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弗罗姆太太，”这名男子说。

        “您是哪位啊？”

        “佩特尔·维格莱尔，《柏林日报》派我来的。可否与您简短地谈几句？”

        “什么事啊？”她问。

        “可是……”他抬手示意了一下，提醒对方自己还站在雨中呢。弗罗姆太太提醒自己，毕竟她也是有教养的人，哪怕对记者也应当维持礼貌的态度。

        “是啊，当然，请进吧。”

        “非常感谢。”他终于摆脱了大雨，走进屋，把外套脱了下来，弗罗姆太太帮他把衣服挂在衣帽钩上。他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第一处（国外组）的上尉，现年三十岁，外形英俊潇洒，具有语言天分，同时拥有心理学和工程学两个硕士学位，确实是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军官。他已经派人把特劳德尔·弗罗姆的底细摸清了。门外泊着一辆全新的奥迪，乘坐很舒适但算不上奢华，她的服饰——同样是崭新的——很体面却也达不到华贵的地步。她性情傲慢，多少有点贪财，不过生活比较节俭。她有好奇之心，不过依旧怀有戒备之意。她很想掩饰什么事情，但与此同时也很机灵，她明白与其直接把他打发走会惹来更强烈的疑心，还不如随便说说解答对方的疑问。他在一张加有厚软垫的椅子上坐下来，看她下一步做些什么。她没有送咖啡过来。她希望这次不期而遇的会谈最好短小精悍一点。年轻军官带着一张列有十个人姓名的单子，这是名单上的第三位，他不禁在心里怀疑恐怕这个人身上有些值得向莫斯科中心汇报的情报。

        “您的丈夫和格赖夫斯瓦尔德-诺德核电站有些关联吧？”

        “以前有。如你所知，电站停产歇业了。”

        “是啊，是啊。我希望了解一下您二位对此事的看法。弗罗姆博士在家吗？”

        “不，他出门了。”她浑身不自在地答道。维格莱尔并没有做出明显的反应。

        “是吗？能否问一下他去什么地方了？”

        “他去谈公事了。”

        “那么，几天之后我再来拜访可以吗？”

        “大概能行吧。事先打个电话过来可以吗？”引起克格勃军官注意的恰恰是她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既然这么说她肯定是在掩饰什么情况，而这位上尉很清楚此事肯定非同小可——

        门外再次响起了叩门声。特劳德尔·弗罗姆走过去应门。

        “晚上好，弗罗姆太太，”有人说。“我们替曼弗雷德带个口信儿给您。”

        上尉听到这话，脑子里有根弦突然警觉地绷紧了起来。他心底暗自说千万别做任何反应。这是在德国的土地上，一切都得按规矩办。更何况还能了解一点信息……

        “我家，啊，在有客人，”特劳德尔答道。

        接下来他们悄声地说了一句话。上尉听到有脚步声渐渐走过来，这才不慌不忙地转过头来看看来人是谁。这个失误真能置人于死地。

        映入眼帘的这张面孔，仿佛出自他从小到大一直看也看不完的二战影片，就差一身黑底带银色装饰的纳粹党卫军军官的制服了。这是一张表情严峻的中年人的脸，一双淡蓝色眼睛不露丝毫情绪。一张内行人的面孔在他审视对方的同时也在迅速地打量着他——

        这时候应当——

        “嗨，我正要走呢。”

        “他是什么人？”特劳德尔根本没有机会开口。

        “我是记者——”可为时已晚。一支手枪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他要求对方给他一个理由。

        “你的车哪去了？”站在枪口背后的人问。

        “泊在街边那头了。我——”

        “门前这么宽敞你怎么不停？记者都懒得走路。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记者，报社是——”

        “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那人身后的另一个人说。这位克格勃上尉回忆起仿佛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张面孔……他心底暗自鼓励自己千万别害怕。而这个举动同样大错特错。

        “过来听我说。一会你得出门去小小的兜一圈。假如你肯听话呢，三小时以后就能活着回来。如果你不顺从的话，就要倒霉了。明白了没有？”

        他们肯定都是谍报人员，上尉心想，这次终于猜对了。他告诉自己，这些人肯定都是德国人，那就意味着他们肯定会照章办事。他今生犯的最后这个错误，结束了他原本一片光明的璀璨前程。

        来自塞浦路斯的信使按原计划准时到达了，他在五个预定中转站的其中一处把包裹交给另外一个人，此前十二小时以内这些中转站全都有人严密监视。第二个人步行走过两条街区，而后发动了雅马哈摩托车，以最快速度急匆匆地冲进乡村地带，在这样一个地方摩托车手们开车都像疯了一样。两小时以后，他确信没有人跟踪自己，这才把包裹递送出去，而后继续狂奔了三十分钟的路程才掉头返回了最初接货的地方。

        冈特·博克拿过包裹来一看，不禁有些恼火，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一盘电影《烈火战车》的录影带，并没有遵照他当初要求的那样藏在中间掏空的书里。也许欧文想借这盘录影带给他带个消息来呢。博克把它塞入放像机，开始播放，前几分钟演的是影片的故事情节，屏幕下方还配有法文字幕。他很快就意识到凯特尔是要他看看职业情报人员会怎样执行任务。他按动了快进键，把影片迅速闪过九十分钟的情节之后，画面全变了。

        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人？”镜头外有个声音厉声问。

        “我叫佩特尔·维格莱尔，我是记者，属于——”余下的话被一声惨叫所替代。用刑的设备根本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仪器，他们不过是从台灯或其他电器上扯出一根电线，然后把空白一端的绝缘外皮剥开露出几厘米长的铜丝。几乎没有谁了解粗制滥造的刑具会多么好使，尤其是当施刑的人具备一定水准的操作技巧时就更见成效了。口口声声说自己名叫佩特尔·维格莱尔的那个人撕心裂肺地尖叫着，仿佛这一击把他的喉咙都撕裂了一样。早先几次电击的时候，他为了控制着自己不叫出来，早把下唇咬穿了。用电刑惟一的妙处就是不怎么见血，但是叫声太大。

        “你得明白你现在的表现很愚蠢。你这家伙勇气可嘉，可是浪费在这儿真不值得。只有当你有获救的盼头时，勇气才有用武之地。你的汽车我们彻底搜查过一遍，发现了你的护照。我们知道你不是德国人。那么你究竟是什么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你究竟是哪国来的？”

        年轻人睁开双眼，长舒了一口气，这才开口。“我是《柏林日报》负责调查新闻的记者。”这些人再次用电线猛击他，这一次他晕厥了过去。博克看到有个人背对着屏幕走近受害者，检查他的瞳孔和脉搏。动刑的那个人似乎穿着一件用橡胶处理过的防化服，不过兜帽与手套没有戴。肯定闷热得要命，博克想。

        “显而易见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谍报官，恐怕是俄罗斯人，没有施过割礼，补牙材质为不锈钢，补得不算特别成功。以此判断他肯定是在东方政治阵营服役。太倒霉了，这小伙子真是无所畏惧。”此人的声音像临床医生下诊断一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真是令人钦佩。

        “我们带着什么毒品吗？”另有一个人的声音在问。

        “有一种效果不错的镇静剂。现在用？”

        “现在。用量不要太大。”

        “没问题。”这个人又走出了屏幕，随后手拿一个注射器回来。他抓住受刑者的上臂，把毒品注进他肘部的静脉血管。三分钟之后，这位克格勃军官才苏醒过来，只有三分钟时间，毒品刚刚开始在他的大脑上半部生效。

        “真对不起，我们不得不这么对待你。你已经通过了考验。”有人说，这次用的是俄语。

        “什么考验——”答话同样是俄语，只说了四个字，他的大脑就突然醒悟过来，拦住他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了。“干什么用俄语向我问话？”

        “因为我们想弄明白的就是这件事。晚安。”

        一支小口径手枪出现在受害者眼前，他不禁瞪大了双眼，枪口抵住他的胸膛开了火。摄影机退后了一些，展示出更宽阔的室内空间。金属椅子下面是一张塑料布——实际上一共铺了三张——用来接住滴落的血液和其他东西。子弹的入口周围星星点点地都是黑火药的印记，而且因为枪筒里的空气被灌注到皮肤下面，伤口向外肿胀着。流血量并不大。心脏中弹后向来不会失血太多。又过了几秒钟，他的身躯不再颤动了。

        “我们原本还可以多花些时间调查更多的情报，不过我们需要的内容已经知道了，日后我再加以……”这是凯特尔在说话，但没有在屏幕上露面。

        “现在，特劳德尔……”

        那些人把她带到镜头前，她的双手用绷带捆绑在身前，嘴巴里也用同样的绷带塞满了，她惶恐地瞪大了眼睛，浑身一丝不挂。她努力想从绷带的缝隙里发出一点声音，说些什么，然而在场的人谁都不感兴趣。这卷录像显然是一天半以前拍摄的。冈特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有台电视，正播报着晚间新闻，由此很容易就能看出录像拍摄的时间。全部过程无不展示出专业的正规军手法，完全是为满足他的需求而量身定做的。

        博克简直能听出那家伙心里在想什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处理她呢？转瞬之间冈特生出一点悔意，后悔不该给凯特尔发布这样的命令。可是他必须拿到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魔术师以及其他精通制造幻觉的人物经常和情报机构坐在一起商量对策——但有些东西却不能作假，他一定得弄明白自己是否可以信任凯特尔，把骇人听闻、危机四伏的任务交给他去办。于是这次行动必须保留一个图像资料就具有客观必要性了。

        另有一个人把一根绳索在房梁上打了个结，而后把她的双手吊了上去，录像里的第一个人把手枪抵住她的腋窝只开了一枪。博克心想，至少这个人还不是虐待狂，虐待狂可是靠不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看到这一幕终归让人心里难受。子弹击中了她的心脏，不过她受刺激过深一时间没有死去，又挣扎了半分多钟之后，仍然瞪着两只眼睛，努力想喘息一下，她还是想开口，恐怕是想哀求这些人饶她一命，也许是想询问原因……待到她的身体瘫软下来之后，一个人摸了摸她的颈部，而后就缓缓地把她的尸身放在地面上。处理这种情况时，他们能温柔到几分就做到几分，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开枪者避开镜头开口说话了。

        “但愿让你满意，做这种事我并不开心。”

        “没人以为你会对此开心的，”博克对着电视机说。

        他们把那名俄罗斯人从椅子上搬下来和特劳德尔·弗罗姆的尸体并排放在一起。分尸的时候，凯特尔的声音又响起来。有凯特尔在旁边说着话分散一下注意力确实很有帮助，因为屏幕上的画面越发恐怖了。博克对许多情况都不会产生神经质的反应，但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在死后，尸体居然还要遭受虐待，却搅得他心神不宁。不管是否真的需要这样处理尸体，他都觉得大可不必。

        “就如你所见到的那样，毫无疑问那个俄罗斯人肯定是个谍报官。他从柏林租了辆车，打算明天开车去马格德堡，到那里再还车。他把车泊在马路边上，这显然是专业老手的常规做法，然而一旦被人家俘虏时反而会因此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从那辆车里翻出一张名单，列举的人名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核能工业界的专家。如此说来，我们的俄罗斯同志恐怕对昂纳克的核弹计划突然间兴致很高了。好遗憾啊，没有再给我们几年时间继续完成这个计划，难道不是吗？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真是对不起，不过我们讨论好几天才把弃尸的事情安排好，而且敲门的时候，哪里料得到弗罗姆太太居然有客‘来访’啊。到那时候再撤已为时太晚。而且雨天是实施绑架最理想的天气条件。”每具尸体都分别有两个人负责肢解。他们人人都身穿防化服，现在把手套和面具也戴上了，目的无可置疑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闻到血腥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泄露身份。他们就像在屠宰场里工作一样，用成桶成桶的锯末来吸掉飞溅出来的血水。博克本身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很清楚所谓肮脏的屠杀究竟能肮脏到怎样的地步。在凯特尔给录像配画外音的时候，这些人则敏捷地使用着有动力源的工业切削工具肢解尸体。四肢最先被切了下来，而后是两颗头颅，割下来之后还举到镜头前给他看了一下。这番行动总没办法作假了吧。凯特尔的手下确实杀害了这两个人。面对着一架还在播放的电视机肢解尸体可以确证这件事的真实性，同时肢解之后再抛尸无可置疑也会容易一些。碎尸块都整齐地码放在一起，准备用塑料布包裹起来。其中一个人开始把浸透了血水的锯末打扫成一堆，丢入另外一个塑料袋里。

        “我们将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分别焚烧这些碎尸块。等你看到录像的时候，焚烧工作应该早就完成了。我们的差使到此为止，等候你下一步的指令。”录像带突然又回到了根据一九二〇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史实编写的那部影片——也许是一九二四年的事？博克心里怀疑。当然，这件事无足轻重。

        “什么事，上校？”

        “我手下有一名军官没有按时报到。”这位上校在技术组供职，这个机构是第一处中分管技术的分支机构。这位上校是一名工程学博士，专业研究方向是导弹系统，以往曾经赴美、法两国工作，调查到许多有关军事武器机密的情报，后来才晋升到目前这个位子。

        “具体细节是什么？”

        “叶弗根涅·斯特帕诺维奇·费奥多罗夫上尉，现年三十岁，已婚，育有一个子女，已经上了即将晋升为少校军衔的名单，是一名出色的年轻军官。根据您的指示，我派出三名特工去德国调查他们的核工业设备，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最精干的手下之一。”

        “走了多久？”戈洛夫科问。

        “六天。上个星期他经巴黎转机飞往柏林。他带着德国证件，都是楼下制造出来的证件精品，此外还携带着一张名单，上面是有待调查的十个人的名字。给他下达的指令是除非发现重大情况，否则尽量不要引人注意，假如真的得到重要情报可以联系柏林站的特工——我指的是柏林站剩下的那些人。我们当然也制定了定期报到的时间表，但是他却没露面，现在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了，我觉得大事不妙。”

        “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不小心忘了时间？”

        “这个小伙子绝对不会，”上校断然否定了这个可能性。“他的姓氏没有让您想起谁来吗？”

        “费奥多罗夫……难道他的父亲就是……？”

        “斯特凡·尤里维奇，就是他。叶弗根涅是他的小儿子。”

        “仁慈的上帝，斯特凡还给我当过老师呢，”戈洛夫科说。“有没有可能……？”

        “叛变？”这位上校忿忿不平地摇摇头。“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他的妻子在歌剧院合唱团里工作。怎么会——他们俩是上大学的时候相遇的，双方家长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可他们还是坚决结婚了。他们是因爱结合的，人人都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爱侣。那是个让人望之惊艳的姑娘，她的歌喉有如天使。只有白痴才会舍得离开这样的妻子。更何况还有个孩子。无论从哪个渠道打听，人人都说他是个好父亲。”戈洛夫科终于明白有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有可能是被俘了？”

        “我没有听到一丝风声。也许您可以安排人调查一下。我担心出了最坏的情况。”上校紧皱双眉，低头直盯着地毯。他可不希望成为不得不把坏消息转达给娜塔丽亚·费奥多罗娃的人。

        “真是难以置信，”戈洛夫科说。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如果您没猜错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奉命调查的这项计划对他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是不是？或许我们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终于能证实一些情况呢。”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戈洛夫科中将沉默了几秒钟。但是情形不对头，他心底暗想。情报界应当变得更加人道。彼此杀害对方的情报人员早已是太久远的事情了。这种事我们早就收手了，多少年来都没有动过武……好几十年了……

        “其他的可能性都站不住脚，是不是？”

        上校摇了摇头。“对。最可靠的判断是我们的人触动了一个真实而又极度敏感的秘密。因为太敏感了，对方只有杀了他。秘而不宣的核武器计划应该足够敏感吧，难道不是吗？”

        “没错，但仍不确证。”戈洛夫科注意到，上校表现出某种坚决信任属下的忠贞不二的心态，而上级信任下级也正是克格勃所期待的一种情况。同时上校还在冥思苦想其他的可能性，把自己对现状最出色的估测介绍给上级。

        “你有没有派技术人员去萨洛瓦的研究所和他们谈一谈呢？”

        “准备后天出发。我手下最得力的人受伤了，刚刚才出院——他从楼梯上跌下来摔断了腿。”

        “假如必要的话派人送他去。给我一份评估报告，告诉我东德核电站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多能生产多少钚元素。另派一个人去克什蒂姆查验萨洛瓦的那个人的情况。把派往德国的特工全部召回。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重新开始调查此事。两个人搭档出行，支援人员必须带武器……调查这件事很危险，”戈洛夫科沉思着说。

        “将军，我训练外勤人员的时候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要想培养一个能取代费奥多罗夫的人我得花上两年时间，整整两年。要想从其他部门随便抽调出一个人丢到这一行里根本就行不通。干这行的人必须对自己要寻找的目标心知肚明。我们应当确保这样的宝贵资源的人身安全。”

        “此话很对。我会请求主席批准，并且派遣经验丰富的人手来……也许从军事学院里挑几个人过来……给他们提供一份德国警察的身份证明材料？”

        “这个主意我喜欢，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你真是个好人，帕维尔·伊万奇。费奥多罗夫的事怎么处理呢？”

        “或许他日后能回来。宣布他失踪的消息要等到三十天之后，恐怕到那时我就只好去慰问他妻子了。就这样吧，我先把自己的手下召回，同时开始策划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护卫人员的名单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

        “明天上午。”

        “就这样，将军，多谢您抽空见我。”

        戈洛夫科和他握了握手，一直站立着目送他出门，等到房门关上才坐下。十分钟以后下一个约会才到时间。

        “他妈的！”他冲着桌面骂道。

        “又要多耽搁些时间了吗？”

        弗罗姆没能按捺住排斥的情绪。“我们在尽快赶工呢！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材料具有类似于不锈钢的机械加工特性。同时，我们也得大批制作铸造过程用的模子。在这儿。”

        弗罗姆展开他的施工图纸。

        “这儿是钚元素制成的可折叠的圆柱体，钚制圆柱周围是铍元素制成的圆筒，它简直是天赐的好东西，正好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铍元素轻便而坚硬，X光可以透射过去，还可反射中子。遗憾的是，加工铍元素非常困难。我们一定要使用立体的氮化硼工具，它实际上替代了工业生产过程中金刚石的角色。钢铁质地的工具或碳制工具无法达到我们期待的加工效果。此外还得兼顾到工人的健康。”

        “铍是无毒元素，”戈森说。“我查过了。”

        “的确无毒，不过在加工铍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铍粉末，它能转化为氧化铍，人体吸入后会进一步转化为羟化铍，这种物质无一例外会引起铍中毒肺部炎症，那可就是要人命的疾病了。”弗罗姆停住话锋，用一副校长看学生似的神情注视了戈森一会儿，而后才继续解释。

        “现在，在铍的外围套上一层铼钨合金的圆筒，它的密度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得购买十二公斤粉末状的铼钨合金，然后将粉末烧结成圆柱形状。你知道烧结是什么吗？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而后塑造成型。把铼钨合金的粉末熔化后铸造成型实在太困难了，况且完全没有必要。铼钨合金圆筒的外层就是炸药的透镜组件。而这只是初级装置，戈森，它能生成的能量还不及我们预算的总当量的四分之一。”

        “必须的精确度呢……”

        “完全符合标准。不妨把它视作世界上最庞大的一只戒指，或者最长的一条项链。我们塑造的这个物品必须和你曾经见过的最优雅的珠宝一样做工精美——或者也许该说是和一台精确的光学仪器的制作一样细致。”

        “铼钨合金怎么办？”

        “任何卖电子器件的商行都买得到。它可以用来制备电子管里的特殊灯丝，其他用途也非常广泛，而且加工铼钨合金比加工纯钨轻易多了。”

        “还有铍——噢，是啊，回转仪还有许多其他仪器上都会用到它……就买三十公斤吧。”

        “二十五……是啊，就买三十公斤好了。我们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你根本想象不出来。”

        “何以见得？”

        “以色列炸弹里的钚元素借助镓元素来稳定。钚元素在熔点以下有四种变换状态，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某些温度段中它的密度会产生巨变，只剩下原有密度的百分之二十多一点。它是一种多态金属。”

        “换言之，在临界状态下钚元素就会——”

        “完全正确，”弗罗姆说。“钚元素在特定条件下会转而进入临界状态。虽然不会爆炸，但它释放出来的伽马射线及中子流可以置人于死地，辐射半径是……喔，根据不同环境可以灭绝十米到三十米范围内的所有生命。这是我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才了解到的细节。他们真是——不，不能说是运气好。那些科学家个个精明强干，得到一克左右的钚元素之后，大家就决定要研究一下钚的性质。假如他们再耽搁上一段时间的话，或者只是认定自己对钚的了解已经足已敷用的话——那么……”

        “我就不知道这个，”戈森承认。仁慈的真主……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在书里找到，我的小朋友，也许我该这么说，并不是看完所有的书就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不管怎么说吧，在钚元素中添加镓元素之后就能稳定钚元素。只要我们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再加工钚元素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所以说，我们得从按照规格加工不锈钢模具开始，而后制作铸模——当然，是熔模铸造的铸模。”

        弗罗姆点点头。“不错。非常好，我的小伙子。”

        “完成铸造过程之后再来用机械制造炸弹的原材料……明白了。哦，似乎我们的机械工人相当能干啊。”

        他们“选拔”了——他们自己选用了这样的说法——十名机械工人，个个都是巴勒斯坦人，都是从当地的眼镜制作车间里挑来的，而后培训了一下，教他们学会这些精密机床的操作规程。

        弗罗姆对这些机床的评价一点都不过分。两年前，这批东西都称得上是艺术精品，和田纳西州奥克里季市的美国Y-12制造厂的设备毫无二致。它们采用的是离子激光干涉测量法来测量容许偏差，而且可旋转的机床头部完全由计算机控制，可以循着五条轴线完成三维立体运动。可以借助接触式屏幕给计算机下达操作指令。设计过程早已在一台迷你计算机上先行设计出来，而后通过一台价值不菲的自动制图机绘制成型。

        戈森和弗罗姆把机械工人领了进来，让他们着手进行第一项任务，制作不锈钢模具，它是用来盛载能够点燃高热原子核反应大火的钚元素初级反应装置。

        “现在，”弗罗姆说，“对这些炸药透镜……”

        “我听说过不少有关你的事，”博克说。

        “但愿都是好事，”马文·拉塞尔面带着戒备的笑意答道。

        《我认识的第一个印第安人》，博克很快联想起一本书的名字。真奇怪，他居然感到大失所望。看他的外形人们很容易把他错以为是高加索人，甚至是家世背景里带点鞑靼族渊源的斯拉夫人，惟一不像的部位是颧骨……皮肤这么黑大多是日晒所致。而这个人的其他条件例如庞大的体型和显而易见的体力则足以让人产生畏惧。

        “听说你在希腊杀了一个警官，只用手就把他的脖子扭断了。”

        “我不明白大家干嘛老是对这件事小题大做，”拉塞尔已经懒得解释了，他实话实说。“那小子骨瘦如柴，何况我也懂得保护自己。”

        博克笑容满面地点点头。“我懂得你的想法，不过无论如何，用这种手段居然就能杀人确实让人触目惊心。我听了不少赞美你的话，拉塞尔先生，同时——”

        “还是叫我马文吧。其他人个个叫我马文。”

        博克微微一笑。“就听你的，马文。我叫冈特。大家尤其提到你用枪的本领。”

        “算不上大本事，”拉塞尔说，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谁都能学会开枪啊。”

        “你对这个地方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这里的人——我是想说他们具有一种精神，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人不是轻易半途而废的懦夫，他们要做什么就拼命去努力，真是让我钦佩。这些人待我就像是，冈特，就像是自家人，伙计。”

        “我们确实是手足一家，马文。我们共同承担所有的一切，好也罢，歹也罢，都共同分担。大家都在对付同样的敌人。”

        “对，我看出来了。”

        “我们可能需要你帮个忙，马文，这件事关系重大。”

        “成啊，”拉塞尔简单明了地答道。

        “成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好吧，我干’，冈特。”

        “你还没问我要你干什么呢，”德国人指出问题所在。

        “那好，”马文微微一笑。“那你就说说吧。”

        “几个月之后希望你回美国一趟。你回去风险有多大？”

        “不好说。我坐过牢——我是说我进去服过刑。这事你也清楚。警方的档案存下了我的指纹，不过他们没有我的照片——我指的是他们手里那张照片是老早以前的。从那以后我变了一个人。他们恐怕还在达科他搜寻我的踪影呢。假如派我去达科他恐怕是有点棘手。”

        “离那儿十万八千里呢，马文。”

        “那么问题应当不大，再就是要看你派我去干什么活儿了。”

        “你喜不喜欢杀人——我指的是杀美国人。”博克注视着对方的脸看他做何反应。

        “美国人，”马文哼了一声。“嘿，伙计，他妈的我自己就是美国人。我的故乡可不是你们脑子里想的那个国家。是那些人把我的家乡从我手中窃取走的，跟待在这里的家伙们一样被人偷了，明白了吗？出这种肮脏事的并不只有这一个地方，明白了吗？要我替你们解决几个人嘛，成啊，只要你能说出道理来我就干。我指的是，我杀人不是因为好玩，我又不是没有脑子，不过假如你能说出道理来，当然行，我干。”

        “可能不止一个人——”

        “刚才你说杀‘人’的时候我听懂了，冈特。我还不至于愚蠢到居然以为杀‘人’就是杀一个人的意思。你只要准确地告诉我那里有警察，甚至有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行啊，你想杀掉谁我就替你杀掉谁。不过你必须先了解一件事。”

        “哪件事？”

        “那边的角色也不傻。他们杀了我弟弟，记得吧。这些花花公子办事挺严肃的。”

        “我们的态度也很严肃，”博克向他保证。

        “我看出来了，伙计。这项任务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吧？”

        “你是指什么，马文？”博克竭力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

        “我是说那里是我生长的地方，伙计，记得吗？也许有些情况你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对啊，你有保密之类的顾虑，因此你不可能现在把什么都告诉我。没关系，我无所谓。不过以后你就得求我帮忙了。这里的家伙都不赖，都挺精明能干的，只不过美国的事他们屁都不知道——我是说，他们不懂你们想要弄明白的情况。去打猎的时候总得先考察考察猎场吧。猎场的事我熟。”

        “这就是我们求你帮忙的原因，”博克向他郑重其事地宣告，仿佛这个道理他早就想透了似的。实际上，他没有料到这个细节，而如今他真是弄不明白了，不知道这个家伙究竟能有多大价值。

        安德烈·伊里奇·纳莫诺夫认为，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艘船的话，那么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一艘船的船长，这算是佳音。还有噩耗呢，这艘船的船底有裂缝，方向舵失灵，发动机是不是好使也不大靠得住，就别再说水手们桀骜不驯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非常宽敞，足够他四处溜达，近来他发现自己经常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认为这是信心不足的征兆，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怎么有工夫散步呢，尤其是有位重要客人来访的时候。

        苏维埃独立主权共和国联盟，他心中暗想。虽然更动政权名称的事尚未被认可，不过苏联人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考虑，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这艘政权的巨轮正在分崩离析。历史上何尝有先例可以因循呢。许多人都喜欢援引大英帝国的消亡对比苏联的情况，然而这个例证选得并不好，难道不是吗？其余的例子也不能与苏联相提并论。因为苏联当年的制度就是独一无二的政治新事物。而目前苏联出现的情况在历史上一个可以借鉴的先例都没有。一度让他跃跃欲试的事物现在反而让他惶恐不安了。他有责任做出艰难的抉择，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遵循的历史典范。如今他必须面对一项世人见所未见的艰难任务，没有人可以与自己分担，这使他陷入世人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境地。西方把他歌颂为完美无缺的政治战术家，而他心中却认为自己只是一根把一个个危机连成一串的纽带。他心想，是不是格拉德斯通说过的？他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在湍急的河流中撑木筏的人，总是得用撑杆顶住礁石绕开危险，这话不就是他说的吗？真是恰如其分的写照，确实太恰当了。纳莫诺夫和他的国家正置身于历史势不可挡的巨大洪流之中，在洪流的摆布下向前猛冲，然而这条河流下游的某个地段却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瀑布，世上的一切在这里都会粉身碎骨……可是他始终忙于掌握着撑杆点住礁石，哪里有余暇向前看。所谓政治战术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把全部的创造力都投入在一天一天挣扎着求生存上，连下个星期会出现什么事都忽略了……甚至连后天的事都没有注意到……

        “安德烈·伊里奇，您越来越消瘦了，”奥列格·基里洛维奇·卡迪雪夫从自己坐着的皮椅望过去评论道。

        “散步有益于我的心脏健康，”这位总统故意歪曲他的原意答道。

        “那么说，恐怕您还能入选我们的奥林匹克代表队呢？”

        纳莫诺夫稍顿了顿没有吭声。“如果只是跟外国人竞争反而更好。他们倒是觉得我很精干。不过，自己的同胞对我更了解一些。”

        “我能为总统效劳吗？”

        “我需要你出手相助，我需要右翼分子的支持。”

        闻听此言轮到卡迪雪夫微微一笑。报界——无论是西方报纸还是苏联报纸——对派系的区别从来理不清头绪。苏联的左翼分子指的是坚决不肯妥协的共产党员。然而八十多年以来，在这个国家里争取变革的人都是右翼分子。所有因为争取星星点点的个人自由而被斯大林处死的人一直都称为右倾主义路线分子。但是在西方，那些自封为进步人士之流在政治上始终都是左派，而他们把反动派敌人称为“保守派”，并通常将这些人划分为政治上的右派。对于西方记者而言，把自己的意识倾向转化到完全相反的政治环境中真是太难为他们的想像力了。而刚刚获得自由的苏联新闻界不过是邯郸学步，只会模仿西方同行的思想，只会借用人家的描述胡乱解释苏联政局，于是已经乱成一锅粥的政治局势在他们的笔下就更加乱七八糟了。当然西方的“进步主义”政客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他们在自己国家里大肆倡导苏联的改革实验——推行所有在苏联已经没有退路、事实证明彻底失败的那些实验。世上最诙谐的黑色幽默恐怕都源于西方极左派分子的埋怨声，有些人说落后的俄国人之所以改革失败是因为他们无法把社会主义政治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政治体制——反过来说进步的西方政府一定能成功（这是无可置疑的，连马克思本人都说过这话，对不对？）。卡迪雪夫想及此处，不禁茫然地摇摇头，这些人和第一代苏维埃成员一样不现实，脑子也都一样怪癖。俄罗斯人还只是把革命理想局限在理性思考的范畴之内，却发现这些理想一无所获、后患无穷。既然他们已经扭转了方向——这是一个世人难得一见、需要政治勇气和道德勇气的大动作。可是西方人却仍然还没看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国会议员心想，赫鲁晓夫说的那句话还真是百试百验。全世界的政客都没什么区别。基本上都是白痴。

        “安德烈·伊里奇，虽然方法上我们见解有别，但目标问题上我们殊途同归。我也知道您和对立派的朋友之间闹出了点麻烦。”

        “同时和你那一派也有问题，”纳莫诺夫总统尖锐地指出事实，他的语风本不该如此犀利。

        “同时和我那一派也有问题，这话说的对，”卡迪雪夫满不在乎地承认。“安德烈·伊里奇，您是不是想说我们一定得事事都和您意见一致呢？”

        纳莫诺夫转过头来，一时间怒气冲冲地瞪大了眼睛。“请你，别说这个了，起码今天不说。”

        “怎样帮您呢？”您的情绪失控了。总统同志？这可不是好征兆，我的朋友……

        “希望你们能支持我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我们不能任凭整个联盟就这样分崩离析。”

        卡迪雪夫用力摇了摇头。“那简直是难以回避的必然结果。让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和阿塞拜疆走吧，这样许多麻烦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需要阿塞拜疆的石油。假如我们任凭它离开，我们的经济会每况愈下。如果放波罗的海周边的几个国家走掉，那么国家有一半都被扯走了。”

        “人口减少了一半，这可不假，不过减少的国土面积还不足两成。同时大多数难题也烟消云散了，”卡迪雪夫又一次提到这个观点。

        “那么离开了苏联的百姓怎么办？我们抛弃了他们，他们饱受社会混乱和民族内战之苦。有多少人会丢掉性命，我们得为多少人的死良心不安啊？”这位总统请教对方。

        “这是他们摆脱殖民地身份的常规后果，我们拦不住。如果您试图拦阻他们，只不过是把内战留在国内罢了。为此我们就不得不把太多的权利交到治安部队手中，那才太过不安全呢。我和你一样都不信任部队。”

        “部队决不会发动政变。红军里再也不存在波拿巴主义独裁者了。”

        “您比我更坚信部队的忠心。我倒认为他们看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契机。自从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之后党一直在牵制部队。军人都能记住很久以前的事，他们恐怕会把这次机会视作翻身的好机会。”

        “那种人全都不在世了！连他们的子女也都被清洗光了，”纳莫诺夫忿忿不平地表示反对。毕竟是五十年之前的事了。在世的那几个亲身经历过部队肃反运动的人要么是不靠轮椅已经无法行动，要么是已经在靠着退休金度过残年了。

        “可是他们的孙子辈仍在盛年，再说依照制度这些事总会被记录一笔的。”卡迪雪夫仰靠到椅子上，心里突如其来地产生了一个新念头，这个念头几乎完全成形了。有没有可能这样呢……？

        “他们也有自己要关注的事，这不错，然而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和我所在意的问题几乎毫无分别。双方的差别在于采取怎样的方式解决难题，而并非控制权在谁手中的问题。我确实没法确定他们究竟有什么看法，但是我确信他们忠于这个国家。”

        “您的看法兴许没错，不过我没有您那么乐观。”

        “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可以把一个联合阵线呈现在希望早期脱离联盟的势力面前，这样便能打击他们的气焰，使我们能度过这几年规范化的时期，而后我们才能开始考虑有条不紊地摆脱现有体制，继而把我国建设成为真正符合大众利益的共和政体联盟——或者是联合，且不管你打算怎么称呼它吧——同时确保各个共和政体仍然具有经济联系，且在政治上各自为政。”

        这个人已经孤注一掷了，卡迪雪夫看得出来。在如此沉重的压力下他确实快要支撑不下去了。这个在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有如冰球队前锋的人物现在是一身疲惫……我如果不帮他，他还支撑得下去吗？

        卡迪雪夫判断他可能还行，有可能。两人之中以他年纪小一点，他心想情势真是不妙。卡迪雪夫实际上是“左派”势力的领头人，而正是这些势力希望肢解整个国家以及与国家息息相关的政府，然后掐住剩余下来的国家——以俄罗斯联邦为基础——的喉咙把它扯进二十一世纪。如果纳莫诺夫倒下去了……假使他发现自己无以为继，那么谁……

        哎呀，是我，当然是我。

        美国人是否会支持他呢？

        他们哪里肯不支持自己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大三角帆呢？

        大约在六年前玛丽·帕特·福利把卡迪雪夫招募到旗下，此后他就开始替美国人工作。他觉得这不算叛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祖国更加美好，他觉得自己正在走向成功。他把苏联政府内部工作的情报呈交给美方，有些情报具有高度价值，而有些情报则太过寻常，即使从美国记者口中也能轻而易举地问出来。他很清楚，在美国人眼中他是派驻在苏联的最有价值的政治情报来源，特别是现在，他已经掌握了苏联狂妄自大的新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中百分之四十的选票，价值就更是水涨船高了。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他心底暗想。人可得实话实说呀。假如下一步行动恰如其分的话，就能再增添百分之八的选票。这两千五百名议员各自有其政治色彩，他们向不少派系效忠。真正的民主党人、带有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色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极左或极右的激进分子，什么人都有。当然行事谨慎的中庸派同样存在，其中有些人是真正忧虑国家该何去何从，而另一些人则只是在努力保存个人的政治地位。他能讨多少人的欢心呢？他能赢得多少选票呢？

        数量还不够多……

        不过他还有一张牌没有出手呢，对不对？

        是啊，假如他能厚颜无耻到要打出这张牌的话。

        “安德烈·伊里奇，”他说，声音里充满了安慰。“您想要求我为了协助您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而背离我的一条重大原则——但您选择的却是我不敢置信的一条路。要我做到实在太困难了。我甚至没有把握确信自己是否真的能帮上您的忙。我的同志恐怕会从此不再理睬我了。”这番话把这位总统惹得更加怒火中烧。

        “胡说八道！他们究竟有多么相信你和你的意见，这我很清楚。”

        相信我的可不只是这些人啊，卡迪雪夫心底暗想。

        这次的调查和多数调查工作一样都是纸上谈兵。欧内斯特·韦林顿是一名年轻的律师，而且雄心勃勃。他毕业于法学院，同时跻身法律界，完全可以申请加入联邦调查局，正大光明地学习调查方面的事务。不过在他看来自己毕竟是一名律师，又不是警察，而且他对政治津津乐道，而联邦调查局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不牵扯政治纷争。韦林顿没有这种禁忌，他热爱政治，把政治视作政府部门赖以生存的血液，同时他也知道无论世上有没有政府，政治都是往上爬的通天捷径。他构筑了一张自己的关系网，于是在与他“有关系”的上百家法律事务所之中，他的身价已经飞跃了五倍之多，此外在司法部里也成为了一个闻人。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去竞选“特别助理”位子。中选之后——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可以尝试着在司法部某部门处长的办公室里找个位子……甚至能爬上某个主要城市的联邦检察长位子，或者是特别犯罪打击小组的头头。那样才能为政治生活打开门户，欧内斯特·韦林顿将由此成为华盛顿政治棋局中一个真正的玩家。总而言之，对于一个二十七岁的有志青年、一个哈佛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来说，这确实是一杯熏人欲醉的美酒。他毫不收敛地拒绝了许多威名赫赫的公司提供的优厚待遇，宁可为公益事业奉献年轻的岁月，在工作初期服务大众。

        韦林顿的写字台上堆放着一叠文件。他的办公室位于商业区司法部大楼里，几乎应该算是阁楼的位置了，从办公室惟一的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景致就是一片停车场，停车场周围环绕着经济大萧条时期兴建的建筑物。房间很狭小，空调也不太正常，然而这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几乎没有谁察觉到，律师们非常不情愿出庭打官司，就和爱吹牛的人逃避检验真实水平的能力测试一样。假如当初他接受了纽约一些联合公司提供的职位——其中标价最高的一家能给他每年十万美元以上的薪水——而他真正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个校对人员，挑挑合约里的打字错误，看是否出现漏洞，其实不过是换了个美名的秘书。在司法部里刚起步也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如果是在一个真正的起诉单位工作，他有可能被活活丢进审判室那条急流之中任凭载沉载浮。而这里是司法部总部，他的工作是检查相关记录，寻找前后不一致、语意微妙、违反法律操作规程的地方，仿佛是一位编辑正在替一位手段格外精湛的推理小说家审稿似的。韦林顿开始做笔记了。

        约翰·帕特里克·瑞安，总统提名他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肯定是从政了——不到两年前刚刚获得正式批准，此前瑞安曾任情报处副处长，在詹姆斯·格里尔上将去世后不久上任。再往前算担任过格里尔局长手下的特别助理，还曾经作为情报处处长的特别代表常驻英国一段时间。瑞安曾经是海军学院的历史教师，乔治敦大学的研究生，还曾当过麦利尔·林奇银行驻巴尔的摩办公室的股票经纪人。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干过一小段时间，少尉军衔。显而易见，这是个喜欢事业更迭的人，韦林顿一边想，一边把所有重要的日期都记录在案。

        私有财产。那份必不可少的财政声明书也在档案里，几乎放在最顶层。瑞安的身家真是不少啊。他从什么地方赚来这么多钱呢？有关财产的分析足足用了好几个小时。约·帕·瑞安在做股票经纪人时果然是个真正的牛仔，富于冒险精神。他趁芝加哥及西北铁路公司雇员接管公司的时机赌进去十万美元股票，这一笔就斩获了……六百多万美元。这次投资的成绩当真是不错——六十赔一的大赌注可并非寻常，对不对？——不过还有一些其他生意也值得关注。当他的资本净值打破八百万美元大关时，他洗手不干了，跑到乔治敦攻读史学博士的学位。期间他继续在股票市场里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玩股——这样做似乎有点问题，难道不是吗？——加入政府部门之后他才退出了股票市场。他的证券投资目前由几位投资顾问经营……而他们采取的统计方法保守得超乎寻常。瑞安的资产净值从表面上看只有两千万，也许略高一点。这些账目都是采用全权托管的形式，瑞安只看每季度的收益清单。当然这种做法途径很多，但是这样做完会符合法律规程。要想证明他行为不当实际上完全不可能，除非他们把一枚窃听器搭在瑞安经纪人的电话线上，要想做到这件事恐怕也颇为不易呢。

        证券管理委员会曾经调查过他，但对他的调查只是顺带查证，当时证券管理委员会正在调查一家公司，他刚好买了那家公司的股票。调查的总结报告言简意赅地打了个官腔，指出瑞安并没有任何技术性违规，但韦林顿评价这份意见书谈的只是没有技术性违规，并不是说没有实质性的违法呀。瑞安拒绝签署一份同意书——可以理解——而政府也没有给他施压。这个情况就不易理解了，但是依旧可以解释得通，毕竟这次调查并非把瑞安当作实际调查对象；有人断定他卷入此案恐怕只是巧合而已。但是瑞安把这家公司的股票从自己的账户中拨了出来……是否是君子协定呢？韦林顿在他的标准拍纸簿上记了一笔，恐怕是。假如有人问起来，瑞安肯定会说是出于良心不安、出于罪恶感才这样处理的。这笔钱都拿去买了国债，几年之间任凭它滚雪球一般成长，一直没有动过，后来全部用来……我看出来了。这件事真有意思……

        怎么偏偏是教育信托基金呢？卡罗尔·齐默尔是什么人？瑞安对她的孩子究竟打了什么主意？同时发生了什么事件吗？其重要性何在？

        就像往常一样，一大堆文件只透露出很少一点情况，真是了不起。韦林顿沉思着，政府文书工作的特点就在于此吧，表面上说得挺实在，其实谈到的内容能少则少。他笑出了声，法律文件的特点大多也是如此，难道不是吗？律师们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两百美金，他们当然巴不得要在安插逗号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上吹毛求疵。他顿了顿，让大脑重新转动一圈。有些非常明显的情况被他漏掉了。

        瑞安在福勒政府里并不受宠。既如此，他怎么还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呢？政治因素吗？然而政治原因通常用来解释为什么把不合格的人挑来担任……他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呢？文件上什么都没有写。韦林顿像洗牌一样飞快地翻了一遍文件，找到一份由议会遴选委员会的艾伦·特伦特和山姆·费洛斯共同签署的信件。这一对儿才叫古怪，一个是同性恋，一个却主张一夫多妻。瑞安的认证过程一路畅通，连马库斯·卡伯特都不及他那么轻松，甚至比总统手下的两名明星级内阁成员邦克和塔尔博特更加一帆风顺。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但是这个原因不能说明所有问题。这就意味着他肯定和某个政治势力有关系，而且关系密切。理由何在？和谁有关系呢？特伦特和费洛斯……这两个家伙见鬼的居然也有意见统一的时候？

        有件事可以确认，那就是福勒和自己的手下不喜欢瑞安，否则总检察长不会亲自点名要韦林顿来调查这件案子。案子？他目前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这个词吗？假如这确实是个案子，怎么不派联邦调查局处理呢？政治，毋庸置疑。瑞安曾经和联邦调查局一起完成过几项任务，合作密切……不过……

        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康诺·肖的赫赫威名就在于他是政府里面最诚实的一个人。而政治上简直就是幼稚，这是当然的，不过这个人浑身正气，警局里的人具有这样的素质应当不能算太糟糕，对不对？议会也是这么考虑的。居然有人讨论是否可以取消特别公诉人这个职位，联邦调查局这么纯洁无瑕，尤其是在特别公诉人办砸了那件案子之后……但联邦调查局已经和那个人撇清关系了。

        这件案子真有意思，对不对？真正的男人可以从这种案子上找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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