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想做隐士大约有难度。满世界没有安静的地儿，全球聒噪，陶渊明如果活在今天，不让家人赶着回到彭泽县，也得让旅游者给轰出南山。人与人之间交往频度奇高，开不完的会，吃不完的饭，聊不完的天，没完没了的应酬，好像人们总有话要跟谁说。不听，人家就公关。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却又很隔膜，说了很多，大抵鸡同鸭讲，讲了什么，一笔糊涂账。

        鸡同鸭讲局面的形成，过去都是说西方所谓的巴别塔困境——别有用心的上帝为了阻止别有用心的人类建造通天塔，让人们语言不通，各说各话，无法协调。今天，英语具有霸权地位，而对全球化具有高度认同的中国人，全民都在学英语，鸡学会了鸭的语言，鸭讲了什么，就不再是笑话。其实，更多的时候，鸡同鸭讲，往往发生在操同种语言的人们之间，两个或者更多的人，说的一样的话，面对面，也一样会彼此拎不清。

        拎不清的原因，在初级阶段是心不在焉。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喜欢这种感觉，时髦所谓的“酷”，多少要点儿心不在焉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跟领导讲话很难，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也不行，无论你如何努力把你要说的说出来，人家都可能什么也没听明白——当然，罪过肯定在你，表达不清，不简明扼要。跟领导说话，现在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管理学和公关课上都在研究，尽管如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领导的心不在焉或者漫不经心还是走在前面。

        领导的心不在焉，其实是有原因的。地位越高，想的事越多，凡事多半有自己的主见。听人讲话，自己的主见不知不觉就会溜达来当家做主。如果对方讲的跟主见不一样，主人客人打起来，领导的听觉就会犯糊涂。因此，过去现在，做官的诀窍之一，就是揣摩上意，只要把上司肚子里的意思事先揣摩出来，话一出口，上司肯定听得进，想不高兴都难。但是，这门揣摩上意的学问，实在过于艰深，一般人学不来，结果，领导就只好总是心不在焉下去，直到主见变了味。

        主见过于固执，往往就变成了成见，即使在领导肚子里，也不例外。在跟不同的人群对话时，如果彼此怀有成见，拎不清就往往变成鸡同鸭讲。

        成见首先来源于文化立场，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理解。虽说文化是个筐，弄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但该装的，还得装。况且，我们这回用的，是个比较小的筐，文化立场。过去学宗教，感觉课堂上讲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虽然有关宗教的名词概念跟神学家们的说法并无不同，但在解释体系上，却大相径庭。用某些僧侣的话来说就是，外面的人，是从外面来看，和里面的人看，必定有不同。

        其实，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僧侣，立场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现代的人们，文化立场的不同，有时候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因此，更深的成见，来源于敌对。在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往往构成政治上的敌对，构成一个最终消灭另一个的生存格局。革命时代结束，世界进入各种文化、各种族群的共处时代，但革命时代形成的对立却不容易消除。文化立场的歧义被敌对的旧痕扩大，这就导致了在共处时代彼此间对话的困难。

        有敌意就难以互相信任，相互不信任，文化上的歧义，就愈发难以相互理解，多岐而亡羊，就愈发说不到一起。双方的语言没有障碍，用语都明白，但意思却非常隔膜，越讲，彼此越觉得对方像怪物，不可理喻的怪物。不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如此，就是一般的信仰不同的人之间，也容易如此。大家都相信只有自己的主见，乃至成见，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有道理，而别人说的，都是骇人听闻的谬见，谬见还要坚持，真正罪不可赦。从古至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砍砍杀杀，其实背后没有那么多利益之争，或者即使有利益之争，也不难理性地解决。但彼此间对话的障碍，由障碍引发的争执，却使得仗打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无辜的生命，都糟蹋在了意气上。

        其实是人都有理性，都明白打打杀杀对谁都不好。不同人群之间只要能够对话，就意味着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有问题要协商解决，但是成见在，对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增加敌意，结果适得其反。有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和解的意思，彼此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一碰到一起，话不投机，彼此都有委屈，鸡同鸭讲，越讲火气越大，说还不如不说。佛家有个概念，叫“我执”，大概可以翻译为成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立双方的立场和敌意，都是我执，只有将它们丢开，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彼此间才能真的互相明白。真的明白了，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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