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读文言，文言典籍浩如烟海，内容五花八门，有如何选择、如何吸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比较简明的话表示，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似乎不难解决。当然是要好的或说有用的。可是哪些是有用的呢？分辨有用无用要有个标准，标准因需求、因人而可以不同。比如我们是研究文化史，那就连谶纬、堪舆的书也很有用；如果是一般的学习文言，当然就不必在这类迷信的书里兜圈子。这里还是缩小范围，专说学文言，选定读物也是个麻烦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取什么，二是作品选定，在不同的版本中选用什么。

        选书的问题，旧时代属于目录学范围，内容很繁，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例如清朝光绪初年，张之洞作了一部《书目答问》（有人说是缪荃孙代作的），就是想指导初学，解决读什么（过去自然指中国古籍）和选用什么版本的问题的（1929年范希曾作成《书目答问补正》，较原书详确）。《书目答问》收书两千多种，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但是对我们目前学习文言来说却不合用。因为：一、那时候视为重要的，现在也许用处很小；二、那时候视为上好的，现在看来却未必佳；三、近百年来整理诠释古籍的成绩那时候自然无法收入；四、对现在的初学说，内容嫌过多过繁。现在需要新的、解说较详的、供一般学习文言的人参考的《书目答问》。暂时没有，我们只好自己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怎么积累呢？先要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尤其文学史知识，也就是要知道历代有哪些名作家和名作品。这是基本的。此外，还要注意现时的出版阅读情况，就是大致了解多数学文言的人目前在读什么，哪些书容易找到。读文学史，参考别人的阅读经验，这虽然近于随波逐流，却常常能够得其要领，费力不多而解决了选读的问题。

        读物选定之后，还要具备一些选用版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有概括的，譬如一般说：一、一种古籍，经过后人校勘的比古本合用，如《淮南子》，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比汉朝高诱注的合用；二、现代人标点注解的比旧时断句加注的合用，如《孟子》，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比宋朝朱熹的《孟子集注》合用；三、尤其对于初学，选注的比全书合用，如王伯祥的《史记选》比旧本合用；四、注解详的比注解略的合用，如同是《左传》选本，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比秦同培的《左传精华》合用（有例外，如王先谦《庄子集解》后出，注解简明扼要，不如郭庆藩《庄子集释》详尽，却更便于用）；五、深于此学的人评选注解的比一般人选注的合用，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法》比其他宋诗选本合用。概括的知识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关于某某书、某某篇的版本知识。例如，我们想全读，就要知道，中华书局新标点本比旧版没标点的合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注较详，应找来参考；如果不想全读，就要知道，现在常见的有王伯祥、郑权中、张友鸾等几种选注本，王伯祥的注解较详尽，宜于深入钻研；甚至只想读一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最好知道都有哪些选本选了这一篇，以便有疑问的时候参考酌定。

        以上谈的是如何选定读物的问题。为初学讲文言或初学读文言，比选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读物中吸取什么的问题。文言典籍是古人写的，古人生在旧时代，思想感情自然是旧的，或者退一步说，不能不受旧时代的影响。因而其作品就不能不同现在的要求有距离，就是说，兼有精华和糟粕。有些著作，尤其从思想方面看，是精华很少，糟粕很多。就说很少吧，糟粕总有毒素，会起毒害人的消极作用。如果因为有糟粕而就不肯读，甚至不敢读，其结果就会无书可读。这当然不是办法。可行的办法是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取其精华而舍其糟粕。

        讲读文言，初期选用的读物，绝大多数是名作家的名作。名作，其中当然有不少精华，但也不能保证天衣无缝，毫无糟粕。这糟粕，因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感情方面的，二是科学性方面的，三是文字表达方面的。以下举例说说这三方面的情况。

        一、思想感情方面（为简明，只举单篇为例）

        （1）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2）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

        （3）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李白《与韩荆州书》）

        （4）古之学者必有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愈《师说》）

        （5）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6）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语未毕，余泣，妪亦泣。……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归有光《项脊轩志》）

        （7）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归去来辞》）

        （8）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王禹偁《黄冈竹楼记》）

        例（1），《李将军列传》出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大手笔，又是传记中的名文，无论材料、布局以及写人写事，当然都非常精采，用不着我们再赞一辞。但是专就上面引的这部分看，李广因未得封侯而向望气的王朔请教，在相貌、命运方面找不到原因，最后归结为“报应”，这当作历史事实叙述一下自然也未可厚非，问题是体会行文的口气，作者也是倾向于相信的。（可与《陈涉世家》比较，在那篇里，卜者教陈胜、吴广装神弄鬼，作者明白表示那是假的。）相信真有所谓报应，现在看来当然是可笑的迷信，因而是大精华中的小糟粕，我们讲读时显然应该舍弃它。例（2），《典论·论文》是一篇名文，见解和辞章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这里引的几句话，强调个人的成名、传名，在当时纵使是不可不有的思想，现在看来总是不合适的，所以讲读时也应该舍弃它。例（3），《与韩荆州书》也是一篇名文，因为有名，所以还从其中生出“识荆”这个典故。在唐朝，为出头而求名人提拔是很多人走的路，李白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不过像这里引的一些话，放在韩朝宗身上就未免太夸大，因为他的地位不过是荆州刺史之下的一个“长史”，怎么就能“侔神明”“动天地”呢？为求助而把对方吹上天，这苛刻一些说是“诌”，与“谪仙人”的雅号是不相称的，所以也应该算作糟粕。例（4），大家都承认《师说》是一篇思想好的文章，所以几乎到处都选它。“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话，在当时这样似乎也没有什么，因为社会情况就是如此。只是现在看来，总不能不算美中不足，所以讲读时应该认识，这是旧时代士大夫的偏见，不足为训。例（5），《兰亭集序》也是一篇名义，篇幅不长，可是记事、写景、言情都富有诗意，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爱读。只是就思想感情说，终嫌过于突出士大夫的闲适。上面引的几句更退后一步，变为消沉，由好的作品有移情作用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应该吸取的。例（6），归有光的文章长于以琐事抒深情，《项脊轩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内容很琐细，可是写人写景都描画入微，并能于委曲的情节中显示人的心境，所以感染人的力量很强。缺点（由现在看）是情调太低沉，仿佛总是在说，完了，什么都过去了！自然，我们应该承认，人人有感伤的权利；不过作为选来的读物，尤其对于年轻人，过于感情低沉、性情脆弱，如果还有影响的力量，那是不合适的。例（7），在文学史上，《归去来辞》更加有名，欧阳修甚至说，晋朝只此一篇可以算作文章。内容也好，乱世弃官不作，回家务农，确是值得赞扬。从辞章方面看也是上好的，写情写景都很真切，并且协韵，有浓厚的音乐性。只是上面引的几句，道家的任其自然、一切无所谓的气味太重，作为现在的读物是不宜于吸取的。例（8），《黄冈竹楼记》写得很精炼，素材，安排，写景，言情，都很讲究，确是值得一读。只是上面引的几句，写的完全是士大夫自鸣清高的形象，现在看来是应该唾弃的。

        二、科学性方面

        （1）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2）予得此于定海，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此帝王盛德事。（姜宸英《奇零草序》）

        （3）嘉庆十二年四月三日，商丘陈燕仲谋、陈焯度光招予游宋氏西陂。陂自牧仲尚书之没，至于今逾百年矣，又尝值黄河之患，所谓芰梁、松庵诸名胜，无一存者。（管同《游西陂记》）

        （4）昌平州，京师之枕也，隶北路厅。……州之东有镇山焉，曰天寿山，明十二陵之所在。（龚自珍《说昌平州》）

        （5）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以下叙大旱年焦逼农民交粮，用大杖打伤农民事）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布谷代偿，使勿知。（以下叙有人将此情况告知焦令谌）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6）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原君》）

        （7）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魏禧《大铁椎传》）

        （8）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圆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例（1），《过秦论》是一篇有名的议论文，气势雄伟，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因而连太史公司马迁都乐得引用。可是上面引的“吞二周”却说错了。这两个“周”是东周末年封的小国；西周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被秦国消灭的，东周是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被秦国消灭的，那时候秦始皇还没有即位（前246年才即位）。这是只图大话痛快好听而忽略了史实，例（2），姜宸英著文，褒扬忠贞，希望《奇零草》传世，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引的古事中有“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却有问题，《明史·方孝孺传》明明说：“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推想《明史》的记载不会没有根据，若然，姜宸英的宽厚说法就靠不住了。例（3），宋荦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死的，到管同等游西陂的嘉庆十二年（1807）只有九十四年，文中说“逾百年矣”是错的。例（4），现在很多人游过十三陵，知道汽车过昌平县（清朝名昌平州）还是往北走。龚自珍的文章却说在“州之东”，这是坐在书桌前的想当然。例（5），根据《段太尉逸事状》所写，焦令谌是个残暴的军阀，大坏蛋，把无力交粮的农民打得奄奄待毙，他毫不动心，听到段太尉代人交粮就良心发现，以至于一夜之间就愧恨而死，这太不合事理，显然是随便说说，决不可信（事实是以后还在作官）。例（6），《原君》，从思想方面看是极上等的文章，见理明，用意深，胆量大，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几篇能够同它相配。可是开头说的两种状况，一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另一是忽而出来一人，毫不自私，毫不自利，都显得有些离奇。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道理说，这样截然不同的两极端都是不可能有的。例（7），《大铁椎传》写得像神怪小说，所以不少人喜欢读。问题出在它不是神怪小说，因为有真人陈子灿为证。可是像上面引的那些表现，窗门不开就“言讫不见”，“东向驰去”以至于“尘滚滚”，都违反事理。因此，“姑妄听之”自然未尝不可，信以为真就不合适了。例（8），傅青主评书法举“松雪、香山”，下面并且说了些不敬的话，这很不合事理：一是白居易不是书法家，传世笔迹很少；二是即使是书法家，与赵孟*并举也应该颠倒次序，说“香山、松雪”；三是决不能比白居易为匪人。查傅青主的文集，才知道“香山”应作“香光”（董其昌），原来是全祖望写错了。

        三、文字表达方面

        文字表达，过去习惯称为“辞章”，取舍的问题比较难于说清楚，因为同一篇文章，专从写作技巧方面考虑，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的原则容易说，比如自然比造作好，简练比拖沓好，流利比艰涩好，古朴比轻浮好，生动比板滞好，典雅比粗俗好，优美比鄙陋好，等等，大家都会同意。问题是这些原则都很抽象，难于像用天平衡物那样，半斤就是半斤，三两就是三两。抽象的原则难于实用，原因不只一种：一、各人眼光不同，好恶不同，甲说流利好，乙甚至可以说，艰涩有一种暗藏的美，更好；二、同一种写法，甲看着不很自然，乙也许觉得很自然；三、有些作品，辞章方面属于中流，于是好之者可以誉为质朴，恶之者可以毁为笨拙，好之者可以誉为灵活，恶之者可以毁为轻浮，因为质朴与笨拙，灵活与轻浮，本来就是近邻。总之，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避免主观片面性。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就是辞章方面，作品，或说有些作品，终归有高下之分，而我们也应该细心地、尽量避免偏见地分辨高下，然后取其精而舍其粗。以下举例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因为终是一己之见，所以只能供参考。

        先说书。古籍传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是名著，因而辞章好的就用不着举例。书与书相比，有的，即使是极少数，显然差一些。例如王充的《论衡》，在东汉阴阳五行迷信盛行的时期，大声疾呼地提倡科学精神，毫不留情地揭露、反驳各种流行谬说，其思想的高超真是难以笔墨形容。可是说到文字表达，却琐碎拖沓（明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指出这一点），既不流利，又不生动。如果我们是刚读过《孟子》，这种印象就会更加明显。又如南北朝有一部新奇而价值很高的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与也是北朝著作的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相比，就显得过于板滞无华了。

        再说人。同是作家，有人文笔造诣高，有人低，这也用不着举例。就是同一个人，写不同体裁的作品，也会有高下之分。例如杜甫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其实他也写文，可是（还是从写作技巧方面看）远不如诗。明朝的大作家归有光正好相反，是诗不如文。

        缩小到一篇，文字表达方面有时也有高下之分。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章为后代古文家推为登峰造极，《原毁》一篇尤为人所乐道，可是那种故意多重叠、多对称以制造声势的写法，今天看来未免造作气味太重，实在没有什么好。又如明朝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也是一篇流行的名文，内容当然是好的；至于全篇生硬地拼凑典故的那种写法，使人不能不想到冬烘先生在篱下诌文，摇头晃脑的那种神气，可以说是不能与内容相配了。

        再缩小，一篇之内也会大醇而小疵。例如：

        （1）庭坚顿首，几仲司户足下：……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则不得归怨于天也。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黄庭坚《答李几仲书》）

        （2）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例（1），“天难于生才”以下是经义文写法，放在后代八股文里是稍解放的两股，至少我们今天看来，有迂腐气，不如前后散行的文字那样平顺自然。例（2），《金石录后序》是一篇内容充实、感情深挚、可歌可泣的名文，叙事朴实恳切；只是上面引的“呜呼”以下，交代自己经历的时间，忽然谜语式地用了两个典故，显得纡而拙，这不得不算作金玉堆中一颗小小的砂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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