，过来把孩子抱起来拍他再睡。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莫愁举起一个指头直压在上双唇，立夫便小声说下去，“我从没有写过小说，可是我要写这么一篇。我写上她们母子的真名实姓和那村子的名称。谁敢说？——也许她儿子还活着，恰巧读到了，如果他识字的话。”

        “这真是篇小说，用你的笔。”莫愁说。不过她说到‘笔’这个字时一种隐约的女性本能使她感到不该提到笔，因为笔和舌一样，往往是取祸之道。

        “我尽全力去写，当作对一个母亲的颂词。题目就叫《慈母》。”他想一会又说：“我用白话写吗？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写过。”

        莫愁说：“当然，小说总是用白话文写的。可是别用作家心里以为是普通人用语的那种古怪的肉麻摩登语言写。”

        立夫只写过文言文，写白话文是新奇的经验。在这炎夏他一连写了两天。他写的时候莫愁感到极大的好奇，前前后后从他运笔看到另一张写字桌上的显微镜，那是他回来以后常常使用的。她觉得同昆虫打交道的差使要比动笔杆子太平得多。她看到立夫表情的变化，越来越兴奋，十分紧张；他不声不响地往显微镜里瞧上一小时那情绪看来是平静的，只有一点悲哀和疲劳。

        莫愁到他桌旁，拿起他已经写好的来看，提出这儿那儿要修改一下。她说：“陈妈不是这么说的。”他就改过，再往下写。

        小说写完以后他立即寄给北京的一家报纸，在文学副刊版上登出来之后轰动一时，新文学派评论家誉之为平民文学的第一个成就，老辈论者则赞之为母爱的动人赞烦，孝道的一课。有位教授写了篇评论把这篇小说和唐代的若干叙事诗一起列入“反战文学”，还仿照白居易和杜甫的诗风把小说改写为“仿唐体诗”。

        可是立夫大喊：“他们怎么看不出这不是我的虚构而非把它看成‘文学’不可呢！人人谈论，都没把它当做真人真事，好像陈妈多半不在世上了。就没人想来纠正这种看法吗？”

        事实上，立夫已经凭想像创造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农村少年并且注入了他自己的母子关系。他也生动地描绘了儿子被拉夫队抓走的情景，令人读后难忘。他用简练的文句描写了那个同儿子生离死别的母亲一年四季坐在茅屋里盼儿归来时的心绪。那位教授把四季景色改写成流畅的古诗：

        立夫看了说：“乏味得很！”

        在小说末尾立夫叙说了自己在天桥的人群中四处张望时的心绪。他看到成千士兵，个个都是离家的游子，都挤在那里抓住片刻的欢娱。他们不全是一样的吗？在那样的人群里已无个体可言。陈三的母亲只要能看到她儿子不过是内战从各自母亲身边拉走的千百万儿子中间的一个就好了！“只可惜陈三的母亲不知道这么看，只顾去找，结果失踪了。”

        木兰对他说，最后那几句厉害的议论不该这么锋芒毕露。不过立夫是个作家的名声已经树立。杂志编辑纷纷来拉稿，以为立夫还能变出一篇那样的佳作。

        立夫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就从此为人知道了。他便在北京师范大学就了个生物学教职，不过他没法不被拉进作家圈子，也就不时写上几篇，莫愁为他担心得时常失眠。

        这些日子在姚家是欢乐的。一批乐天的亲友，其中许多是对文学感兴趣而被认为是新派的青年人。他们闲谈时事和各派作家对新文学的种种看法。

        姚家姐妹如今在北京很有些名声了，被称为“四婵娟”，这是清初洪昇的一个杂剧，叙述历史上的四美人的。这通常是指珊瑚、木兰、莫愁与红玉，也有人将曼妮列入而没有珊瑚。这个绰号谁取的不知道——可能是巴固，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青年诗人。他像彗星一样突然闪烁在北京文学界，他凭可人的风度和横溢的才华无论出现在哪个团体里都显得举足轻重。巴固似乎到哪里都能发出青春的精神并且健谈，他能使遇到的少女都感到自己是他的意中人。他把立夫、孙亚、阿非连同自己戏称为“四声猿”，这是明代徐文长的一组杂剧的名称，包括四个剧，其中一个是《雌木兰》。

        以木兰为中心人物的这个小团体人数不少。民国七年春季他们常在姚府花园里聚会，有时也组织到西山和远郊其他胜境如长城和明十三陵等地的郊游，两三个星期一次，每人出一元钱。他们没有预定的计划，也没有固定的机构，通常是珊瑚经手财务，环儿当文书。除了包括红玉在内的姚家四姐妹之外还有曼妮、环儿、爱莲、丽莲、素丹，后来又有环玉的异母妹妹黛云。桂姐有时随她的两个女儿来参加这种聚会，因为她喜欢这个美丽的园林。几位年长的太太如曾太太、孙太太、桂姐、傅太太和华太太等则有时有她们自己的集会。

        男性成员有孙亚、襟亚、立夫，巴固和阿非，老辈的有姚思安、傅增湘以及木兰拉进来的画家齐白石和作家林琴南；这几位都是无忧无虑的乐天人物，喜欢同青年人作伴，常同他们一块参加春季里的花事。

        林琴南和巴固同在这个团体里出现需要说明几句。林琴南反对整个新文化运动，巴固则是文学革命派的好朋友。木兰和立夫都深深崇敬这位老学者和他富于诗意的生活方式，而林琴南也为有木兰这样年轻俊美的崇拜者而得意。巴固又是独树一帜的。立夫则是独善其身者。他避开文学革命派里的领袖人物，因为他不肯附和那些在他耳边高呼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显克微支的人。他虽然认识这些人，却敬而远之。团体多极了，有法国留学生的，日本留学生的，英美留学生的，各有各的周刊，互相攻评，都很活跃。某个问题提出来了，各家刊物无不热烈参加讨论。大家都是畅所欲言的，都鼓吹进步，都批评政府和旧中国。可是巴固的那个团体，主要由英美留学生组成的，写起文章来必定卖弄学问，主张同段祺瑞政府实行英国传统的“妥协”。敌对团体讽刺他们是英国式的“绅士”。他们的教授派头，保守态度，貌合神离的进步面目以及迟早要参加政府的趋势都是立夫讨厌的。他有言在先：“他们迟早都要去做官的。”这话果然应验了。原来教授式的卖弄学问不过是猎取总长或者谘议等等的手段，这表现在他们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总是用统治阶级的观点予以掩饰或为之辩护，例如在段内阁赖以维持的唯一办法西原大借款问题上。立夫宁愿同现在这群作家交往，他们大多数没有出过洋，而以讥刺这些“正人君子”为最大的乐趣。

        巴固可不同。这么一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却和孩子一般天真无邪。他不明白这一个个小团体势不两立所为何来。他甚至钦佩他那个团体讥之为落伍分子的林琴南。他对作家、政客和华年淑女一视同仁地交朋友——特别是同妩媚动人的美女。

        他同素丹的婚姻可算典型。素丹如今是离了婚的人，靠离婚判决书中前夫留给她的那笔款项生活，现在又患了结核病。巴固听说有这么一个感到幻灭和悲伤的离了婚的女子就决定要给她的生活送去安慰。他不待介绍就上门拜访，一见钟情。他富有诗意的想象力把她变成了古代那些被善嫉的正宫娘娘终身打入冷宫的薄命女子的化身。他满可以爱上一大批为他那白净而轩昂的相貌所倾倒的漂亮姑娘中的任何一个，却决定亲近素丹。素丹已因投资不当而折了大部分现金，现在决定开一家煤铺，因为她听说这买卖好。巴固认为她简直是在开玩笑。不料他到外地走了一趟回京以后发现她果然开了一家铺子卖煤球，那不安之情非同小可，便立刻向她求婚，以便把这位绝世美人从煤黑子生涯中救出来。他还写了一首感情奔放的《美人与煤球》的诗。巴固也因为追求素丹而认识了木兰和姚家的人。

        襟亚也经常不带妻子而同这个团体的人玩得很高兴。他从山西回家已有一年，因为那里找不到油源，石油局也早已撤销了。这次出门的经历使他更加自信而稳重，现在他公然瞧不起素云，夫妇二人已有默契各走各的道。暗香也常参加园中的聚会。在木兰多方怂恿下襟亚和暗香也谈得越来越亲密了。暗香对这种情形又觉得好玩又认真看待，又明白两人都恨素云，从没有婉拒过襟亚的亲近。

        未婚少女中红玉最美。老诗人林琴南和青年诗人巴固都对她非常关切。她在林琴南指引下开始认真学写旧体诗。她住在园里，又受到众人的鼓励，便开始写仿明代传奇的诗，这也影响了巴固。红玉的母亲不赞成女儿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因为她似乎有肺结核，尽情玩一天就要在床上躺七八天。但是看来有这园子，有这么一伙人，尤其是阿非，她可谓幸福之极，因而要乐极生悲的。

        于是，青年男女同坐一桌免不了多谈情爱和政局才觉得尽兴。姚思安睁眼注视自己花园里这一幕青春恋情而听之任之倒是意想不到的。他今生最后的心曲就是看到阿非能结上一门好亲事。他对红玉的体质颇不放心，担心自己瞑目之后红玉能否同阿非白首偕老。因此他不提出让两人订婚，但也没干预两人接触。姚思安是等着瞧事情如何顺应天地之道自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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