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嘛，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

        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难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2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图被抹杀，首都被更名。13世纪到15世纪从英格兰、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赶尽杀绝。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犹太佬们站在甲板上，趴在栏杆上，陌生的上海扑面而来。你不难想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两百多万他们的同胞被逐出俄国国境，带着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憔悴和疲惫，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四散。

        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声打开底舱，里面装得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这样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

        这和我的祖父在19世纪末的美国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辫子的中国男人被消防水龙头当街冲洗，冲得大醉般东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们从站着冲成蹲着，然后跪下，最后全趴成一片。

        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作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义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11月，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1938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刷、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的上海小女人”时，一艘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好像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

        1937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离南京时疯了似的穿着短裤穿行严寒，扒下老百姓的长衫马褂，往自己挂着勇士伤痕的躯体上套。这时他们的新身份是败兵、逃兵。

        彼得·寇恩浓黑鬈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1939年8月的上海，无尽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眸皓齿，看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但你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的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集中营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了。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出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1939年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处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蓝灰色的眼睛前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个中国用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用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用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因为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触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了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返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这条马路是我父亲常来的，他特别喜欢附近的一家图书馆。这一年他从学校请了长假，为了著一部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书。其实他是在和小夫人谈判，要去内地的西南联大。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餐馆，两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家诊所，躺满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国抗日勇士。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神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儿，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支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厮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叼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六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事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节，就把它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本人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考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水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即便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子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干吗不去别处高就，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做沙逊、嘉道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才的琴手别走，坐下来为小姐翻谱。

        其他人都请坐吧。老板打了个手势，让五个考生坐在一张桌旁。不久，法式面包捧来了，黄油和果酱跟着来了。老板真有做嘉道理的潜质呢。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子对老板说，起码应该听一听他的弹奏。他五岁就参加过钢琴比赛。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参加了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他做律师的二十年从来都是交响乐团的候补钢琴手。对了，也许老板也需要一位候补琴手？哪个剧团都有A、B角啊……这个小姐看起来纤细脆弱，说不定会头疼脑热，总需要个B角吧？

        老板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会请他们来，由B角变成A角。前律师说，到那时他的全家已经饿死了。他冲着我来了，问我是不是缺了弹琴这碗饭就会饿死。

        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乱，一团大乱。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这种满心大乱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头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眼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美国海岸时，消防水龙头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一边做手里的事，一边做白日梦。我弹琴弹得不好不坏，手指头灵巧如飞，不过如果你让我打一份不关我事的公文，它们同样灵巧如飞。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道，谢谢。他问我干吗不请一个人做教练，训练小指头，用不了一年，小指头就能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练，他说。

        我看他一眼。是个带些贵气模样的人。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年轻的瘦子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头。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白眼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子缺见识的女人。我在美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身边的年轻瘦子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一天让我突然感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处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点手腕让我雇用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

        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碗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有相当重的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泓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与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

        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浪漫的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选择这家餐馆，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性。在某个宅子里私授钢琴课，远远不如这场面催他自省，策他痛疚。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张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儿出去走走。

        去哪里走走？

        你说呢，May？

        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

        一点钟宵禁吗？

        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

        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

        ……

        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最没有后果、最不需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家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名牌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我们在十一点十分走出餐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微缩着脖子。才当几个月的难民，就有了难民仓皇寒酸的姿态。可以想见我祖父他们走到旧金山金融街——那条街和唐人街几乎相连——的样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对我讲起他的家庭。

        我们走在法国梧桐的影子里。十二月初的树叶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缩了，卷起边，风从树杈间穿过去，发出纸张的声响。我一边听一边想象那个维也纳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几个合伙人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做得勤勉至极，放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就是个优秀企业家。经理太太和其他犹太妻子一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理财方面无师自通。家里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这次逃离奥地利。母亲和父亲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干了起来，把房产出手，银行兑现，向十多个国家申请移民签证——不久后是三十多个国家，一年后是五十多个国家——而所有国家都拒绝了他们的移民申请。美国的领事对他们说，不服的话，欢迎他们半年后再次申请。

        美国也是个排挤歧视犹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吗？彼得停下讲述，朝我睁圆巨大的黑眼睛，讨公道地摊着两只苍白的巴掌。美国给犹太人的签证定额并不因为纳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儿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儿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

        彼得接着往下讲。

        彼得的母亲可没闲着，在丈夫被五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拒签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地址。中国总领事馆的地址。不少犹太人开始传递这个地址，说是那里可以签发去中国上海的签证。母亲告诉全家，中国领事馆里有个何总领事，所有在总领事馆门口大排长龙的犹太人都是等何先生开恩的。何先生一开恩就可以让全家到中国上海。

        上海？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太远了，彼得的父亲反对。

        太远？彼得的母亲反问，离哪里太远？

        母亲这句话使全家苦笑了。对于从来没国土的寄居者来说，哪里算是太远？“Far from where?”（离哪里太远？）问这话的似乎不止母亲。寄居者们几千年来都会这样苦笑着玩味这句诘问。

        就像母亲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样，办理去中国的签证也是她的留一手。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爆发了。父亲的一个合作伙伴被打死了。父亲并不晓得厉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想跟一个在政界的熟人“谈一谈”。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带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内衣内裤、降压药片、安眠药片、床边书籍追了两条街，不知怎么一回事，负责逮人的男子一顺手把彼得连同包裹一块儿拎上了囚车。

        母亲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贝多芬广场边的中国领事馆对于彼得母亲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经来过两次，每次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而放弃。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领事馆的大门上贴了纳粹的封条，说是“此建筑为犹太人产业，已被政府没收”。而在不远处的约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犹太人。彼得的母亲在这里听说，纳粹封了中国领事馆之后，何先生自己花钱租了一间私人公寓，挂出了领事馆牌子，继续办公，给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等候签证的人攻城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领事馆的院墙。一片窃窃私语，说不知谁告发了何总领事，何总领事的上司派了调查员来，看看何总领事到底一张签证卖多少钱。人们开始对小公寓内大声说话：我们可以作证啊，何先生一分钱的贿赂也没收过；假如何先生可以贿赂，我们宁愿让他发财，也不愿把带不走的动产不动产留给纳粹啊！

        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闸发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势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给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迹。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露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这个时候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总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只有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才想到，该说一句冤案澄清是迟早的事，总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地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坐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人人都有投机天赋。

        这时彼得和我已经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唱片转出来的萨克斯吹奏特别的美国。吹奏轻一阵响一阵，江上的风向决定它的音量。风向一变，音乐里混入一股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我看看彼得的侧影，希望他不在意这气味不好的罗曼史序篇。

        再往远一点，三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灯光星星点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艇吃水太深，在更远的江面上打盹儿。大家剑拔弩张，却相安无事。

        夜里的外滩是情侣的，没钱的情侣。还不是情侣的人在这里荡一荡，分手时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讲了我自己。唧唧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静下来，彼得就会总结性地说：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美好夜晚。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四束目光投向远处，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我转过脸，嘴巴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他的头发好密，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只有风把头发吹起，你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高大。典型的犹太额头。他等我转过去，再去面朝江水时，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欠缺一点起伏，过分含而不露——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过去不这么瘦。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着他，但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他明白了，把一条胳膊围了过来。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渐渐地，我的肩、手、脖子、脸颊，都是他的了。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我们就那样重叠着看着一些船上的灯熄灭了，一些船远去。

        我说了一些傻话，现在就不跟你重复了，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

        他说的傻话比较少，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说了跟我一样多的傻话，我说不定会失望。

        我说：我等你都等老了。

        他明白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这场天定的缘分。他把我搂得紧紧的。

        海关大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我叫了一辆黄包车，跟他挤在车座上。车先送他去外白渡桥，还有二十分钟就要戒严了。然后车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间。这样就免了彼得掏车钱。可我到达自己亭子间楼下，车夫告诉我彼得偷偷地把俩人的车钱全付了。他已经开始预支我随口许诺的那些工作的工钱了。

        这时我猛地想到，我无法兑现我的诺言。荡外滩荡得俩人忘了人间烟火，最后该交换住址电话时交换的是长长的一个注视。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钱的犹太小伙子应该现实一些啊！而正是他对现实的短暂疏忽令我感动。什么都挡不住恋爱，饥饿、前途渺茫都挡不住。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相信彼得能够在莫里埃餐厅找到我，就是我们相遇的那家法国餐厅。

        每天下午五点，我去莫里埃餐厅上班，穿着老板指定的黑旗袍。从侧面看，旗袍开衩是一个完整的“7”，几乎裂到我三角内裤的底边。黑丝绒上攀爬着龙和凤，以及祥瑞云朵。半法国人难道看不出，他的餐厅没有龙凤祥云就已经似是而非得够呛了？

        我每天晚上一面弹琴一面等待彼得。等到第六个晚上，等来了我父亲。他是一个人来的，一看就知道在图书馆躲清静，读书读得忘了午饭，五点半就饿得头晕眼花，跨进图书馆外面第一家看上去干净的餐馆。

        他被引往一个火车座餐桌。他一进来我就认出他了。我告诉过你们，我的理想工作是一面干活一面做白日梦。就是这种半梦状态下，我观察到餐厅布置的每一个细节：意大利北方尤比诺似的拱顶拱门、埃及图案的墙腰、洛可可式的吊灯、北欧乡村的桌布、后工业化的蜡台……所有的风格都在抬杠。我也同样观察每个客人，四个德国军人非常吵闹，一看就是年轻的庄稼汉；几对上年纪的中国男女自以为他们吃的是正宗的法国菜，面色肃穆，可见开如此洋荤之前痛下了一番决心。

        我四下张望不仅是由于无聊，也因为我在等待彼得。在刚刚开始的恋爱中，恋人们的自尊非常娇弱，生怕自己过分主动，前一次约会流露过多而吓着对方。六十年前，坐在一个叫做“莫里埃”的餐厅里把琴弹得油腔滑调的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在外滩一定流露过分了，傻话说多了。可是我多么不甘心做个轻浮的年轻女郎让彼得·寇恩记住或忘掉。其实我掉进了那种男女游戏的圈套：因为想证实自己没有被轻视而对彼得更加死心眼儿，或者为了扳回自己尊严的得分而更执着地要等到他。彼得那么需要我要给他介绍的工作，他怎么会不出现？他要养活一家五口，看在这份工钱的份上他也会利用一下我的痴情来把工作拿到手。我宁可给他利用，我顾不上那么多。彼得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这悬疑在我心理上迅速形成压力，压力迅速上升。我搞不清自己更爱彼得还是更爱自己那被轻贱的尊严。

        好，这就是我父亲在角落餐桌坐下时的我。他来得可真是时候，我正有气没处撒。假如不是他那个俗媚的、跟狗都发嗲的小夫人把好好一个家弄得俗不可耐，我会落到这地步？到假模假式的法国餐厅来当女琴手！若不到这里来我怎么会遇到彼得，让他付了我的黄包车钱一去不回头？我一晚上的柔情诗意就值那点车钱？

        我父亲桌上的蜡烛亮了。他居然不转过脸来看看，谁把弹得心急火燎，毫无真诚。他什么都不关注，什么都没给他看到眼里。他的漠视真彻底啊，朝我转了一下脸都没认出我。小夫人凯瑟琳鸡零狗碎、唠唠叨叨的幸福让他偶尔气闷，来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到这种地方来发发呆，对天下每天爆发的大灾难回回神。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他那一阵在打一个大主意，想独自去内地。因为他的小夫人绝不离开上海，他准备给她留一笔钱就悄悄离开。他将会把联系方式也留给她，假如她有兴趣，可以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路线到内地和他相聚。

        假如彼得这时来了，我会把他介绍给父亲：喏，这是彼得·寇恩，我离家后的第一个“Date”（幽会人或艳遇对象）。

        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是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卖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克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张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糊糊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我和他都有小夫人无法参与的那一部分生命，就是我们在别人国土上成活的那部分人格。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儿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我和父亲这个晚上是死党，干吗敲他竹杠？所以我说特别想吃大排骨年糕，父亲哈哈一笑，用英语说：今天我有个Ce（省钱的约会伴侣）。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作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为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分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自顾说道，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余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的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定会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我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的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觉得有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和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是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于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诫，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里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根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等我再转过头的时候，老板陪坐在父亲对面，隔着一瓶白葡萄酒。老板知道父亲这种人大有培养前途，可培养成为他的老主顾。

        父亲等到我十一点下班，才和我续上四小时前中断的对话。中间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电话，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刚才我们断在哪里？对了，断在他瞠目结舌的一刻。他听我说我在此地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

        餐馆还有几个客人不声不响地坐着，希望醒了酒好开路。我和父亲走出餐馆，在门口，他说：你等了他多久了？

        我说：没多久。

        父亲说：你算了吧。

        我现在有资格评论你的私人生活了吗？我装成很经打击很经伤害的样子，笑嘻嘻地说：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

        过去我反对他娶那个小女人，他说等你懂得这种感情的时候，再来评论我的私人生活。

        他问我等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很难说。我耸耸肩。看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学到一系列程式化形体语言和面部表白，包括我现在微笑着的伤感。好莱坞流行的表情有那么几种尤其典型：微笑着残忍，调侃着抒情，争执着浪漫，等等。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父亲哼哼着说，连他在哪里做事，做什么事都不知道，要不你就找到他公司去了。

        他不做事，正在找事做，我说。

        父亲不作声。他在某些方面跟我开洗衣坊的亲戚们差不多，假如我的某个表姐和唐人街蔬菜铺或杂货铺的男孩儿来往过密，我的伯母们会说：找了那么个穷鬼！

        只要父亲再逼问我一句，我就告诉他，我找了个穷鬼，并且是个无国籍寄居此地的穷鬼。

        父亲很明智，一直不安地沉默着，什么也没再问。他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回家，自己在餐馆门口等他的司机开车来接他。他在此留了心眼：假如司机看见我，小夫人就会知道我没出息到了做餐馆琴手的地步，也会知道他和他女儿在外面接头。我也不愿那小女人知道这些，把事情看得不三不四。父亲在黄包车走出去十多米还跟在车后，满脸自责：他不能在这样混乱凶险的大上海把女儿护送到家。何况还是个正在饱尝恋爱苦涩的女儿。

        就在那一瞬，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他突然停住了，一只手紧拉住车帮：他是不是犹太难民？

        我差不多能看到他下面那句话：我真是白养了你！假如知道你在二十岁的豆蔻年华去和一个没钱没国没家的难民厮混，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培养你跳芭蕾、弹钢琴、骑马？何必挥舞戒尺，左一声“为你好”右一声“为你好”地做你的死敌？

        为了他这一夜能睡个好觉，我说：爸爸，放心，我不是傻瓜。

        你要谅解我的拖沓。到现在，你想听的人物还没有出场。不过你应该快要看到了：貌似不搭界的一切实际上全都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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