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是日本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写历史题材的。是他一九五八年的作品，取材于日本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写中国唐代鉴真法师渡日传法史迹。

        鉴真法师（688—763）是扬州大明寺律学高僧，他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受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的请求，毅然发愿东渡日本，由于当时中日交通的困难，“森森沧海，百无一波”，以及社会上各种阻力，在前后十一年间六次起行，五度失败，航海三次，历尽千辛万苦，而一念不泯，有志竞成，终于天宝十二年（754），和其随行弟子一起，成功渡日。那时候，他已经双目失明，垂垂年老了。他在日辛勤传法，讲解经典，推行戒律，兴建佛寺，传授弟子，十年如一日，对日本奈良时期天平朝宗教，特别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其事迹普遍流传于日本人民中，成为佳话日本文化史学者，至称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光辉人物。他于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在日逝世，今年是他逝世的一千二百周年。

        鉴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开元天宝盛世。他在中国活动的地区扬州，不仅是唐代经济文化精华荟萃之地，也是当时东方的国际城市，各国文化汇合的一大中心。鉴真学养深湛，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长期和群众接触，掌握了当时很多的文化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的弟子中，也有许多学有专长的各方面的人才。他的东渡传法，实际上是以僧团组织的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唐代高度成熟的文化艺术，传播到日本去，通过他个人的崇高的德望、深湛的学养和坚强的意志，十分圆满地完成了文化传播使者的时代使命。

        远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就有与中国不断地进行通使修好的历史，公元第七世纪中，日本从原始式的氏族国家逐渐发展成法制国家，即主要以从中国传入的儒家学说与佛教思想为基础，结合本国的传统，建立了自的文化。远在公元607年，推古天皇朝，摄政圣德太子即遣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通隋，到中国唐代，更每隔若干年就派遣一次规模巨大的遣唐使，其主要使命，除与中国修好外，便是把中国文化学术输入日本，并派遗留学生和留学僧来中国学习。

        这部小说从732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四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日本派遣第九次遣唐使来中国写起，主要通过几个日本留唐僧人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和经历，写鉴真渡日事件，有力地表现了古代两国人民友好往还和文化交流所经历过来的艰苦卓绝的道路。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许多无名的英雄，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些留学生在异国经年累月，长期苦修，学得了一些知识，而结果却只是葬身大海。留学僧荣睿和普照，为了给祖国聘请传授戒律的高僧，在异邦长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荣睿在中途历经折挫，丧失了生命，而普服则经过了二十年之久，才得最后与鉴真师弟胜利回国。书中还写了别的几位留学生和留学僧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和奇特的命运。和这些日本人一起，同时又写了几位随鉴真同行的弟子，只要和师父在一起，任何艰难困苦都在所不辞，如年轻英俊的思托，有象祥彦那样甚至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物。

        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生动的刻划，和古代两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风貌的色彩鲜艳的描绘，几次波涛险恶的航海生活惊险场面，作者突出地展示了古代文化使者鉴真法师的崇高的品格和坚强的意志，一种为了完成高贵的使命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如在扬州大明寺接见日本僧人，发愿东渡的场面，庄严肃穆，令人起敬；在第二次航海，随风翻流，过海南岛回扬州途中，面对荣睿的遗体谈话的激动人心的场面，都是以最精炼的笔墨，写出了这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小说最后写到鉴真等到达日本，设坛授戒，讲经传道，修建佛寺等许多事迹，一直到鉴真逝世，把他十年的活动，概括地压缩在短短的章节中；并用从中国送去，后来装饰在奈良唐招提寺大殿甍上的一对鸱尾，象征当时日本文化和唐代文化的血肉因缘，来结束全书。这儿所写的都是佛教的人物和佛教的活动，其中还有梦兆、幻象等等小插话，但我们如果了解佛教文化在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便会认识这些宗教传播的故事在文化交流史中的重大意义。

        鉴真和他的弟子，正是通过佛教的传播，对日本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他们在日本长期苦心修建的唐招提寺，是日本现存的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一座古建筑，其全部结构与装饰，都足以代表唐代大寺院建筑与雕刻最发达的手法与式样。鉴真和其弟子为唐招提寺手造的佛像，现在还有很多留存下来，是当时最进步的雕塑艺术的成就。根据记载，寺内还有三间壁画，现在虽已无实物证明，但鉴真东渡时即携有佛画，在随行人员中，必有绘画人才；唐代寺院岩窟中本来盛行壁绘；开元天宝年间也正是中国绘画突飞猛进的时代，由他带去的绘画艺术，对日本绘画史所起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

        鉴真弟子中，有长于诗文的，对日本汉文学的发达，也有不少的贡献。他们用汉语传戒授律，使日本僧侣广泛学习，大大普及了汉语知识，而掌握中国语文，使古代日本人民吸收我国文化，得到极大的方便，至今日本汉语音读中，还留着许多“唐音”，这对于中日两国文化的血缘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在传记中，鉴真弟子思托，即以能文著称，著作颇富，作为史传文学的，即有《鉴真和尚传》和《延历僧录》两书，惜今已失传。据考，779年日本淡海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即以思托的《鉴真和尚传》为底本。至今《东征传》中，尚保留着思托《伤鉴真和尚传灯逝》一诗：

        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

        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

        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

        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

        鉴真弟子们的这种文学活动，显然也对当时的日本文学发生了影响。

        小说忠实地描写了这一中日文化交流的大事，生动地创造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把读者引入一个悠远的古代世界，不但增加了我们对历史的感性知识，也通过这一史实的艺术创造，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两国人民悠久深厚的文化关系与友好传统，而鼓舞我们今后为进一步推进这种关系与传统而并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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