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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季羡林的名言真话不全说第五十三次口述

第五十三次口述

        蔡德贵:先生,您在沙滩住过5年吧?1946年年底到1952年院系调整。可是您搬到西郊为什么不进燕南园呢?

        季羡林: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蔡德贵:资格比您浅的杨通芳能够住燕南园,您为什么没有住呢?

        季羡林:他早就在那里了。

        蔡德贵:他不是燕京大学的。

        季羡林:他不是,反正比较早。

        蔡德贵:你们不是住对门吗?他也住蓝旗营一公寓,他为什么住进燕南园了?

        季羡林:蓝旗营一公寓,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蔡德贵:是自己选的呢,还是派的呢?

        季羡林:派的。

        蔡德贵:马坚先生资格也比您低啊,他住燕东园了。都比朗润园条件好。

        季羡林:马坚是,原来他在伊斯兰教界没有什么地位的,后来毛泽东看好他的两篇文章,地位提高了。

        蔡德贵:院系调整的时候,马坚级别没有您高。他住燕东园了。

        季羡林:一直比我低,我也忘记是怎么回事了,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蔡德贵:您住的朗润园后边就是马路,再后面就是圆明园了。很荒凉啦。

        季羡林:十三公寓后边就是围墙啦,围墙外面就是河沟。然后是马路,还有喇嘛庙,那个喇嘛庙,我怎么印象那么深呢?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那些洋人教授多半都住在喇嘛庙,我没有进去过。

        蔡德贵:您去过清华园东面的永安观。

        季羡林:大钟寺吧。

        蔡德贵:大钟寺是佛教的,日记里您提到的是永安观。

        季羡林:忘记了。

        蔡德贵:昨天您说马理和您一起工作只有几个月,但是从沙滩搬到北大,是5年啊!您一去汤用彤就派她当您的助手啊!

        季羡林:后来就,就是刚一去就派给我当助手。

        蔡德贵:那就应该是5年啊!

        季羡林:她追着我,不是在沙滩,搬出来以后啦!

        蔡德贵:到西郊啦?

        季羡林:嗯。沙滩那里,我在红楼住过一阵儿,后来是东厂胡同。就这两个地方。

        蔡德贵:没有在沙滩后面住?

        季羡林:红楼和东厂胡同两个地方。

        蔡德贵:东厂胡同住的时间长一点。

        季羡林:长一点。

        蔡德贵:红楼,您嫌吵得厉害。

        季羡林:红楼有个很长的走廊,碰巧了,邻居有个弹钢琴的,姓刘的,地质系的。后来到南京去了。

        蔡德贵:就是姓刘的那家啊?昨天您说在蓝旗营楼下住的。

        季羡林:对。不是红楼,是蓝旗营。我住603,最高一层,我为什么选那个呢?就是我怕头顶上有脚步声,晚上睡不着。(5号楼与6号楼)中间就是一个茶炉。

        蔡德贵:那您得自个儿打开水去?

        季羡林:都得自个儿打开水。

        蔡德贵:那马理不可能到西郊。

        季羡林:还是沙滩的事,沙滩图书馆,那还是沙滩的图书馆。

        蔡德贵:应该是好几年。应该是5年多一点,马理没有到西郊。在沙滩那里是好几年的。

        季羡林:对。1946年进去的。

        蔡德贵:她那么多年也没有结婚啊?

        季羡林:后来,她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蔡德贵:您就到西郊了?

        季羡林:要是按照当时的习惯哪,我接受了,也符合当时的潮流。当时那个留美的学生啊,回来以后,不管拿到没有拿到学位,一回来就当教授,后来他们自己感觉到,不行,物以稀为贵,于是乎,留美学生就自己来限制,拿到拿不到学位,不能立刻就给教授。是他们自己搞的。

        蔡德贵:找到工作,然后就是休妻了。那还是叔父那一点威力,您叔父态度很坚决啊?

        季羡林:不是,他啊,那个人脾气很别扭,反正是,一天阴沉着个脸。

        蔡德贵:可是在北京他鞭长莫及啊!

        季羡林:当时我还是怕他。

        蔡德贵:在济南把您管怕了。

        季羡林:马理主要也是因为怕他。

        蔡德贵:马理见过他吗?

        季羡林:我是说,马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胆小,要不是胆小的话,我在北京找一个房子,跟马理结婚,毫无问题,合情合理,也符合潮流,后来我还是主要是怕这个叔父。

        蔡德贵:您日记里提到,对叔父和师母都有点意见,您不大愿意回济南,不愿意回家。

        季羡林:嗯。就是,我不愿意回家。因为那个家庭里边,没有一点温暖。

        蔡德贵:因为那时候是马婶母。

        季羡林:马婶母。后来这个老祖啊,结婚的时候,我就躲了。我不愿意叔父和她结婚,我就借口跑到北京来,说德国交换留学生。

        蔡德贵:您是不是怕再有马婶母这样的?

        季羡林:嗯。可能。

        蔡德贵:您那时候也没有挣脱藩篱,您当时理想的夫人是四姐。

        季羡林:对。彭家四姐。

        蔡德贵:结果叔父强迫您娶了师母。

        季羡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时候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蔡德贵:济南那边有个传说,我也不隐瞒。说您有一次回济南,住佛山街的平房里。

        季羡林:嗯。住平房。

        蔡德贵:有人看见,您拿着一个小马札,坐在您这边的屋檐下看书,四姐坐在她那边的屋檐下看书。

        季羡林:嗯。

        蔡德贵:两人在各自的屋檐下看书,就是没有多接触,实际上是心向往之,互相有吸引力。

        季羡林:嗯。她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喜欢那个四姐。

        蔡德贵:她对您季博士长,季博士短的。对您也是相当有好感。我从刘永泰那里拿到有一张四姐的照片。

        季羡林:长得比较漂亮。

        蔡德贵:但是不如二姐,是吧?

        季羡林:二姐那是天生的美人,年龄比我大多了,这个四姐也比我大。后来,这个四姐大概也后悔了,见了我,叫季大博士,那就是回国以后了。当时我心目中(的夫人)是她,不是我现在这个三姐。三姐这个人哪,人品那是百分之百的。

        蔡德贵:那是不是您结婚以前,她就住您这个院呢?

        季羡林:就是我住前院,她住后院。

        蔡德贵:那时候您叫她三姐吗?

        季羡林:嗯。我这个老伴是行三,那个四姐,就是她妹妹,可比我还大。她妹妹比我大。

        蔡德贵:不是师母的亲妹妹,是堂妹。

        季羡林:嗯,不是亲妹妹,堂妹。

        蔡德贵:那当时二姐已经结婚了吗?

        季羡林:已经结婚了。

        蔡德贵:四姐没有,但是叔父强迫您娶了三姐。有不满的意见也不敢提。

        季羡林:家里边的那个婶母啊,我们毫无感情,叔父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情,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子,我要是女孩子他不会理我的,因为是男孩子,就进了济南了。进了济南,他也不想让我念什么书,让我考邮政局么。邮政局是铁饭碗哪。

        蔡德贵:您条件那么好,怎么邮政局没有考上呢?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全是洋人掌握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马理就没有做动员您的工作?

        季羡林:马理动员我?那还是在城里,为什么?因为图书馆在城里么。马理也是在城里。追着我,她先是问阴法鲁行不行,阴法鲁说你不要提。她还是直接找我了,说季先生,我要跟你结婚。我当时主要是怕叔父。我不是讲过么,当时不是留美的学生,回国之后第一个找工作,第二个,赶老婆么。

        蔡德贵:您对赶老婆是深恶痛疾。

        季羡林:嗯。我当时对留美的那些学生啊,非常之瞧不起,可又没办法。我为什么要留学呢?我跟你说过,除了镀金之外,就是想知道留学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到美国不行,因为我学的是德文。后来交换研究生,要不交换研究生,也来不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公费不收文科,都是理工科,文科没有,根本不可能。

        蔡德贵:所以这也是不幸中的幸运了。

        季羡林:我就说,我这个人不迷信,可是这个命运哪,我倒迷信。

        蔡德贵:命运就是一种必然性么。

        季羡林:就是我从乡下(到济南),就是因为我是个男孩子,别的没有什么条件。

        蔡德贵:不管怎么说,叔父还是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吧?起码想让你有个铁饭碗。

        季羡林:他不是。叔父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并不希望我念什么书,就是希望我考邮政局,拿一个铁饭碗。

        蔡德贵:他同意您出去留学,也是有思想斗争的。

        季羡林:那也不一定是这样,那时候留学镀金么。镀金以后对他起码经济上有好处。

        蔡德贵:没想到一出去十年。

        季羡林:十年。后来院士,学部委员,那时候他还活着。这是很以后了。他就问这个,什么叫院士?那是1956年了,那时候为什么叫学部委员呢?我跟你说过,因为那时候说,苏联有院士,苏联有的,我们好像就不能有,这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的思想。我们就叫学部委员,不叫院士。

        蔡德贵:那时候分两个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好像是最高的头。

        季羡林:潘梓年是主任。

        蔡德贵:叔父以为院士有很多钱了?

        季羡林:好像最初,连钱都没有。

        蔡德贵:那什么时候有的补贴?

        季羡林:没有这个规定。

        蔡德贵:据说每月有100多块钱。

        季羡林:不记得。

        蔡德贵:您每月的工资一级教授是385?

        季羡林:345,最高的。

        蔡德贵:那您一个月能拿到400多块钱吗?

        季羡林:345,我就拿345,院士没有钱。二级是288,三级是250,就是这么个数。可是那时候345,可是很值钱哪。那时候我们包饭哪,一个月6块钱。

        蔡德贵:十块钱在家里吃的就很好了。

        季羡林:那时候,我记得,清华那个教德文的艾克,他到济南去,派听差去找我。我就跟婶母一讲,婶母一听说招待外国人,她立刻给我十块钱。因为傍上外国人啊,有饭吃。不过,那十块钱还真管用,我请这个艾克到大明湖,吃了一顿饭,然后坐船,到古历亭,那时候还没有宾馆,那个馆,就是还没有盖楼,他住的就是平房。第二天,我又买了济南的特产送给他,他已经走了。头天我招待过他。

        蔡德贵:这是1934年春天的事情了。那时候十块钱不得了啦。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是艾克最好的学生了。毕业论文也是他指导的。

        季羡林:毕业论文不是他了,是石坦安。

        蔡德贵:可是您日记里提到的是艾克啊!

        季羡林:最初名字是艾克,后来他不在,不知道他到哪里了,是石坦安指导的。

        蔡德贵:您的毕业论文薛德林是受艾克影响的。

        季羡林:薛德林是艾克的,他喜欢薛德林。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后来他反正不在。

        蔡德贵:那是不是济南以后就走了,换石坦安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是不是说过,废名和熊十力先生的故事。

        季羡林:对。

        蔡德贵:两个人打起来了。您在场。

        季羡林:我不在场,那时候是,沙滩北大那个校长办公室,在一个院子里边,东屋呢,是校长办公室,西屋是秘书长、总务长办公室。那时候总务长是郑天挺,东屋校长就是胡适。邓广铭做胡适的秘书。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校长办公室,忽然来了一个学生,大概是地下党的,对胡适说,延安昨天广播,有一个广播是专对胡校长的,说请你不要走,要你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说,人家信我吗?人家,指的就是共产党。

        蔡德贵:当时您在场?

        季羡林:当时我就在这个校长办公室。所以他这个胡适,当时怎么能够跟这个地下党,那个学生跟他挺熟的,一进来就说,昨天延安有个广播,有一个广播是专对胡校长的,他怎么这么熟?

        蔡德贵:您感到很惊愕?

        季羡林:我是挺吃惊的。我觉得这个学生,跟胡啊,一点也不陌生,进来就讲,好像过去也接触过。这是前院,中间那个叫孑民堂,一个开会的地方,蔡孑民,过了孑民堂的后院,一些人住在那里(就是松公府后院)。那时候阴法鲁也住在那里。我住在东厂胡同。废名和熊十力也住在那地方。这两个人哪。

        蔡德贵:他们两个有宿仇吗?

        季羡林: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仇,没有仇。哲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你哲学家,谁也说服不了谁。

        蔡德贵:因为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动武了?

        季羡林:最后卡住脖子了。

        蔡德贵:谁的劲大啊?

        季羡林:劲大,那都不知道,我们听到孑民堂后院边两人吵着吵着,忽然没有声音了,我那时候正在校长办公室。

        蔡德贵:吵着吵着,没有动静了。

        季羡林:没有声音,最后卡住脖子了。

        蔡德贵:那您看到了?

        季羡林:没看到,我没有到后院去,有声音,后来没有声音了。阴法鲁住在后面,他告诉我,原来两个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而发不出声音了。废名和熊十力都是怪人,那个废名,他写的那些文章,是个怪人。熊十力也是怪人。

        蔡德贵:新儒家有个传说,熊十力和一个小孩争肉骨头。

        季羡林:哦。

        蔡德贵:熊十力说,我吃了这块肉骨头能够传道,你吃了这块肉骨头能够干什么?

        季羡林:(笑)不知道这个故事。

        蔡德贵:这可不像儒家啊!

        季羡林:不像儒家。

        蔡德贵:东语系的发展很平稳吧?一点干扰也没有吗?

        季羡林:东语系系主任,我当了好多年。

        蔡德贵:有个材料说,您一度要把系主任让给徐祖正先生?

        季羡林:没有这个(说法)。因为徐祖正啊,我们都瞧不起他。

        蔡德贵:你们瞧不起他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这个材料是误传了。

        季羡林:是误传。因为什么瞧不起他呢。他讲课,教文学概论,他哪里搞过什么文学概论啊!

        蔡德贵:他是个作家。

        季羡林:他也不是作家。教文学概论,他就拿着一本讲义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那个铃一响,这句话没念完,下课了。所以我们都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有学问。

        蔡德贵:那您就不可能让给他干系主任。

        季羡林:没有,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瞧不起他。

        蔡德贵:更不可能主动让给他。

        季羡林:那不可能。而且让,也绝对不能让给他,排十个也排不到他。

        蔡德贵:陈信德那时候在系里了?

        季羡林:陈信德已经在了。

        蔡德贵:陈先生的水平很高吗?

        季羡林:日语水平当然了,他很有名的啦。他这个政治上就是,反正是不干不净的啊!

        蔡德贵:他还当过汉奸吗?

        季羡林:汉奸?他们讲,后来这个人啊,有一次开会,忽然不见了,就是让别人抓走了。

        蔡德贵:那是“文革”当中了。

        季羡林:“文革”当中,开会,都有个小板凳。

        蔡德贵:是“文革”当中,好像是公安局带走的。

        季羡林:公安局带走的。

        蔡德贵:死在监狱里了。

        季羡林:没有出来。他一个干女儿,后来在那个电教大楼,不是北大有个电教大楼么,从马路看是右边,有个开会的地方。他一个干女儿,徐昌华那时候不是日语教研室主任么。就是开会,陈信德的这个干女儿就不让徐昌华参加。反正是从那以后,我也没见过陈信德。他这个人啊,大概是政治上非常复杂,汉奸,还算是小的,大概搞特务活动,好像是。

        蔡德贵:怀疑他。

        季羡林:怀疑。是不是后来也不知道。

        蔡德贵:后来证明不是特务,只是与日本人有交往,是极左思潮的结果。陈信德水平是最高的啦?

        季羡林:他那个日文好,陈信德头脑清楚,当时搞这个示范教学有他,东语系有陈信德。他那日文哪,没有人不佩服啊!

        蔡德贵:徐祖正就不行了。

        季羡林:徐祖正比不了他。

        蔡德贵:那您不讲印地语啊?

        季羡林:我不讲。我教梵文、巴利文。

        蔡德贵:那谁讲印地语呢?

        季羡林:请了一个印度人叫贾恩,Jain。

        蔡德贵:他教了多长时间?

        季羡林:好几年哪。

        蔡德贵:那刘安武是后来的了?

        季羡林:不是有个故事么,尼赫鲁的妹妹访华,就是我们通知尼赫鲁的妹妹,说你到北大来啊,不要说英语,英语在印度是统治印度的英国人的,特别通知人家,后来一个印度教员是贾恩,另外一个中国教员,叫什么来着,忽然卡了壳忘了。

        蔡德贵:不是刘安武?

        季羡林:不是刘安武,不是刘安武,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开会,下不了楼啦。怎么叫下不来楼呢?开会啊,大概就是尼赫鲁的妹妹,那时候张奚若,对外友协的会长,他大概主持,张奚若这个人,废话忒多,喜欢讲话,就是开到一半,说大家啊,暂时休息一下,到楼下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结果下不了楼啦。因为那句话,我们那个中国印地语教员忘记了怎么说了,不会说下楼啦,最后还是用英语讲的。当时通知人家,不用英文,表示我们这个民族主义啊,英语在印度是统治者的语言,通知人家不用英文,人家当然不用,到后来在楼上结果一句话,等一等,我们到楼下吃点东西,不会说了。

        蔡德贵: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季羡林:就是很简单的话。就是这么个水平。最后那个印地语的教员不会说下楼吃点点心,等一等,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不是刘安武,不管他了。反正是下不了楼啦。

        蔡德贵:当时您是系主任,那可丢人啦。

        季羡林:当然丢人啦。我是系主任,在场。那个人叫殷泓元。

        蔡德贵:我们进校的时候,他不在了。

        季羡林:不在了。那个下不了楼的,就是他。那个东方语专哪,不是上面指令吗,东方语专都归北大。蒋介石办东方语专的目的不纯,所以结果呢,招的学生呢,这个有名的大学都考过了,他们又招一批学生,一个是学问很差,一个是人格、人品,鱼龙混杂。结果是东方语专整个地归北大,教师学生都过来了,结果呢,东方语专的都是北大校友。我到台湾去,到机场欢迎的,都是东方语专的北大校友。

        蔡德贵:陈炎、刘麟瑞、王世清先生都是东方语专的。还有黄勉堂也是……黄敏中,不是黄勉堂,黄勉堂是山大的,我说错了。

        季羡林:嗯。黄敏中是。

        蔡德贵:我们那个同学赵玉兰不是跟黄敏中结婚了吗?

        季羡林:我知道。赵玉兰那时候是神经有点问题吧,大概是。我还到医院去看过她。后来她跟黄敏中结婚,那时候我也在场。没有参加婚礼,她站在我旁边,跟黄敏中讲,黄老师,我跟您回家。就这么结婚啦。她反正神经,我到医院看过她,神经当时有点问题。

        蔡德贵:北大军宣队。

        季羡林:8341的头儿不是王副政委么。北大四人帮,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汾、李什么,管两校的李什么来着。王魏郭李。

        蔡德贵:管两校的是迟群啊!

        季羡林:迟群好像是更高一级的。迟群和小谢,两个老是,一男一女,金童玉女。

        蔡德贵:北大四人帮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我们不知道了。可能是我们离校以后的。

        季羡林:后来这个四人帮垮台以后,上级指派张学书处理这个问题。

        蔡德贵:张学书住在您楼上的。

        季羡林:嗯。后来这个王连龙呢,就找这个张学书,我是延安过来的,无论如何别开除我的党籍,就找这个张学书,他说,我奋斗了半生啊,不容易。

        蔡德贵:您跟张学书很来往比较多。

        季羡林:嗯。我跟张学书挺熟悉。

        蔡德贵:有一次,他跟您去开会,您在主席台上,他看到您在做笔记,后来几天后在《光明日报》看到一篇文章,正是您开会的那一天写的。他问您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写的?您就说不是做笔记,是在构思散文,回去写成了。

        季羡林:后来我就说,这样子,我的耳朵分成四份,留一份就能掌握会场,为什么呢?中国人的语言本来是最短的语言,结果我们的人,哼、啊,就占去一大半时间,所以我就用不着两个耳朵全听,一个耳朵的一半,就能掌握会场,另外一半呢,我就在请柬上写文章,我写完了以后,前边忽然拿过一张请柬给我,我不认识这个人,他看我用完纸了,也没有纸啊。

        蔡德贵:几天以后,《光明日报》一篇优美的散文就出来了。这也是把您逼的。您不愿意开会,又不得不去开会,您就消极应付开会,积极创造散文。

        季羡林:嗯。要不然,浪费时间。后来一次,住在京西宾馆。他通知啊,一般人就是两点开会,通知首长呢,是两点半,别人先在这里坐着等着,我知道了这个窍门,通知我两点,我也两点半来。因为那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到这个照相的时候,毛接见,照相,照相不是一层一层的么,都通知我们半个小时以前,就站在那个地方,等着这个老毛,后来我啊,他通知我两点,我也是两点半来。我站在那个地方,太阳里面晒着啊?

        蔡德贵:京西宾馆的会啊?不是八大的会议?

        季羡林:不是。不知道哪个会。在什么地方照相啊,这样的会有这么几次。

        蔡德贵:没有见到您跟毛的合影。

        季羡林:我没有和毛单独的合影。合影都是毛在最前面一排,我都是在后边,高高在上的。

        蔡德贵:是不是人大代表的会?

        季羡林:还不是。

        蔡德贵:政协呢?

        季羡林:也不是。反正有这么几次,还不止一次。

        蔡德贵:您一回来开始的时候,对毛的印象还可以,后来越来越发现他的问题了。

        季羡林:原来我们这个对他不太了解。那时候一年哪,得忙活两件事,一个五一,一个十一,叫游行啊,经过天安门。

        蔡德贵:您也去啊?

        季羡林:去,我参加,毛主席万岁,喊得比谁都响。到了后来,做人大常委,我也上天安门了,五一、十一啊!

        蔡德贵:不是在观礼台,是在天安门楼上。

        季羡林:天安门楼上。

        蔡德贵:您上去过几次?

        季羡林:我们不在中间。我记得清楚的,就有一次。原来在这个天安门旁边两个观礼台。这个观礼台啊,最高品是少将,到中将、上将啊,就到城楼了。少将是分界线。那时候女将军,全国好像只有两个。在这个观礼台前面的,就两个女少将。那时候女少将少,只有两个。

        蔡德贵:现在女少将很多了,宋祖英都是少将了。

        季羡林:那时候少。

        蔡德贵:您喝点水。

        季羡林:你的我那本,,在哪里买的啊?

        蔡德贵:在济南。

        季羡林:济南能买到啊?

        蔡德贵:大概很少。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季羡林:我不知道这件事。

        蔡德贵:您知道的。大概您忘记了。我念您日记的后记……校完了排印稿,我仿佛又找到了久已失去了的七十年前的我,又在清华园生活了几年。苏东坡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季羡林:对。有可能。嗯。

        蔡德贵:您手头不多了。您还有济南高中教学时候的日记。

        季羡林:找不着了。应该是很珍贵的。将来买一下。你联系一下。

        蔡德贵:我联系一下。当时印了3000册。我联系。

        季羡林:我不记得有这本书,我现在老年糊涂。

        蔡德贵:出来好多年了。您的字体几乎没有变化。您对道教的东西很熟,还写过道教陈抟的“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是不是在河南龙门石窟的?

        季羡林:我知道。因为这个《道藏》,受佛教的影响。现在不是搞《儒藏》么,主要是汤一介在那里搞。

        蔡德贵:对外公布的一个班子,您是总编纂。汤一介具体操作。还接着刚才说,当时您当系主任,有没有教学检查、质量评估一类的?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就是有示范教学。

        蔡德贵:陈信德是日语的。

        季羡林:陈信德那个人,是脑筋非常清楚。据说日文哪,讲得非常好。所以请他讲。

        蔡德贵:您不学日文,钱文忠说因为在济南1928年的那件事,您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就下决心,不学日语。有这回事吗?

        季羡林:有关系。

        蔡德贵:一辈子,您只去过一次日本吗?

        季羡林:日本好像不止一次。有一次大学校长代表团。

        蔡德贵:没有记录好像。

        季羡林:大学校长代表团,李滔,教育部的。

        蔡德贵:李滔的团长啊?

        季羡林:我是团长。李滔是工作人员。

        蔡德贵:为什么年谱里没有提到呢?只有做“东洋人的心”讲演的那次,是李铮陪同去的。

        季羡林:李铮?到日本啊?

        蔡德贵:还去过周恩来的一个碑。

        季羡林:对。不是那一次,另外一次。东京一次,我也好像没有写什么东西。

        蔡德贵:是当副校长的时候吗?大概1978年到1982年之间。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这个大学校长代表团在日本待了多长时间?

        季羡林:不长,大概2个礼拜。我们坐新干线。

        蔡德贵:有多少人呢?

        季羡林:人数不少,西藏大学校长都来了。

        蔡德贵:那访问了哪些城市?

        季羡林:东京、京都。大阪是上下飞机的地方。主要是东京、京都。

        蔡德贵: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也去过吗?

        季羡林:去过。那个地方有个门主,就是大门小门的门,主人的主,门主那时候是不是与京都大学有关系,我忘记了。

        蔡德贵:您是不是有演讲啊?

        季羡林:演讲我记得在东京讲过,文化和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就是在东京讲的,时间也不长。人家也不习惯长时间的演讲。

        蔡德贵:您在国内也讲过这个问题。

        季羡林: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听会的人里边是商人很多。

        蔡德贵:您那时候是不是知道日本的涩泽荣一?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他是日本近代工业之父,写过《论语加算盘》,提出道德经济一体论。这个思想对松下公司很有帮助。

        季羡林:嗯,这个样子啊。这个书,你写个介绍。

        蔡德贵:国内有了。这本书在国内影响很大。

        季羡林:这个思想很宝贵的。

        蔡德贵:儒家的东西还有好多可以挖掘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尼赫鲁的妹妹那次,您很尴尬。还有什么让您尴尬的事情呢?

        季羡林:就是闹转学的事情。

        蔡德贵:这个您说过了。评职称有没有让您帮着说话的?

        季羡林:没有。那时候周培源是校长,有一次我去找周培源家去,俄语系的,女的,孙静云,我到周培源家去,是私事,她就跟着我后边去了。周培源是校长,管这个职称的。周培源问我,你女儿跟你来啦?我说,我没有带什么女儿。她故意跟着我去的。要不然,她进不去。

        蔡德贵:她要沾光的啊?最后解决了职称吗?

        季羡林:我找周培源不是解决职称问题,我们很熟,就是去看一看。

        蔡德贵:他住燕南园吧?

        季羡林:嗯。他住燕南园。

        蔡德贵:想到什么说什么。越热闹越好。再说点东语系的事情吗?

        季羡林:东语系内部没有什么矛盾。贺剑城什么,我们都多年,他是总支书记,那时候,没有说是在组织领导之下,系主任分工,没有这个说法,系里行政工作、评职称,都是系主任说了算。

        蔡德贵:您一个人说了算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东语系有没有副系主任?

        季羡林:有。黄宗鉴、龚云宝是副系主任。龚云宝现在在香港。

        蔡德贵:我们没有听说过龚云宝这个人。龚云宝现在还跟您有联系啊?

        季羡林:到现在也有联系。她现在叫云宝玉,她丈夫不是叫云昌浓么。在香港靠教日文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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