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扎克伯格希望人类在线上团结起来，但线下世界最近发生的事似乎让“文明冲突论”（clasions）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许多评论家、政治人物和一般大众认为，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崛起、英国脱欧、欧盟不稳，都是因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所致。西方想把民主、人权引进伊斯兰国家，于是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激烈反抗。而一波穆斯林移民潮加上伊斯兰恐怖袭击，则让欧洲选民放弃多元文化的梦想，转而支持排外的地方认同。

        根据这种论点，人类一向就分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的成员会有不同的世界观，无法兼容。有了这些不兼容的世界观，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就像在自然界，不同物种依照自然选择的无情法则，为生存而战，所以纵观历史，文明之间一再发生冲突，唯有适者能够幸存、讲述故事。如果有人忽略这个残酷的事实（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工程师），就得付出代价。

        文明冲突论的政治影响十分深远。支持者认为，试着调和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注定会失败。伊斯兰国家永远不会采用西方的价值观，而西方国家也永远无法成功吸纳这些穆斯林移民。根据这种想法，美国就不该接收来自叙利亚或伊拉克的移民，欧盟则应该放弃多元文化的谬论，堂堂正正展示自己的西方认同。而长远来看，只会有一个文明在自然选择的无情测试中幸存，所以如果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官僚们不愿意拯救西方文明于伊斯兰文明的巨浪，那么英国、丹麦或法国最好站出来走自己的路。

        这种论点虽然广获认同，但其实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宗教激进派可能会带来根本性的挑战，但它挑战的“文明”是全球文明，而不仅仅针对西方文明。伊斯兰国家（除伊朗）之所以团结起来抵抗伊朗和美国，背后自有原因。即使是宗教激进派，仍带着中世纪的想象，但基础早已不再是7世纪的阿拉伯，而是有更多的当代全球文化成分。他们所诉诸的恐惧和希望，属于那些因感觉疏离而受到孤立的现代青年，而不属于中世纪的农民和商贾。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opher de Bellaigue）这两位学者说得好，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虽然受穆罕默德影响，但受福柯等人的影响也同样深远；他们不仅继承了倭马亚王朝（Umayyad）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哈里发，也继承了19世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衣钵。因此，就算是“伊斯兰国”，与其说它是某棵莫名其妙的树上不该长出的分枝，不如说它同样发源于我们共享的全球文化。

        更重要的是，文明冲突论用历史和生物做模拟，但这种模拟并不正确。人类的群体（从小部落到大文明）和其他动物群体有本质差异，历史上的冲突也与自然选择的过程大异其趣。动物物种有客观上的身份认定，而且即便千千万万个世代，也不会变。你是一只黑猩猩还是一只大猩猩，并非取决于信念，而取决于基因，而且只要基因不同，表现出的社会行为也就不同。黑猩猩的群体里同时分成雄性猩猩与雌性猩猩的小团体，如果某只黑猩猩想争夺权力，就得同时争取来自两性的支持。相较之下，大猩猩的团体则只会有一只雄性大猩猩，带领着由一群雌性大猩猩组成的后宫，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成年雄性大猩猩通常都会遭到驱逐。黑猩猩不会采用像大猩猩那样的社会形态，大猩猩也不可能采用黑猩猩那样的组织安排。而且至少就我们所知，黑猩猩和大猩猩这样的社会系统存在不是短短几十年，而是几十万年来一直如此。

        人类社会之中不会有这种事。没错，人类群体也可能有自成一格的社会系统，但并非由基因决定，也很少能持续超过几个世纪。如20世纪的德国，短短不到100年，就曾出现6个完全不同的体制：霍亨索伦王朝、魏玛共和国、纳粹第三帝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最后则是民主且统一的德国。当然，德国人一直说着德语，也一直热爱啤酒和德国香肠，但到底有没有什么“德国本质”，是他们与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都不同，而且从威廉二世到默克尔总理一直维持不变的？如果你真的想到了什么答案，那再推到1000年前呢？5000年前呢？

        尚未生效的《欧盟宪法》（European stitution）在前言指出，其灵感来自“欧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传承，这些传承逐渐发展成为各种共通价值：人类不可侵犯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民主、平等、自由及法治”。这很容易让人以为欧洲文明的定义来自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有无数演讲和文献直接把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今日的欧盟联系在一起，赞颂欧洲自由民主的历史长达2500年，但这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盲人只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就以为大象像一支画笔一样。确实，数百年来，民主思想都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从来不是欧洲文化的全貌。虽然雅典民主制度赫赫有名、影响深远，但其实就只是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小角落，做了一个称不上真心实意的实验，而且只撑了200多年。如果说欧洲文明在过去25个世纪就是民主、就是人权，那么又怎么解释斯巴达和恺撒、十字军和西班牙征服者、宗教裁判所和奴隶贸易，以及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难道这些都是异地文明的入侵？

        事实上，只要是欧洲人创造的就是欧洲文明，正如基督徒创造的就是基督教文明、穆斯林创造的就是伊斯兰文明、犹太人创造的就是犹太文明。这几百年来，这些人都让这些文明有过非常大的转变。各种人类群体，与其用延续性来定义，还不如用发生了什么改变来定义。但这些群体仍然靠着讲故事的技巧，为自己创造出一些能够追溯到远古的身份认同。不管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改变，他们通常都能融合新旧，让故事自成体系。

        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即便出现种种重大的改变，还是会连成一个连贯且动人的人生故事：“我这个人呢，本来是个工人，但后来成为资本家；出生在法国，现在住在美国；结过婚，又离婚了；得过癌症，然后又死里逃生……”同样，要定义如“德国人”这种群体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它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我们曾经是纳粹，但是已经吸取教训，现在是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而不用去问到底什么是从威廉二世、希特勒到默克尔所共有的“德国人的本质”。正是那些重大的改变，定义了现在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在2018年，德国人的这种身份就是要一边克服纳粹主义留下的各种艰难，一边坚持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到2050年，谁又知道那时候该如何定义“德国人”呢？

        人类常常拒绝承认这些变化，尤其是涉及核心政治或宗教价值的时候。我们总是坚称自己的价值观是古代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但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讲，完全是因为祖先仙逝已久而无法反驳。以犹太教对女性的态度为例，现在的极端正统派禁止公共领域出现女性的形象，所以如果客户群是极端正统派，那么广告牌和广告上通常只有男人和男孩，不会出现女人和女孩。

        2011年，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极端正统派刊物《日志》（Di tzeitung）爆出丑闻。《日志》刊出了一张美国总统偕高层观看美军突袭本·拉登的照片，却用修图软件把所有女性抹去，其中包括国务卿希拉里。该报解释，根据犹太教的“庄重法则”，不得不这么做。类似的另一则丑闻，则是在《查理周刊》（Cetext" data-note="p://nypost./2015/10/01/ortions--sons-po/">

        关于不能看到女性的禁令，执行最严格的地方就是犹太教堂。正统派的犹太教堂会小心地将男女隔离，女性只能待在一个特定区域，隐身于布帘之后，以免任何男性在祷告或读经时意外地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如果这一切背后真有几千年的犹太传统、亘古不变的神圣法则，为什么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发掘出了《密西拿》和《塔木德》时代的古代犹太教堂，却没发现性别隔离的迹象，反而在一些美丽的马赛克地板和壁画上都绘有女性，甚至有些女性的穿着还颇为暴露？写了《密西拿》和《塔木德》的拉比们常常在这些犹太教堂祷告和研究，但现代的正统派却认为这些图像亵渎了古代传统。

        扭曲古代传统的情况，其实所有宗教皆然。“伊斯兰国”夸口自己要回归纯正的伊斯兰教，但事实上是对伊斯兰教提出自己全新的诠释。没错，“伊斯兰国”会引用许多古老的文本，但在选择要引用哪些、忽略哪些，又要怎么诠释的时候，却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仅是他们要教徒“自己解经”的态度，就非常现代。传统上，只有学识丰富的阿訇才有权解经。阿訇都是学者，也必须先在如开罗的爱资哈尔（Al-Azetext" data-note="Ivan atson and Pamela Boykoff, ‘orld''s Largest Muslim Group Denounces Islamist Extremism’, , 10 May 2016, p://edition../2016/05/10/ asia/indonesia-extremism/ier to Islamic State Meticulously Blasting Its Ideology’, on Post, 25 September 2014, ps://./2014/09/24/muslim-scate_n_5878038.ter, see: ‘Opeer to Al-Bagtp://tertobaghdadi./,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有些人会说“伊斯兰国”已经“非伊斯兰”甚至“敌伊斯兰”，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点格外讽刺，我们看到居然是像奥巴马这样信仰基督教的领导人站了出来，想要教教像巴格达迪这样自称为“穆斯林”的人，到底什么是穆斯林。各方激烈争论伊斯兰文明的本质是什么，但这根本毫无意义。伊斯兰文明没有一定的DNA，只要是穆斯林创造的，就是伊斯兰文明。

        

德国人和大猩猩

        人类群体和动物物种之间的差异更大。物种常常会分裂，但从来不会融合。大约700万年前，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祖先本来是同一个物种，后来才分裂成两个族群，各自演化。物种一旦分裂，就没有回头路了。由于不同物种交配所生的后代不具繁殖能力，因此物种永远不会融合。大猩猩无法与黑猩猩融合，长颈鹿无法与大象融合，狗也无法与猫融合。

        人类部落则常常随着时间不断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群体。现代德国人是由撒克逊人、普鲁士人、施瓦本人（She in of Species）之后曾说，巴伐利亚人正是奥地利人与人类之间缺少的那个环节。法国人是融合了法兰克人、诺曼人、布列塔尼人、加斯科人（Gas）和普罗旺斯人而成的。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也逐渐融合（不论是否出于自愿），形成了英国人。再过不久，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还可能融合成欧洲人。

        即使融合之后，也不见得能长长久久。最近伦敦、爱丁堡和布鲁塞尔都很清楚，英国脱欧之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欧盟可能都会开始解体。但从长远来看，历史的方向十分明确。一万年之前，人类分裂成无数个孤立的部落，每过千年，部落就融合成越来越大的群体，但创造出的独特文明越来越少。到了最近几个世纪，剩下的几个文明已经开始融合成单一的全球文明。虽然在政治、民族和文化上仍然可能有区别，但整体上的统一进程并不会被动摇。事实上，有些区别必须先有总体共同架构才能存在。例如，在经济上，必须人人都在一个共同的市场里，否则就不可能有专业分工。一个国家如果无法从其他种植小麦和大米的国家购买粮食，就不可能倾全国之力专门生产汽车或石油。

        人类统一的过程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连接，以及让不同的群体采用相同的实践方式。就算群体之间已经建立连接，各自的行为表现仍然可能大不相同。即使是誓不两立的群体，也可能建立连接。举例来说，战争创造的人类连接就无比强大。历史学家常说全球化在1913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接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时期长期下滑，到1989年之后才重新回升。就经济的全球化来说可能确实如此，其实，军事也存在全球化，虽然情况大不相同，却同等重要。在传播思想、科技和人员流动方面，战争的效率比商业高多了。在1918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要比战前的1913年更为紧密。然后，两者的关系再次渐行渐远，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又迎来一场命运的融合。

        战争也让人类对彼此更感兴趣。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那么紧密：莫斯科的人行道上只要发出一声咳嗽，就会让华盛顿的楼梯间里的人忽然紧张起来。比起贸易伙伴，人们更关注的其实是敌人。美国每拍一部电影来介绍中国台湾，大概就会拍50部电影来介绍越南。

        

中世纪的奥运会

        21世纪初的世界早就不只是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联结。全球民众不仅能够互相接触，各种信念和实践也越来越一致。1000年以前，地球如同政治沃土，培育着几十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在欧洲，可以看到封建领主对抗着独立城邦以及规模不大的神权政体。在伊斯兰世界有哈里发国统一四方，也试过王国、苏丹国和大公国等形式。中国历朝各代都相信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治实体，但在北面和西面，各夷各邦争斗得不亦乐乎。印度和东南亚的政权五花八门，而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则从小小的狩猎采集部落到幅员辽阔的帝国都有。这也就难怪，就算只是相邻的人类群体也很难就外交程序达成共识，要制定国际法更是异想天开。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政治模式，也都难以理解并尊重外来的政治理念。

        相较之下，今天全球接受了共同的政治模式。地球上有近200个主权国家，也都大致认可相同的一些外交协议、一般的国际法规。不管在哪个国家的地图集里，瑞典、尼日利亚、泰国和巴西的国土形状都是固定的。它们都是联合国的成员，而且虽然实际有许多差异，但它们都是公认的主权国家，享有类似的权利与特权。这些国家还在更多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上如出一辙，例如，都相信代表机构、政党、普选以及人权。不论在德黑兰、莫斯科、开普敦、新德里，还是在伦敦和巴黎，都有国会。而且不管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还是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当要争取全球舆论支持的时候，都会同样诉诸人权、国家主权，以及国际法。

        在全世界，“失败国家”多种多样，但“成功国家”的典范却似乎只有一种。因此，全球政治也就遵守着“安娜·卡列尼娜定律”：成功的国家都很相似，但失败的国家各有不同，就是少了主流政治那套方案的某个成分。“伊斯兰国”近来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完全拒绝这一套主流政治方案，打算打造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政治实体——统一四方的哈里发国，但它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确实有许多游击队和恐怖组织成功建立了新的国家或征服了现存的国家，但它们之所以能成功，仍然是因为它们遵守着全球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就连塔利班也希望得到国际认可，承认它们是阿富汗主权国家的合法政权。到目前为止，任何团体只要不接受全球政治原则，就不可能长久地控制某片重要领土。

        想要真正了解全球政治模式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或许该用的例子不应是战争或外交这种硬邦邦的政治议题，而应是2016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让我们想想奥运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在由11000人组成的全体奥运代表团里，运动员依据国籍来分团，而不是依据其宗教、阶级或语言。奥运会并没有佛教代表团、无产阶级代表团或英语代表团。

        在2016年8月5日的开幕式上，各国运动员分组进场，各自挥舞着国旗。当美国游泳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获得一枚金牌时，会场升起了美国国旗，奏响了美国国歌。当法国柔道选手埃米莉·安德尔（Emilie Andéol）获得柔道金牌时，会场升起了法国国旗，奏响了法国国歌。

        实在很凑巧，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国歌都遵守同样的模式。几乎所有国歌都是管弦乐曲，曲长也都只有几分钟，绝不会是曲长20分钟，还限定只能由专门的世袭祭司阶级来吟唱。就连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刚果（金）这样的国家，也已经采用西方音乐惯例来谱写国歌。这些国歌听起来就像贝多芬在没什么特别灵感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你可以找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用Youtube播放各国国歌，猜猜哪首属于哪个国家）。甚至就连各国的国歌歌词也大同小异，显示人们对政治和团体忠诚的理解相差不大。举例来说，你认为下面这首歌是哪个国家的国歌？（我只是把该国的名字留空）：

        啊，_____，独立、自由、伟大，

        啊，_____，独立、自由、伟大，

        答案是印度尼西亚。但如果我说是波兰、尼日利亚或巴西，你也不会觉得意外吧？

        各国国旗也呈现出同样沉闷的从众性。除了唯一的例外，所有国旗都是长方形的，使用的颜色、条纹和几何形状也十分有限（那个特立独行的国家是尼泊尔，它的国旗是两个重叠的三角形，但尼泊尔从没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印度尼西亚国旗的上半部分是红色横条，下半部分是白色横条。波兰国旗的上半部分是白色横条，下半部分是红色横条。摩纳哥的国旗和印度尼西亚的一样，上半部分是红色横条，下半部分是白色横条。如果是个色盲的人，大概很难分辨出比利时、乍得、科特迪瓦、法国、几内亚、爱尔兰、意大利、马里和罗马尼亚的国旗，这些国旗都是由三个不同颜色的直条组成的。

        世界上确实曾爆发多次战争，但在动荡的20世纪里，只有三届奥运会（1916年、1940年、1944年）因为战争而被取消。1980年，美国及其盟友抵制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阵营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另外，也有几届奥运会卷入政治风暴中心（比如1936年由纳粹德国主办的柏林奥运会，比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代表团成员被恐怖分子杀害）。但无论如何，总体来说，政治纷争并未对奥运会造成太大影响。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000多年前，假设要在1016年的里约热内卢举办中世纪奥运会。就让我们暂时先别管当时里约热内卢还是图皮族（tupi）的一个小村庄，亚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甚至还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也别管既然没有飞机，世界各地的顶级运动员要如何前往里约；甚至别管当时很少有共通的体育项目，而且就算大家都会跑步，但对于跑步比赛的规则可能很难达成共识。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要怎么组织各国的代表团？”就连今天的国际奥委会，也得花上大把的时间讨论中国台湾地区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如果要讨论的是中世纪奥运会涉及的政治问题，大概得把花的时间再乘上一万倍。

        首先，在1016年，中国的宋朝可不认为全世界有什么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只是让当时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或越南的大瞿越（Dai Co Viet）王朝同样享有代表团地位，对宋朝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无法想象的羞辱，其他茹毛饮血的海外蛮夷更是不在话下。

        同样，巴格达市的哈里发也宣称自己是统一四方的霸权，多数逊尼派穆斯林奉他为最高领袖。实际上，哈里发统治的几乎只有巴格达市。所以，这些逊尼派运动员到底是要共组一个哈里发代表团，还是要回到逊尼派的诸多大公国和苏丹国，分成几十个代表团？而且，为什么只分到大公国和苏丹国？阿拉伯沙漠还有许多自由自在的贝都因部落，只承认安拉是唯一的真主。这里的每个部落，是不是都有权派出独立的代表团参加射箭或骑骆驼比赛？欧洲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来自诺曼底伊夫里镇的运动员，究竟是该代表当地的伊夫里伯爵、伯爵上面的诺曼底公爵，还是该代表勉强号称统治整个法兰西的法兰西国王？

        这些政治实体常常是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出现又消失，在准备举办1016年奥运会的时候，绝对无法事先知道会有哪些代表团，因为根本没人能确定第二年还会有哪些政治实体能够存在。如果英格兰王国派出代表团参加1016年奥运会，等到运动员带着奖牌回家，会发现丹麦人已经占领伦敦，英格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的一部分都成为克努特大帝（King ut t）北海帝国的一部分。过了20年，北海帝国解体。又过了30年，英格兰被诺曼底公爵征服。

        不用说，这些生命短暂的政治实体绝大多数既无国歌，也无国旗。政治符号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欧洲、印度尼西亚、中国或图皮族的符号语言存在巨大差异。仅是就用哪种仪式来庆祝“胜利”达成一致，几乎都绝无可能。

        因此，等到观看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请记住，虽然这看似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但实际上是世界各国达成了极为了不起的协议。每当有代表团获得金牌、看着国旗升起而深感民族自豪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更有理由为全人类有能力组织这样一场盛会而深感荣耀。

        

至尊美元驭众人

        在前现代时期，人类除了试行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济模式。俄罗斯的波耶（Boyar）贵族、印度的大君或印第安的部落首领，对于金钱、贸易、税收和就业的想法都截然不同。相比之下，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之外，今天几乎人人相信的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也觉得大家都是同一条全球生产线上的小齿轮。不管你是住在刚果（金）、蒙古、新西兰，还是玻利维亚，每天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财富都遵循同样的经济理论、同样的企业和银行制度、同样的资金流动。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财长共进午餐，他们能够用同一套经济语言来沟通，也很容易了解及同情对方的痛苦。

        “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国土后，杀害了数万人，炸毁了历史遗迹，推倒了雕像，有系统地毁掉了过往政权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符号象征。但当“伊斯兰国”的士兵走进当地银行，看到美元上有美国总统的肖像、用英文写着赞颂美国政治宗教理想的语句时，却不会烧毁美国的这一象征。因为美元超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虽然美元本身没有价值（不能拿来吃，也不能拿来喝），但全世界对于美元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信心如此坚定，就算是宗教激进派、墨西哥毒枭和专制统治者也能志同道合。

        然而，如果要说现代人在哪方面最为同质，大概就是对世界和人体的看法了。如果你在1000年前病了，那么你住在哪里事关重大。在欧洲，教区神父大概会说你让上帝不悦，想要恢复健康，你就要捐钱给教会，到圣地朝圣，再真诚祈求上帝饶恕你。或者，村里的女巫可能会说你被恶魔附身，她要用唱歌、舞蹈和黑色公鸡的血帮你驱魔。

        在中东，受古典传统训练的医生可能会说你的4种体液不平衡，要靠适当的饮食和恶臭的药水来加以协调。在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专家也有自己的理论，讲究三种能量（doshas）之间的平衡，并建议用药草、按摩及瑜伽来治疗。不管是中国的郎中、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医、非洲巫医，还是美洲印第安巫医，每个帝国、王国和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专家，各自对人体和疾病的本质持有不同的观点，也都各自有着全套的仪式、药剂和疗法。其中有些疗效惊人，但也有些几乎一出手就等于必死无疑。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种医疗实践当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至少有1/3的儿童无法活到成年，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远低于50岁。

        时至今日，如果你生病了，住在哪里的影响比过去小多了。不论是在多伦多、东京、德黑兰，还是在特拉维夫，所有医院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过去也都在差不多的医学院里学着同一套科学理论。他们会遵循同样的医疗方案，进行同样的检测，得出非常类似的诊断结果，接着还可能开出由同一个国际药厂生产的同一种药物。虽然仍然存在细微的文化差异，但不论是加拿大、日本、伊朗，还是以色列的医生，对人体和人类疾病大多抱持相同的看法。“伊斯兰国”占领拉卡和摩苏尔之后，并没有拆毁当地的医院，反而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医生和护士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自愿前往提供服务。这样看来，即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医生和护士，也同样相信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疾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抗生素会杀死细菌。

        这些细胞和细菌是由什么构成的？整个世界又是由什么构成的？1000年前，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故事来解释宇宙是什么、有什么基本成分。但到今天，全球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同样一系列关于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以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为例，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伊朗和朝鲜对物理学的观点完全与以色列和美国一模一样。如果伊朗和朝鲜相信E = MC4，以色列和美国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核计划。

        虽然人类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认同，但只要讲的是实际议题（例如，如何建立国家、打造经济体、兴建医院或制造炸弹），就能说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文明。分歧当然还是会存在，但不论哪个文明都必然存在内部分歧。事实上，文明可能正是由这些分歧所定义。要界定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征，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改为列出共同的冲突和困境，界定起来会容易得多。例如，1618年，欧洲并没有单一的宗教认同，而是由宗教冲突定义。要当一个1618年的欧洲人，就得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之间的微小教义差异了如指掌，而且愿意为了这些差异而杀人或被杀。如果活在1618年，却不在意这些冲突，这个人或许是土耳其人或印度人，但绝对称不上是欧洲人。

        同样，1940年，英国和德国虽然在政治观点上水火不容，但都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并不比丘吉尔“不欧洲”。相反，正是他们之间的争战，定义了历史上这个时刻作为欧洲人的意义。相较之下，位于非洲南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库恩人（!Kung）绝不是欧洲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内部那些关于种族和帝国的冲突真的毫无意义。

        我们最常发生争吵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身份认同是由冲突和困境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共同之处来定义的。在2018年，怎样才算是一个欧洲人？并不是要有白皮肤、信仰耶稣或相信自由，而是要激烈地争论关于移民、欧盟、资本主义的限制等议题；还要不断自问：“我的身份应如何定义？”并且担心人口老龄化、消费主义猖獗，以及全球变暖。21世纪欧洲人面临的冲突和困境，与1618年和1940年的欧洲人大不相同，反而与其贸易伙伴中国和印度越来越相似。

        无论未来会有什么变化等待着我们，都可能像同一文明里的兄弟阋墙，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纠纷。21世纪的巨大挑战将是全球层面的。当气候变化引发生态灾难时会怎样？当计算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打败人类，并在越来越多的职位上取代人类，又会如何？当生物技术让我们能够为人类升级、延长寿命，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这些争论和冲突并不会让人类相互孤立，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虽然人类距离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还很遥远，但已经属于同一个熙攘的全球文明。

        这样一来，又怎么解释目前有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许多地区？或许我们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时，过快地否定了过去美好的国家和民族？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是解决紧迫的全球危机的好方法？如果全球化会带来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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