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现在人类已经构建共同的文明，面对共同的挑战和机会，为什么英国、美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群体却走向孤立？回归民族主义，是否能真正解决全球化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还是只是逃避现实，到头来会让人类和整个生物圈陷入灾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消除一个普遍的误解。与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同，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心理自然而永恒的一部分，也并非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确，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有对群体忠诚的基因。但几十万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态是小型、亲密的社群，人数不超过几十人。所以，人类很容易对小型、亲密的群体（如小部落、步兵连、家族企业）产生忠诚感，但要让人类对几百万个陌生人产生忠诚感是不自然的。这样大规模的忠诚在近几千年才出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几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

        人类之所以不辞辛劳地打造出国家这种共同体，是因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让我们以几千年前尼罗河沿岸的古老部落为例，尼罗河是它们的生命线，灌溉着田地、承载着商业活动。但这个盟友随时可能翻脸：雨下得太少，人就会饿死；雨下得太多，河水就会溃堤，摧毁整个村落。每个部落都只控制着一小段河流，也顶多有几百个人力，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建起大坝，挖出长达数百公里的运河，驾驭伟大的尼罗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让各个部落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国家，得以建造大坝、修筑运河、调节河水流量、存粮以备荒年，并且建立全国运输和通信系统。

        虽然有着种种优点，但无论古今，要把部落或氏族转变为国家都并非易事。要想知道个人认同国家有多困难，只要自问：“我认识这些人吗？”如果是我的两个姐姐、11位表兄弟姐妹，那么我对每个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能花上一整天跟你说说他们的个性、喜好和关系。但对于和我一样的其他800万以色列公民，有绝大多数我从未谋面，未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大。然而，我却能对这种形象模糊的群体怀有一种忠诚，这种能力并非遗传自我的狩猎采集者祖先，而是一项近代历史创造的奇迹。如果有一个来自火星的生物学家，只了解智人的进化和解剖学，那么他绝不可能想到这些猿类竟然能够与数百万陌生的个体发展出社群联结。为了让我愿意忠于以色列及其800万公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组织就得打造出一整套庞大的体系，包括教育、各种宣传品和飞扬的旗帜，以及国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我并不是说国家的凝聚力有什么不对。大型的系统需要大规模的忠诚才能运转，而且扩大人类同理心的范围也肯定有其优点。比较温和的爱国主义一直是人类创造的最有利的概念之一。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值得自己付出忠诚、自己对全体国民有特殊的义务，就能激励人们关心他人、愿意为他人牺牲。如果认为只要没有民族主义，我们的世界就会是一个人人自由自在的天堂，那么这会是一个危险的误解。没了民族主义，我们更可能面临部落割据、一片混乱。例如，瑞典、德国与瑞士等和平、繁荣及自由的国家的人，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缺少民族主义的国家则包括阿富汗、索马里、刚果，以及大多数失败国家。

        问题在于，有时候良性的爱国主义会摇身一变，成为盲目的极端国家主义。这时，人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其实所有的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更会相信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诚，其他人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暴力冲突。几个世纪以来，对民族主义最基本的批评就是民族主义会导致战争。然而，只是指控民族主义与暴力有关，并不能遏制民族主义者做出极端行为，特别是每个国家都说自己是为了自保、对抗狡诈的邻国，才进行军事扩张的。只要国家让多数公民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荣，公民就愿意以鲜血为代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种民族主义交易看起来极具吸引力。虽然民族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骇人冲突，但现代国家也建立了大型的医疗、教育和福利制度。有了公立的医疗服务，似乎帕斯尚尔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也值得了。

        但是到了1945年，一切都变了。核武器的发明，极大地削弱了民族主义交易的平衡。在广岛遭美国原子弹轰炸之后，人们害怕的不再是民族主义会导致普通战争，而是害怕导致核战争。面临彻底被毁灭的局面时，人的心智思考会变得更敏锐。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原子弹，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民族主义这个神灯精灵至少有一半被塞回了神灯。就像尼罗河流域的那些古代部落，靠着把部分的忠诚从地方部落转向更大的王国，得以合力控制住危险的河流。在核时代，全球社群逐渐超越了单纯各个国家的层面，因为只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核武器这个魔鬼。

        在196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etext" data-note="Asics, turns 50’, , 8 September 2014, p://edition../2014/09/07/politics/daisy-ad-turns-50/index.ober 2017.">我们谈到“要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这句口号，常常把它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早在1964年它就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就连约翰逊这种强硬的政治家都已经接受。

        因此，冷战期间，国际政治走向更为全球化的方向，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将完全抛弃民族主义政治，视之为原始的时代废墟，民族主义顶多只能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落后的民众。但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就算对欧洲和美国的民众也仍然深具魅力，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更是如此。各地民众开始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令人感到孤立无援，再加上担心未来国家健康、教育和福利制度无以为继，于是又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来寻求安慰和意义。

        其实，在今天，约翰逊在《雏菊》广告里提出的问题的意义比在1964年更为重大。我们要创造的世界，是要让所有人能够一起生存，还是要让所有人都落入黑暗？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特雷莎·梅、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等人诉诸国家情感，是能够拯救世界，还是只是逃避现实，不想面对棘手的全球问题？

        

核挑战

        让我们先谈谈人类熟悉的克星：核战争。《雏菊》广告于1964年播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才过去两年，核毁灭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威胁。无论专家，还是一般大众，都担心人类的智慧不足以避免这场浩劫，也觉得冷战升温只是时间问题。但事实上，人类成功地处理了这场核挑战。美国、苏联、欧洲和中国改变了行之千年的地缘政治，让冷战在几乎没有流血的情况下结束，建立了新的国际主义世界秩序，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代。不仅核战争免于爆发，各种战争的数量也在减少。自1945年以来，单纯因为侵略而造成的边界变化少之又少，大多数国家也不再将战争作为标准的政治工具。2016年，虽然在叙利亚、乌克兰等几个动乱地区仍有战争，但人类因暴力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远少于因肥胖、车祸或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这可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和道德成就。

        很遗憾，我们现在太过于习惯这项成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开始玩火自焚。美、俄近来又展开了新的核军备竞赛，开发新型的世界末日武器，可能会让过去几十年得之不易的成果一笔勾销，把我们重新带到核毁灭的边缘。

        最具威胁的是气候变化。人类已经存在几十万年，经历了多个冰河期和温暖期。然而，农业、城市和复杂社会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一万年，在这个被称为全新世（holoe）的地质年代，地球的气候一直维持相对稳定。如果气候开始偏离全新世的标准，就会让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这就像对几十亿只人类小白鼠进行开放式实验，就算人类文明最终适应了新的环境，谁也不知道在适应的过程中会有多少牺牲者。

        这个可怕的实验已经开始。相较之下，核战争只是可能的未来，但气候变化却是眼下的现实。科学界早有共识，人类活动（特别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正使地球气候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没人知道我们还能把多少二氧化碳排进大气中，而不会引发不可逆转的灾难。依据目前最精准的科学预测，除非我们在接下来20年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上升超过2℃，致使沙漠扩大、冰盖消失、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例如飓风和台风）将更加频繁。这些变化会破坏农业生产、淹没城市，使全球大部分地区不宜人居，数亿难民必须寻找新的家园。

        此外，我们正迅速接近许多临界点，一旦超越之后，就算能够急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足以扭转趋势，避免全球悲剧。举例来说，随着全球变暖，极地冰盖融化，从地球反射回太空的阳光就会减少，于是地球会吸收更多的热量，使温度升得更高，冰盖也融得更快。一旦整个循环超过临界值，就再也无法阻挡，就算人类从此不再燃烧任何煤、石油和天然气，极地的所有冰层也将融化。因此，我们只是认识到目前面临的危险还不够，更需要现在立即动手做些什么。

        不幸的是，到2018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减反增。人类摆脱化石燃料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今天，我们必须开始戒掉这种瘾，不是明年，不是下个月，而是今天。要诚实面对“大家好，我是智人，是一个化石燃料成瘾者”。

        民族主义在这整件事中的定位是什么？面对生态危机，民族主义能给出答案吗？不论国力多么强大，难道有哪个单一国家能够阻止全球变暖吗？个别国家当然可以制定各种环保政策，这些政策也都有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意义。例如，政府可以征收碳排放税，让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承担更多的外部成本，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减少对污染产业的补贴，以及鼓励改用再生能源。政府也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研发革命性的生态友好型技术，就像生态方面的曼哈顿计划。在过去150年间，人类靠内燃机才取得了许多进步和发展，但如果我们想维特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就得立刻淘汰内燃机，研发不燃烧化石燃料的新技术。

        除了能源领域，技术突破在许多领域都能帮上忙。举例来说，“人造肉”（ meat）应该大有可为。目前，肉类产业不仅给数十亿动物造成无尽的苦难，同时也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肉类产业大量使用抗生素和有毒物质，是污染空气、土地和水资源的一个元凶。根据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Institution of Meical Engineers）2013年的报告，每生产1千克牛肉需要15000升淡水，而生产1千克马铃薯只需要287升淡水。

        随着中国和巴西等国家日益繁荣，会多出几亿人从吃马铃薯转为常吃牛肉，环境压力也将日益沉重。想要说服中国人和巴西人别吃牛排、汉堡和香肠，实在是难之又难（美国人和德国人就更不用提了）。如果工程师能找到办法，直接把细胞培育成肉块呢？想吃汉堡的话，只要培育出一片汉堡肉就行了，而不需要养一整头牛（还得把牛肉运送几千公里）。

        这听起来可能像科幻小说，但早在2013年，人们就已经用细胞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片人造汉堡肉，而且被人吃了。当时这片肉的造价是33万美元。经过4年的研发，价格已经降至单价11美元。再过10年，工业生产的人造肉预计会比屠宰肉更便宜。这项技术有可能拯救数十亿动物的生命，养活数十亿营养不良的人口，同时还有助于避免生态崩溃。

        因此，要避免气候变化，政府、企业和个人能做的事有很多。如果想取得成效，就必须提升到全球层面。面对气候问题，各国不能以为自己主权独立，就可以各行其是，毕竟人类生存的一切都会受到地球上每个人行为的影响。举例来说，就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把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到零，如果其他国家不跟进，基里巴斯最后还是会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就算乍得在全国每家的屋顶上都安装了太阳能板，还是有可能因为远方某些国家的环境政策不负责任，而变成一片贫瘠的沙漠。就算中国和日本这样强大，在生态上也没有主权独立可言。想保护上海、香港和东京不受洪水和台风侵袭，中国和日本就不得不说服俄罗斯和美国政府放弃“业务一切照旧”的作风。

        国家用孤立主义来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可能比面对核战争更加严重。全面核战争可能摧毁所有国家，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努力加以避免。然而，全球变暖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甚至可能从中得利。因为俄罗斯在海岸线附近的资产相对较少，因此相较于中国或基里巴斯，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担忧也小得多。而且，虽然气温升高可能让乍得变成沙漠，但同时也可能让西伯利亚变成世界粮仓。此外，随着北极冰盖融化，俄罗斯掌握的北冰洋航道可能成为全球商业动脉，堪察加半岛可能取代新加坡，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同样，用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对各国的吸引力大小不一。中国、日本和韩国都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当然乐见其成。但俄罗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依赖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如果石油和天然气突然被太阳能与风能取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

        因此，尽管中国、日本和基里巴斯等国都希望尽快减少全球碳排放，但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积极程度可能低得多。就算像美国这种已经开始因为全球变暖而蒙受巨大损失的国家，也可能因为民族主义者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而不能看清风险。2018年1月，就有一个足以由小见大的例子，美国对外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和太阳能设备征收高达30%的关税，宁可拖延转换再生能源的时间，也要保护美国的太阳能设备生产者。

        原子弹是一个明显且直接的威胁，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相较之下，全球变暖的威胁比较模糊，来得也比较慢。因此，每当长期的环境考虑必须牺牲短期利益的时候，民族主义者常常会把当下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之后再考虑环境问题，或者直接把问题留给其他国家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根本就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往往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这并非巧合。我们很难看到左翼人士发推文声称“气候变化是某国的骗局”。由于全球变暖问题无法从国家立场找出答案，因此一些坚持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物宁可认定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科技挑战

        出于同样的原因，民族主义者也很难处理21世纪的第三大威胁：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见，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带来毁灭世界的许多可能，从数字独裁到全球无用阶级不一而足。

        面对这些威胁，民族主义的答案是什么？

        民族主义没有答案。就像面对气候变化，当碰上科技颠覆的时候，民族国家这种架构无法化解相关威胁。由于研发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所以就算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能单独限制科技发展。即便美国政府禁止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改造，中国科学家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如果相关研发让中国取得了重要的经济或军事优势，美国就很有可能撤销禁令。在这样一个充满无情竞争的世界，落后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所以只要有一个国家选择走上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之路，其他国家就会被迫跟进。为了避免这样的向下竞争，人类需要某种全球性的认同和忠诚。

        此外，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威胁的只是人类的生存，但破坏性创新的科技却可能改变人类的本质，从而与人类最深层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产生纠缠。人人都同意我们应该避免核战争和生态崩溃，但如果讲到要用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来升级人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就会众说纷纭。如果人类无法制定并执行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科学怪人满街跑将为时不远。

        一说到要制定这样的伦理准则，民族主义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象力不够。几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都是以领土争端为思考的出发点，但说到21世纪的科技革命，则必须从宇宙宏观的角度才能理解。经过40亿年由自然选择造就的有机生命进化之后，科学正在迎来由智能设计塑造无机生命的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智人本身可能会消失。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是人科的一种猿类，与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的身体结构、身体能力和智力依然大致类似。我们不仅双手、眼睛和大脑明显属于人科动物，就连各种欲望、爱情、愤怒和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但在一两个世纪内，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结构、能力和心理特征完全摆脱人科动物的模式。一些人相信未来可以将意识从有机结构中抽离，再也不受生物和物理限制，能自在悠游于网络空间。另外，我们也可能看到智能与意识完全脱钩，在人工智能发展之后，创造出一个由具备超高智能但完全无意识的实体支配的世界。

        面对这些可能，以色列、俄罗斯或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会如何抉择？如果想对生命的未来做出明智抉择，就必须以远高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从全球甚至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事物。

        

地球这艘宇宙飞船

        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这三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威胁人类文明的未来。如果它们交织在一起，更有可能因为互相促进、彼此结合，让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举例来说，虽然生态危机可能扼杀我们目前所知的人类文明，但大概不会阻挡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的发展。如果你以为等到海平面上升、食物供应大减、人口大规模迁徙，就能转移我们对算法和基因的关注，那么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生态危机加剧，大概只会加快高风险、高回报技术的研发速度。

        事实上，气候变化很有可能发挥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同的作用。在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全面展开，所有参战国都把审慎心态与经济考虑抛诸脑后，纷纷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各种大胆且不可思议的研究计划，让科技发展一飞冲天。虽然许多计划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有一部分成功了，研制了坦克、雷达、毒气、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洲际导弹和核弹。同样，面临气候灾难的国家有可能孤注一掷，不顾一切来一场科技豪赌。出于理性，人类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会有诸多疑虑，然而一旦面临危机，人类就会愿意冒险。不论你现在觉得应该如何管制颠覆性科技，请自问，如果气候变化已经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城市被洪水吞没、数亿难民流离失所跨越国界，你能否坚持这些管制措施？

        相应地，科技颠覆一方面会让全球局势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又会破坏核武器势力的平衡，从而加剧末日战争的危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超级大国心知肚明，一旦开战必然相互毁灭，因此都尽力避免彼此冲突。但随着新型攻防武器的出现，新兴的科技强权可能认为自己能够在毁灭敌人的同时毫发无伤。反之，丧失优势的国家可能担心自己的传统核武器不再具有威慑力，于是认为与其失去优势，不如尽快使用它们。传统上，核对抗就像一场超理性的国际象棋棋局。如果现在玩家可以用网络攻击来控制对手的棋子，或者有个不知名的第三方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动棋子，甚至AlphaZero也来下这盘核武器国际象棋，将会发生什么？

        不仅不同的挑战可能因为相互影响而加剧，应对某个挑战所需的善意也可能因为其他挑战造成的问题而消失。例如，陷入军备竞赛的国家，不太可能同意限制人工智能的研发。试图在科技方面超越对手的国家，也很难同意共同拟订计划来阻止气候变化。只要世界仍然分裂为各个敌对的国家，就很难同时应对这三个挑战，而且只要任何一个失败，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总而言之，目前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浪潮并不会把时光带回1914年或1939年。科技已经让一切与过去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全球生存威胁。共同的敌人是让世界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最佳催化剂，人类现在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共同敌人：核战争、生态崩溃、科技颠覆。但如果即便面对这些共同威胁，人类仍然选择坚持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高于一切，最后的结果可能远比1914年和1939年惨烈。

        《欧盟宪法》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它说：“欧洲各国人民虽然仍为本国的身份认同及历史而自豪，但同时决心超越过往的分歧，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打造共同的命运。”这并不代表要废除所有的国家身份，放弃所有的地方传统，把人类变成一样的灰色傀儡，也不代表要对所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嗤之以鼻。事实上，通过提供涵盖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保护，欧盟可以让法兰德斯（Flanders）、伦巴第（Lombardy）、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苏格兰等地得以培养当地的爱国主义情怀。想要推动苏格兰或加泰罗尼亚独立吗？如果不用担心德国入侵，同时知道全欧洲会携手对抗全球变暖和跨国企业，独立的前景将更为看好。

        因此，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正在缓和。虽然回归各民族国家的话题甚嚣尘上，但很少有欧洲人真的愿意为此互相残杀，赔上性命。在过去，比如威廉·华莱士（illiam allace）和罗伯特一世（Robert Bruce）的时代，苏格兰人希望摆脱伦敦的控制，唯有起兵开战。相较之下，2014年苏格兰公投期间没有任何一人送命，而且就算下一次苏格兰独立公投通过，也极不可能看到班诺克本战役（Battle of Bannockburn）重新上演。至于加泰罗尼亚试图脱离西班牙，虽然引发的暴力冲突大大多于苏格兰，但远远不及巴塞罗那在1714年或1939年经历的大屠杀。

        希望全球其他国家能够学习欧洲的例子。即便整个地球已经统一，如果只是希望能够歌颂自己国家的独特性、强调自己对本国依然有一份特殊的义务，这样的爱国主义也必定能被人接受。然而，如果人类还希望继续生存、维持繁荣，就必然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样的地方忠诚之外，加上对全球社群的各种重大义务。一个人确实能够也应该同时忠于其家人、邻居、专业及国家，那么为什么不把全人类和地球也加到这个清单里？确实，如果许多对象都需要你的忠诚，冲突就难以避免，但谁说生活很简单呢？勇敢面对吧。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之所以需要塑造“国家”这种身份认同，是因为人们面临的问题和机会远远超出地方部落能够处理的范围，唯有通过国家规模的合作才有望解决和把握。在21世纪，各个国家发现自己的情况如同过去的部落：“国家”这种架构不再足以应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种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身份认同，才能处理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球生态、全球经济、全球科学，只剩下政治还卡在国家层面。在层面上无法搭配，也就让政治系统无法有效地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想要让政治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生态、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去全球化”，要么让政治“全球化”。既然生态和科学进步已经不可能“去全球化”，而且让经济“去全球化”的成本极高，政治全球化也就成了唯一有效的方法。

        要让政治全球化，民族主义情怀大概帮不上忙。是否可以依靠人类普遍共有的宗教信仰传统，协助我们统一世界？几百年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思考方式就已经属于全球而非地方层面，探寻的也一直是生命中的种种重大问题，而不是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政治斗争。只不过，传统宗教现在还有影响力吗？它们是否仍有能力塑造这个世界？它们是否只是过去残余的无用之物，在现代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力量冲击下四处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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