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这个悬案之前，我们先讲同样发生在1985年前后、与此颇有因果关系的另外一场论战，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设计。

        自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已成当时的共识，然而，市场化的改革到底该走怎样的路径，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却成了接下来的争论焦点。有人提出“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还有人则提出“改革应以企业改革为主线”。

        “价格体系的改革”之所以被如此看重，与当时实行的一种特殊的价格制度——“双轨制”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分配体制以行政指令为手段，价格完全由国家有关部门控制，结果是企业被管死，效率和效益无比低下。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在物资空前紧张的短缺经济环境下，“双轨制”一方面打开了计划体制的一个缺口，为体制内企业的搞活以及体制外乡镇企业获得原材料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寻租和腐败的土壤，特别是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权钱交易，钻“双轨制”的空子，从中渔利，大发其财。因此，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对扭曲和双轨的价格体系进行“并轨改革”成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

        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一段纲领性的文字：“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中心”与“关键”有没有先后，如果有，又是谁更优先？这份文件没有明确定义。以此为分野，中央决策层仍然存在着很不相同的见解，相对应的，理论界就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一个是“企业主体改革派”，一个是“整体协调改革派”，两派观点各有出入，一时形成了混战之势，双方主将，一是厉以宁，一是吴敬琏。

        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最早提出企业改革必须走股份制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称为“厉股份”。②早在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应该用“新型所有制”——股份制取代传统国有制。8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劳动就业会议上，他再提实行股份制。据陆昊在《厉以宁》一书中记载，当时，与他持同一观点的经济学家有于光远、童大林、董辅等。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增强企业活力”始终被置于中心地位。一直到90年代初期，很多人仍然坚定地认为，在不改变产权性质的前提下，只要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就能够让企业改革取得成功。厉以宁的股份制方案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挑战。

        因此，在设计改革总体思路时，厉以宁认为，应以企业制度的改革为主线。

        1986年3月，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并责成建立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负责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4月，厉以宁明确提出反对当时拟议中的价格改革，主要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不是市场均衡体系，企业仍不是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价格机制扭曲，市场体系和功能均不健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导致商品短缺，因此，设计未来的改革方案，不能以价格为突破口。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又以所有制为基础，因而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制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第二，在短缺经济中存在较多数量配额的条件下，力图以放开价格来刺激经济趋于稳定增长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已为东欧改革实践和西方经济运行事实多次证明。第三，商品经济下的价格制度，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还不如说是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之后自我创造出来的。

        因此，在厉以宁看来，市场定价制度的实现，只能是企业改革的归宿，而不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作为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建立真正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由这些论述可见，厉以宁的“非均衡理论”与他对股份制的倡导是互为犄角、自成体系的，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

        在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观点之后，厉以宁接着说明了企业改革的具体办法，那就是通过“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等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造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到了之后的1988年，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课题组向国家体改委提交了一份《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提出了更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建议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8年左右的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1988年至1990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1991年至1992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到1995年，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业集团。在这8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在支持整体配套改革的阵营中，情况似乎要比厉以宁方面复杂一点。从学派的名称上也可以窥见一二，厉以宁将之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而吴敬琏则自称为“整体协调改革派”。

        吴敬琏在耶鲁期间就日渐形成了整体改革的思路。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制体系，因此，他所提出的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区分便是市场取向整体改革理念的某种体现。归国之后，他的这一思路更为坚定。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单兵突进”的企业改革是难全其功的，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据此，他在1985年7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时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个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主张。

        在他的构思中，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的系统工程。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同步配套进行。吴敬琏强调，所谓配套改革并不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齐步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必然是分阶段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据此，他认为可以设计出一个既分步骤，又在每一个阶段大体同步的改革实施方案。

        跟厉以宁一样，吴敬琏也清晰地表达了他对靠“放权让利”搞活企业的不同意见。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座谈会上发表“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的发言，他说，增强企业的活力，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搞活企业是否就是改革的全部基本要求，以及单靠“简政放权”是否就能搞活企业，都是值得怀疑的。从过去一年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单项突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分析到这一层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均认为，1978年以来实行的放权让利改革无法建立起有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他们彻底超越了孙冶方——事实也是，在未来的20多年里，他们都是产权清晰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而接下来，他们的逻辑出现了岔路口，厉以宁认为，尽管放权让利不行，但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要搞股份制，也可以兼容企业承包；而吴敬琏的意见则是，单搞企业改革，无论什么方案，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压力，无论建立怎样的企业制度，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在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轨制的价格扭曲现象不作根本改变，就会形成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滋生，市场化环境的建立无从谈起”。

        这就是分歧的要点所在，厉以宁认为要改企业本体，吴敬琏认为还要改企业的生存环境。

        吴敬琏的整体改革理论要点有3个：

        ——旧体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配置稀缺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由于不能克服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重大缺陷，因而不可能有效率。把传统机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于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如果不改变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企图用“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不会收效的。

        ——唯一能够取代行政命令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克服命令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缺陷，使经济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商品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并且以上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

        他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不少学者和决策层的认同。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初稿讨论会上，吴敬琏不同意把改革简单地归结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意见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吸取。

        在日后，吴敬琏多次重申了这一意见。1986年1月25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听取“七五”改革设想讨论会的汇报。会上，宋国青、徐景安和吴敬琏代表三个不同的“学派”作汇报。会前，吴敬琏与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一起研讨，形成了一个汇报提纲，由吴敬琏在会上主讲，对这种整体协调改革的思路作了说明。

        第一个环节：增强企业的自主权和经济责任。国有小企业可以放开改革，大企业则逐渐实现市场化，在未来几年内，取消行政性公司，实行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

        第二个环节：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建立经营大规模批发业务的经济实体；尽可能理顺市场参数，区别不同产品，采取多价联动、价税联动的方式，对价格进行“或调或放”、“调放结合”的改革；抓紧反对垄断、保护竞争的立法，防止市场割据形势的发展。

        第三个环节：建设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改进财政税收体系，陆续开征土地使用费、资金税等新税种；将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推进到“划分税种，核定收支”的新阶段；改革金融体系，加速推行基层银行的企业化经营方式；强化中央银行的管理和调节；整顿和利用已经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

        汇报会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要求国家体改委综合汇报会上各家所言，制定一个正式的改革方案。但是主要负责人认为当时并不具备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因此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3月中旬，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有了新的想法。他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说，当前在经济领域里矛盾很多，摩擦很多，漏洞也很多，其根源是新旧两种体制“胶着对峙”，因此，应当在“七五”期间尽快结束两种体制均势的状态，进入以新体制为主的阶段。“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也就是说，“整体协调改革派”的意见被决策层原则上采纳了。

        为此，国务院在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方案办），共约30多人，都是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骨干，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高尚全（在高出国考察期间由国家体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领导），杨启先、傅丰祥、姜习和吴敬琏等6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海桥边上的工字楼里，吴敬琏是方案的主设计人之一。客观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中，吴敬琏确乎是最具有改革方案架构能力的人之一。他对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思考，以及对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设计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

        吴敬琏在晚年的回忆中一再强调说，80年代中期关于改革总体思路的争论并不是吴、厉两人之争，而实际上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想的体现。方案办所形成的方案正是根据国务院领导在3月中旬的讲话精神而拟定的，国务院方案研讨领导小组组长、副总理田纪云直接领导方案的研讨和设计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其后形成的方案经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各部委领导和方案办工作人员的反复磋商。很快，到4月30日，方案办就拿出了一个配套改革的详尽方案，其中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和企业改革等多个方面。当日，方案送交国务院。

        6月11日和12日，在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方案办及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座谈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吴敬琏作了一个情绪激动的发言，说：“现在经济上有这么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我不是一个很冒失的人，看问题往往倾向于悲观，但现在，我看没有多大危险性，我们有能力改革。”

        据吴敬琏回忆，“那天的会议气氛非常好”。当天散会后，他和几个学者在湖里划船。副总理田纪云从远处走来，特意把他叫上岸，对他说，我看今天领导差不多被说动了，晚上你好好准备，明天第一个发言，可能就过关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几位部委领导首先发言，质疑价格改革的步子太大。风向因此发生微妙转变，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能在这次会上通过，被要求继续修改。

        价税财配套改革困难重重的原因非常复杂。

        在理论界，厉以宁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就在方案办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厉以宁参加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论断，他还对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进行了10个方面的比较。他谈到，“企业是被迫卷入价格改革的，但却很有可能自愿加入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不需要经济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价格改革是较低层面的改革”等等。厉以宁似乎一直把论战对手的政策主题限定为“价格改革”——很多年后他仍然将对方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他没有对吴敬琏的整体配套方案提出挑战，只是说“价格改革很难同其他经济改革配套”。

        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内，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一些人认为，这个方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行，因为价格、税收、金融和财政的配套改革要求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环境。同时，配套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它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而可能会遇到社会阻力和政治风险。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方案脱离实际，理想化，是一群书生躲在书房里从书本里琢磨出来的东西，因而不可行。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人担心改革的风险过大。

        除了上述几种观点之外，一个更大的质疑来自对企业改革战略的讨论。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巨大成功，因而在整个80年代，它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最重大的经验，很多人认为，改革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把承包制引入到企业改革中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有人甚至提出“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体制”。它在决策层也有很大的市场。即便在方案办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整体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形成后，原本应由安志文和体改委刘主任高尚全签字上报国务院，而当时，高尚全不在国内，安志文则倾向于企业改革优先，对价税财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见，所以，这个方案初稿是由他签字上报的。

        另外，在企业界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反对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声音也浮现出来。

        当时被视为国有企业改革代表人物的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周冠五给党中央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国务院搞的改革是“反改革”。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很多国有企业都拥护承包制和双轨制，反对价格改革。一次，方案办在上海召开调研会，几位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们说，如果价格放开了，我们拿不到调拨价的原材料，成本就会上去，企业就会亏损，所以，价格不能放。

        地方政府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分税制。因为这一制度一旦推行，地方的财税自主权明显就会减少。吴敬琏回忆说，原先以为沿海会反对，田纪云出了一个“保基数”的主意，也就是保证既得利益，没有料到，内地政府也反对，因为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玉泉山座谈会的第二天风云突变。会议一开始，当吴敬琏准备按田纪云的吩咐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一些部委领导首先拿起话筒，相继对方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些发言一个接一个滚雷般地讲了下去，最终，国务院领导宣布，方案有待修改，等成熟后再议。

        吴敬琏非常沮丧。会后，几个方案办的年轻人则责怪他说：“怎么不发挥抢话筒的精神，使方案通过功亏一篑。”

        就这样，在玉泉山的座谈会上，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有拍板。方案办对原来的“大方案”进行了修改，很多方面往回缩，比如价格改革方面，原本的设计是价格全面调整，后来就改成只调整钢材的价格，因为那时候钢材的价格被炒卖得最厉害。

        8月份，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个修改后的方案获得通过。9月13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邓说，这个非常好，我看就这么办。

        可是到了10月份，改革突然转向，以股份制和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成新的突破口，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彻底放弃。

        这就是发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政策辩论。

        日后，我们将看到的事实是，吴敬琏参与设计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1987年年底，他结集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1993年，这个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在很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在这场大论战中，自己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厉以宁方面说，发生在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尽叙述这次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闯下的大祸。如果在1986年就坚决地推广股份制，中国的改革将别有一番局面。吴敬琏方面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几年的改革被动，以至于发生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他在口述史中说，田纪云后来“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如果当年干成了，那后来好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1986年的改革条件还是相当好的”。在吴敬琏看来，这场争论更深刻的含义，是两种改革路线之争，其核心是保持、强化还是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

        对于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在后人看来，都已是课堂上的教案。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一盘不得悔棋的伟大棋局，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再次复盘，甚至，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当年的思想，也因时空的斗转、条件的变幻、民众预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不过，这场辩论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吴敬琏和厉以宁。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他们都是最早、自觉地从制度层面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人，尽管他们的观点时有差异。他们都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是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在30多年的大改革时代，他们堪称是影响力最大、知名度也最高的一代宗师。

        这一场发生在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之间的“战争”，是他们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成为领袖级人物的成名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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