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的，我这种心理来自于对我未知的那个世界的害怕。通常一桩心事让我的那种心理状态持续好多天甚至半个月，最后才得以解脱。忧心忡忡的原因总是一个——怕同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人。在那种场合，我既容易脸红，又时常听不懂别人的话。

        文革中有段时候，父亲被关牛棚，要由我去代领他的工资。他的工作地点是学院里一个叫函授处的地方，似乎他解除劳动教养之后就在那里整理资料。开始还给他发83元工资，后来就只发45元生活费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领工资的情形。在那之前好几天我就开始惶惑不安了。父亲之前带我去过一次函授处，是一栋别致的两层楼房，门前有花坛和万年青。听他说领工资的地方是在二楼进门左手边第三个门。我最担心的是，万一财务室的人不相信我怎么办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我，我手里只有父亲的一颗图章，凭了这颗图章他们就会发工资给我吗？还有，万一他们问我什么事，我听不懂他们的话，那就糟了。越临近考验，我越像热锅上的蚂蚁。然而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上到二楼，心里怦怦跳个不停。财会室里头人很多，都是领工资的，我默不做声地排在队伍后面。时间就仿佛停滞了一般。啊，轮到我了！我亮出图章，对那人说：“我是邓钧洪的女儿，来领工资的。”由于刻意用力讲话，我的声音很大。那人看了我一眼，从那一排纸袋里头抽出一个，把钱交给我，然后在表格上盖了一下图章。直到我下了楼，我才感觉到自己在发抖。那时我没想到，他们肯定是熟悉父亲的图章的，而且我的样子老实又腼腆，当然不会怀疑。从那以后，领工资就成了我的事。我虽仍然紧张拘谨，但远没有第一回那么恐惧了。

        那个年月，对于落到头上的灾祸（比如被抄家；比如被从家里赶走，搬到楼梯间去栖身；比如去为牛棚里受难的父亲和被关押的母亲送生活用品这一类的事）我既不紧张也不忧心忡忡，反而显得很平静很沉着。只有去单位找人开证明转学啦，去管理处购买食堂的饭菜票（外面的人不得在学院的食堂吃饭）啦这种要同人打交道说明情况的事，我才会感到很为难，很厌恶。看来那种正常的将自己看作社会的一员的观念从来也不曾在我心中扎过根，所以我才会一到了要同作为“组织”的人打交道时，就难为情，畏惧。又由于生活上少不了这类麻烦，我隔那么一阵就会忧心忡忡好几天。而灾难就同这种事不同了，我不用同人打交道，我只要忍受并且蔑视就可以了。我已经在父亲的教育下成了个懂道理有理想的少年，完全经得住风雨了。

        忧心忡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个人要不要作为社会的一员来生活，这个问题对我产生的冲击吗？啊，这的确是个问题！虽然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为了这类事焦虑、恐惧、失眠过。长年累月，我站在外围观察，但我始终融不进去。如果我不预谋的话，我的言语，我的举动就永远是不得体的、异端的。几十年都过去了，摆在我面前的仍然是这个问题，即，我要不要开始“生活”，“正常的生活”对于我这样的人究竟有没有可能？我依然忧心忡忡，就像久远的少年时代那一回要去领工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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