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一心寻死，要挤出微笑不容易。这是我在第二天早上护士送餐来的时候发现的。

        这当然是事先计划好的。我把钴蓝色裙子放回床边的柜子后，并没有睡，而是花了几个小时来策划我的第一步行动。

        看起来很简单：稍微调整眼睛和嘴巴的形状，把它们重新组合，只需让护士知道我见到她很高兴，而且感激她为我送来麦片粥。

        可是护士看到我的表情时明显后退了一步，这让我明白自己不知怎的就搞砸了。

        后来，我在浴室的镜子前站了几分钟，试图找出自己哪里做错了并加以改正。我隐约记得所有灵长类动物都会笑，这不该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灵长类动物出生几周后就会笑——即使是那些天生双目失明的。所以为什么我的笑容看起来这么不自然？我的嘴巴感觉紧绷着，还会颤抖，就像过分拉伸的橡皮圈。不过，外人可能不会留意到这些细节。我的嘴唇至少看起来是往正确的方向形成弧线，眼睛才是大问题。我记得在哪里读到过，看眼睛就能知道一个人的微笑是否发自内心。

        我用一只手挡住嘴巴，然后直视前方。镜子里一双玩偶般的眼睛看着我，像石头一样冷冰冰、硬邦邦。我不知道要怎么改过来。

        很快，护士开始敲门了。我选择放弃。

        之后我意识到，问题出在我第一步迈得太大了。我现在无法挤出一个微笑——比调整我那空洞、单调的嗓音更难。这些事情都必须要练习，一点点地重新找回感觉。与此同时，我必须从小处着眼。我应该集中注意力在我有希望成功做到的、表面上的小改变。

        从洗澡开始。真正的洗澡，和之前每四十八小时做做样子冲洗不同。用上香皂、洗发水——完成全套动作。几天以后，我请求借来一次性的剃刀，在护士目不转睛的注视下花了十五分钟把腿毛刮干净。之所以花了十五分钟是因为我每剃一下都必须全神贯注。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朝我尖叫，让我把手中的刀片往下按，越深越好，越用力越好。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那将会是一场灾难。这会让我重新经历一次过去几周内经历的事。我把目光锁定在手头的任务上，脑子里只想着把它做完。

        结束后，我好好地睡了个午觉，然后接下来的时间都在看的第一章。阅读比起刮腿毛更难，但这是值得一试的投资，因为白班和夜班护士都注意到了我在看书，如此专心致志地看书。

        我不知道自己多久以后被调离了精神病重症看护病房——我的时间概念依然很模糊——但肯定不到一个星期。这个任务看起来实在太简单。

        我洗澡，看书，穿自己的衣服。当巴里医生问我感觉怎么样时，我不再打零分，而是3分、4分。这些分数在我看来高得不现实，但他从不提出疑问。相反，他把这些分数都记在了我的表格上，很快所有人都能看到我“康复”的证据，整整齐齐地被标记在表格里。

        我耍了个丑陋的把戏，但没人打算提出质疑，就连芭芭拉医生也没有。我以为她一秒钟就能看出我在演戏，但她似乎满足于看表面现象并接受以这些作为我好转的迹象。我觉得，不用直接对着芭芭拉医生撒谎这点对我能成功骗过她很有帮助。她不会让我按10分制来为自己的情绪打分。她会留意我身上发生的那些更难察觉的细微变化：我用纸毛巾折了一个书签，而且书签开始慢慢地往那本厚厚的的封底爬去；我的头发洗得干干净净，梳得整整齐齐。我不需要制造太过明显的假象来骗芭芭拉医生。

        我的脸也帮了忙，它已经有重拾表达感情的能力的迹象了。我还无法摆出温暖的微笑——更不用说开怀大笑了——但我能够摆出一个合格的、勇敢的微笑，告诉别人我至少在努力尝试了。

        不过，骗过大家还是比我想的要简单：只是行为上的几处小变化，就能让别人认为我毫无疑问在康复。所以，究竟是什么在界定疯狂和正常呢？我越思考这个问，越觉得心智健全与否只是行为上的不同而已。心理健康的程度是由你的头发有多干净、表情有多自然和你如何处理社交线索决定的。

        对于医生和护士来说，这就是心智健全的定义。

        虽然我假装出来的康复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我还是要住院——但我依然能说出离开精神病重症看护病房的几个好处。首先，护士变少了。我不清楚尼罗河里医务人员和病人的人数比例是多少，但我肯定医务人员比我们病人要多。至于我现在住的亚马孙河病房，它更像普通的医院病房。房间里通常会有六到八名护士，到了晚上，值班的人员会更少一点。

        医务人员的比例减少带来的实际效果当然是我们受到的监管少了。虽然浴室依然没有门锁，但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可以在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情况下洗完澡。不过，比这更好的是，现在不会有人看着我吸烟了。搬来亚马孙河带给我所有我在尼罗河无法想象的信任和特权。之前被没收的所有个人用品——公寓钥匙，指甲刀，打火机——通通从主接待处后面的储物柜回到我的手里。很明显我用不上公寓的钥匙了，但我想某个地方的某位精神科专家判定归还病人的个人用品这一举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是在承诺我离最终出院又近一步了。

        打火机的象征意义更令我感动，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现在信任我不会自焚或者放火伤害别人。拿回打火机后的几个小时内，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至于公寓的钥匙，我把它塞进挎包的底部。它是又一件我不希望想起的物品。

        如果尼罗河本质上是一座监狱的话，那么亚马孙河就是过渡教习所，一个庇护精神病患者安全过渡到能够重新返回社会状态的地方。有时候，这里就像是学校宿舍一样——如果你让自己忘记你的室友全都是疯子的话。

        亚马孙河病房区有十几个房间，由长长的L形走廊连接起来。里面有一个小厨房，厨房里有一个烧水壶、一个微波炉和一个永远装得满满的水果篮。厨房隔壁是宽敞的用餐区，摆了两张圆桌。护士站对面是娱乐室，里面有沙发、杂志和一台一直播放《拍卖屋投资》，不换台的电视。我猜这是某人对安全电视节目的理解——无害的日间节目，适合一群心智受损、脆弱的女人收看。可是，我发现《拍卖屋投资》和“无害”完全搭不上边，而且我敢打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拍卖屋投资》里，一群自鸣得意的中年白痴在买卖房子，他们从交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把其余人挤出市场。参加节目的人全都已经有房产了。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拥有不止一套房子，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从银行里贷出一大笔钱去竞拍。他们说着“增强个人投资组合”这样的话，还一直提及社会阶梯的概念。

        我尽量避免去娱乐室，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因为在亚马孙河，独立行动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受到鼓励的。如果你早上九点钟后还赖在床上，不用多久护士就会进来拉开窗帘，把你推到公共区域内。这是拥有更多自由的另一面：规矩和责任是自由的附加事项。

        说起来有点矛盾，尼罗河里要守的规矩少得多，只有一条：没有尖锐物品。只要遵守这条规矩，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如何打发时间。一天里除了吃饭和用药，不会有其他事情打断我们。时间过得很慢，像一块巨大、空白又不定形的冰川在滑动。而且尼罗河里没有公共区域——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没有。每一张病床都可以说是一个单独的宇宙。大家各怀心事，病房里相当于有二十几个私人地狱，相互之间毫无关联。

        但在亚马孙河，一个人闷闷不乐是不被允许的。治疗不再是锂盐、氯丙嗪和电休克疗法——也许说不全是这些。他们会运用多种疗法：个人心理治疗、集体治疗、艺术治疗。

        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我很快发现自己开始想念巴里医生了。他也许是个蠢货，但至少当他提问时，我知道怎么回答能让他满意。不幸的是，巴里医生看起来要永远在精神病重症看护病房里工作了，那里恰恰需要他魁梧的身形和无论在哪儿都显得有所欠缺的人际沟通技巧。

        取代巴里医生的是位新指派给我的私人治疗师。她的工作是帮我制定和实施个人护理计划。所有病人都有私人治疗师和个人护理计划，但是我们不再被称为病人。现在我们是服务使用者——就好像这里是图书馆或者游泳池一样。

        这个称谓实在太可笑了，但我不停告诉自己必须继续这个游戏。

        我的私人治疗师是哈德利医生。哈德利是她的姓，她的名字是莉萨。她说我也可以直接叫她莉萨。

        我还是选择称呼她为哈德利医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必须一直提醒自己她是名医生。她看起来不像医生，更像是被分配了不合适的角色的演员。这只是问题的开始。

        我越看越觉得她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和我相似。她就像是更好版本的我：比我年纪大点——最多三十来岁——比我高一点；比我肤色红润；比我有出息多了。她还比我苗条点——至少现在来看是这样的。同样都是金发，她的颜色比我的要好看：她的头发富有光泽，是像蜂蜜一样的金色；我的头发最近却变得像阴天里的稻草。

        我不知道要怎么应付哈德利医生的治疗。

        这里的吸烟区和尼罗河的几乎没有区别。它占用了一个小院子，三面由砖墙和树丛围着，剩下一面是棚架和监狱式的栅栏。不过这里的栅栏在普通郊区房子的院子里随处可见：铺得平整，边上围着维护成本低的灌木和植物。吸烟区里有一张廉价的塑料桌和四把塑料椅子。在我来亚马孙河的第二天下午，我就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抽着我的第七根烟，听着我从挎包里翻出的iPod。

        我知道，听音乐是有风险的。它也许会把我推下危险的心理悬崖，让我过去几天的努力付之东流。在公共区域崩溃大哭不在我的计划内。我下定决心，想哭的话要躲起来哭，而且尽可能控制哭泣的程度。可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按下播放键时，我松了一口气。我发现音乐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它只是让我多了一个把自己和外界隔绝开来的方法，这也是我那天给自己设下的首要目标。我正在艰难地适应新环境。尼罗河里的病人只会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最坏的情况下也就在走廊里自言自语。可这里的人却想从我这里得到回应，希望我和他们有眼神接触、打招呼、聊天。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也不想别人的对话在我周围嗡嗡作响，我只想静静地吸烟。我认为戴着耳机能阻止一切社交互动。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我的美好愿望。

        坐在我旁边的女孩非常普通，除了年龄之外。她明显很年轻，我想她最多也就十九二十岁。她穿着深红色的背心、下搭短裤和凉鞋——现在毕竟还是炎热的夏日，气温完美诠释了英格兰的夏天是什么样子。每次我走出门外总会感受到意料之中的热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的内心有一部分以为天气会根据我的心情来变化，而不是如此漠不关心、自顾自地变换四季。

        女孩身材娇小。她留着深褐色的直发，长度刚到肩膀。她的前臂上划满伤疤。有些是陈旧的疤痕，颜色已经变淡；有些还是鲜红的，一看就是新添的伤口。

        我飞快地偷偷一瞥，然后又把目光转回金属栅栏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平行线条。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戴上墨，这样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看想看的地方了：我可以尽情看她的手臂而不被她察觉。但是高墙和大树让院子里总是一片阴凉。我戴上墨镜的话，看起来肯定像在隐藏什么。

        如果我戴上墨镜后看起来不会更像个疯子，那我肯定从早到晚都戴着它，即使是在接受治疗的时候，这时候尤其需要戴上墨镜。如果我能戴墨镜，就能永远解决不得不和别人进行眼神接触的问题了。

        就在我琢磨这些事情的时候，深色头发的女孩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对我微笑，然后说了些什么。

        我耸耸肩，指了指我的耳机。

        她示意我取下耳机。

        我还能怎么做？

        “你在听什么？”她问。

        我的iPod正在随机播放音乐。我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想听什么音乐，这是一道复杂的选择题。况且听什么音乐不重要，这只是我挡住外界干扰的盾牌而已。

        “我在听《电波》。”我告诉她。

        女孩摇摇头。“没听过。好听吗？”

        “很好听。”我机械地回答。

        “快乐还是悲伤？”

        “什么？”

        “这是首快乐的曲子还是悲伤的曲子？”

        我不得不花点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不确定这个问题是否有意义。所有的音乐都能归类成快乐的曲子或者悲伤的曲子吗？还是说这种分类方式不正常？我并不觉得不正常，但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既快乐又悲伤，”我最后决定这么回答，“或者两者都不是，我不确定。这是那种根据你的心情变化会带来不同感受的音乐。”

        女孩点点头，看起来还是一脸疑惑。我能看出她没听懂我的话。但这不重要。我马上就要走了，手里的香烟快要抽到滤嘴了。我又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摁灭。

        “我叫梅洛迪。”女孩说。

        “嗯，多贴切的名字。”

        梅洛迪看着我，没说话。

        “很美的名字。”我补充道。

        我已经把iPod放回口袋。如果我不介绍自己，我就没有义务留下来继续和她聊天。但是梅洛迪此时做了个让我停下脚步的动作——很可能是唯一能够让我停下来的动作。她拿出她的那包香烟，递给我。里面还剩两根。

        我盯着这两根香烟看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梅洛迪。她笑了，微微耸了耸肩。

        此时我判定梅洛迪是个笨蛋。我是不会把自己的倒数第二根烟让给别人的，除非这能让我立马出院。况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新的香烟。但既然她主动递给我了，那我就没法拒绝了。我让自己已经迈出的腿上的肌肉放松下来。

        “我叫艾比。”我说。

        “你好，艾比，”她说，“你是新来的？”

        “算是吧，我在尼罗河待过几个星期。”

        “噢，嗯，尼罗河。”梅洛迪轻轻点头表示她知道那里的情况，“你试过自杀？”我看着她。她点燃手里的香烟，接着耸肩以示歉意。“我也在尼罗河待过一阵子。我吞过止痛药——大概三十片吧。但我没死，很明显。我呕吐，然后昏过去了。醒来后我就在尼罗河了。”

        “我不想自杀。”我撒谎道。

        梅洛迪连连点头。“不，当然不。我也不想，不再想了。我一周接受三次电休克治疗。这好像让我清醒过来了。你呢？”

        “锂盐，”我告诉她，“我不觉得自己能够接受电休克治疗。那也许会再次让我发疯。”

        “你发疯了？”

        “嗯，疯得很厉害。”

        “发生了什么？”

        “失眠；让自己陷入愚蠢又危险的境地；还疯狂购物。”

        梅洛迪哼了一声，烟圈从她的鼻子里喷出。“这些事我做过很多，购物没什么不正常的。”

        我耸耸肩。“这要看你怎么个购物法。我一天内花了将近一千六百英镑——开了个酒店房间，买了条裙子，做了个乳头文身。”

        “天哪。”

        我俩沉默了一会儿，静静地抽着烟。

        “我能看看吗？”

        “看什么？”

        “乳头文身。”

        “不行。你不能看。”

        我不是在摆出端庄的样子。在浴室没有门锁的精神科病房里保持端庄有什么意义？但我还是要顾虑自己的形象。院子里的某个角落安装了闭路电视摄像机，因此某人正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至少有这个可能性。和另外一名服务使用者交谈会被认为是向康复迈进一步；但露出自己的奶头给她看明显不是个好迹象。然而，梅洛迪看起来还是因为我的拒绝伤心了，这反应有点奇怪。“我的脚踝上也有一个文身，”我告诉她，“你可以看那个。”

        我把右腿搁在左腿前面，这样我只需要弯下身把牛仔裤脚拉起来一点就好了。梅洛迪看了几秒钟，看清楚了，然后说：“你也有处伤疤——在你的右手上，看起来像是烧伤的疤痕。”

        我通常会对这样敏锐的观察力表示赞叹。人们一般注意不到我的伤疤，或者看不出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疤痕。但梅洛迪对伤疤有眼力并不令我意外。而且她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疤痕组织。

        “香烟烫伤的。”我说。随着我们对话的深入，我找不出要向她隐瞒的理由。说出来会有什么害处呢？“我喝醉了，我和男朋友有些愚蠢的争吵。现在我都忘了那时候我俩为了什么吵架——就是这么愚蠢的争吵。”我停下来，往烟灰缸里弹了弹。这个动作不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我只是在判断故事是不是说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因为梅洛迪能够猜到接下来的剧情。她知道你要做什么才会留下这样的疤痕。“我在手掌里摁灭了香烟，”我告诉她，“然后我就坐在开往急症室的出租车里了。”

        “哇。”梅洛迪满怀欣赏地点头。和我猜测的一样，她属于极少数听完这样的故事后不会追问我为什么要烫伤自己的人，她明白我那么做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拿香烟烫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她反而这样问我。

        “很美妙，这种感觉持续了一秒钟左右。但之后，我痛不欲生。伤口是那么的疼痛难忍，以致我在出租车里都吐出来了。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要命的痛楚。”

        我从梅洛迪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正在想象有多痛，这也许不利于她的心理健康。但我认为一个那么诚实的问题值得一个诚实的回答。

        “那么，”梅洛迪让烟灰柱就这么垂落，随风飘散，“他们对你作出诊断了吗？”

        “是的。不过不是在这里。几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二型躁郁症。你呢？”

        “急性单相抑郁症，可能还有某种人格障碍。他们还没下结论。你知道医生都是什么样子。”

        我耸耸肩。“他们喜欢把我们归类。”

        我们抽完各自的烟，没再多说什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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