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医学院地下停尸所的检验室里，库兹明教授刚刚做完尸检前的消毒。他即将面对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尸体，心里不太高兴。

        “下一个是几号？”他一边用质量低劣的纸巾擦干手，一边问他的助手。

        “一五八号。”助手说。

        “详细情况？”

        “白种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哼了一声，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许是流浪汉、无业游民或无家可归者。这具遗体在他解剖之后，或许还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的医学院学生理解，暴力殴打会对内脏器官产生什么伤害，其骨骼甚至还可用来上一堂生动的解剖课。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会出现大批尸体。不过，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话，教授和他的法医科同事就忙不过来了。

        城市里发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医院里的，或是因为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死去的，医院和当地医生可以为之签署死亡证明。

        接着就是“预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开具死亡证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发生在家庭、工厂工地，或者道路车祸导致的意外死亡。近年来，莫斯科还有两类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冻死的和自杀身亡的，多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不管身份是否明确，都可以分为三类：衣着整齐，体内没有酒精，是投河自杀；衣着整齐，但饮酒过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着泳装的是游泳时意外淹死的。

        然后就是凶杀死亡。这些尸体会交给警方的刑警部门，再送到库兹明教授这里来。即使这样，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与其他城市一样，其中的大多数是“家庭内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凶杀，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员。警方通常在案子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就拿到了尸体。尸检只是为了证明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尸检只是帮助法庭尽快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酒吧斗殴和黑社会争斗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他知道警方的侦破率仅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并不难，颅脑中弹就是颅脑中弹，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凶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则不是教授关心的问题。

        在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局知道死者是谁。他们偶尔也会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号尸体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开盖布的时候，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兴味索然地走了过去。

        哦，他想道，奇怪，颇有意思。那种普通人闻到马上会感到窒息的恶臭，并没有对他起到什么作用。他早就习惯了。他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着这具破损的尸体。很奇怪。

        头部看上去比较完整，只是眼眶内空空如也，不过，他明白，眼睛是被鸟儿叼走的。这尸体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躺了大约六天才被人发现。骨盆以下，双腿似乎已经脱色，还因时间过久而开始腐败，但没有受损。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青肿，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他放下解剖刀，把尸身翻过来，背部也是伤痕累累。他又把尸体翻回去，开始动手解剖，并把他的发现口述给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他要根据录音内容整理一份尸检报告，交给彼得罗夫卡大厦的民警局刑警。他的录音从日期开始：1999年8月2日。

        中旬的时候，杰森·蒙克很高兴，他的苏联东欧处领导则略微吃惊——比奥特尔·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没去接触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没有联系美国使馆。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柏林地址写了一封信。

        提供这个地址，风险很大，但也经过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举报这个地址，那他就说不清了。审讯官知道，除非他已经同意为中情局效劳，否则是不会得到这个地址的。如果他争辩说，他只是假装为中情局效劳，那就更糟糕了。

        审讯官会这样问他：为什么你没在第一时间向亚丁的军情局上校报告？为什么你让那个美国人逃走？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对整个事情只字不提，要么加入。来信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来往国外的邮件都要经过审查，所有电话、电报、传真和电传也一样。但苏联内部的信件数量庞大，不可能全部检查，除非发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为可疑分子。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集团内部，包括东德。

        东柏林的地址属于一个地铁司机。他为中情局当邮递员，获得了不菲的报酬。他的公寓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一栋破败的楼房里，寄给他的信件总是以法兰茨·韦伯作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确实是这套公寓的房客，但已经过世了。如果地铁司机受到盘问，那么他会辩解说，是来过两封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信是寄给韦伯的，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都扔掉了。他是清白无辜的。

        来信从来没有回信的地址或姓氏。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腔滥调：希望你过得不错，我这里一切都很好，你的俄语学习进展如何，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重逢叙旧。祝一切顺利，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即国家安全局，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测，韦伯在某次文化交流活动时遇到一个苏联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还是受鼓励的。

        即使国安局破译了在字里行间用显影墨水写下的信息，那也只能表明，死去了的韦伯曾经是间谍，他逃过了惩罚。

        在莫斯科那边，信件一旦投进邮筒，寄信人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收到苏联的来信后，地铁司机海因里希便将它送到柏林墙对面的西德。他传递信件的方法很奇特，不过，冷战期间，在被分隔的柏林市发生过许多更为奇特的事情。实际上，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从来没被抓到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希退休后过上了舒适的晚年生活。

        1961年，为阻止东德人外逃而建立柏林墙之前，柏林有一个全城的地铁系统。柏林墙建起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许多隧道被堵住了。但东德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线路，地铁列车隆隆响着穿过西柏林的一小块地面。

        这条线路从东柏林出来，驶过一小片西柏林地面后又返回东柏林。列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会被封闭起来。东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车厢里俯视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们无法踏上那片土地。

        海因里希在高架铁轨上的列车司机室里独自驾驶着。他会打开车窗，在列车经过某一地点时，用弹射器把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物体，抛到外面一个废弃的炸弹坑里。那里总有一个中年男子在遛狗，他知道海因里希的工作班次时间。当列车哐当哐当响着从视线里消失后，他会捡起这个高尔夫球，带回去交给中情局阵容强大的西柏林情报站。球体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都是好消息。他回国后，先是详细地汇报了工作，接着是一周的假期。他已经返回国防部报到，等待新的工作分配。在大楼的门厅里，国防部副部长发现了他，就是三年前曾要索洛明帮助修建夏季度假别墅的那位副部长，现在已晋升为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戴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他其实是通过政治手段爬上来的。他很高兴地看到，他的随从人员中，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经验丰富的战士。对于那栋夏季度假别墅能按计划完工，他也很满意。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刚刚退休，于是，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并让他担任了副官的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假如克格勃截获并破译了这封信，那他肯定完蛋。但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使馆，所以他告知了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因为也门内战的阻碍，在离开亚丁之前，他没能领到更为先进的通讯用具包。

        十天后，他接到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处罚通知，信封上印有交通总局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不会受到检审。信件和信封伪造得相当逼真，他差一点要给交通局打电话提出异议：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看到了从信封里漏出的沙子。

        他与要送孩子去上学的妻子吻别，等到独自一人时，找到从亚丁带回来的洗漱用具包，取出偷偷放在里面的一瓶增强液，涂在通知上面。信息的内容很简单：下星期天半晌午时，在列宁大街的一家咖啡馆。

        在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从他旁边经过，边走边穿上大衣，以抵御外面的寒冷。那人空荡荡的袖管里面掉出一包苏联产的万宝路香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他用手中的报纸遮住香烟。穿大衣的人离开了咖啡馆，没有回头观望。

        烟盒里似乎塞满了香烟，但二十个过滤嘴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纸烟。空隙处有一架微型照相机、十个胶卷和一张卷烟纸，描述了三个死信箱，还有如何去找到它们的说明，还有六种类型的粉笔记号及其位置，表示信箱已经空了，或需要去提取。此外，里面还有蒙克个人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开头部分是这样的：“嗯，猎手朋友，我们将要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后，“猎户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并提取了更多的胶卷。他的情报来自苏联绝密的军工部门，其价值无法估量。

        库兹明教授检查第一五八号尸检报告的稿件，动笔做了几处注释。他不想请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安排重新打印，就让刑侦处的刑警们自己去推理吧。

        他确信，这份报告肯定会被送到刑侦处去。他同情每天超负荷工作的侦探，只要没什么疑问，他会尽可能签署“意外死亡”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亲属就可以领走尸体，按照他们的意愿料理后事。如果是身份不明的尸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里，则要留在停尸间里。他会通知“失踪人员”部门去核对，但如果他们也给不出对应的身份，则将由莫斯科民政部门做出安排，把尸体最终送去贫民墓地，或是医学院的解剖课堂。

        但第一五八号尸体是被谋杀的，这基本上可以肯定。除了行人遭遇高速行驶的卡车撞击，他很少见到这么严重的内伤。一次重击，即使是遭到卡车的碰撞，也不会有那么多创伤。他假设遭受一群水牛的践踏也会出现那样的后果，但莫斯科周边很少有什么水牛，而且牛群也应该会同时踩踏头部和腿部。一五八号尸体的颈部与臀部之间，前后都遭到过钝器的多次重击。

        做完注释后，他在报告结尾处签名，写下了尸检日期：8月3日，然后放在了“待寄发”的盘子里。

        “是谋杀吗？”女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身份不明。”他确认说。女秘书在牛皮纸信封上打字后，把报告塞进去，放在了身边。晚上下班时，她会把报告交给住在底层小房间里的门卫，门卫会及时转交给面包车司机，司机会将它递送到莫斯科市内的目的地。

        这个时候，第一五八号尸体依然躺在冰冷的黑暗之中，身上已经少了眼睛和大部分内脏。

        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凯里·乔丹站在办公室窗前，凝视着外面他最喜欢的景色。如今已是3月下旬，中情局主楼与波托马克河之间的林地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春芽。冬天透过光秃秃的树林可以看到的波光粼粼的流水，很快就会被绿叶遮挡，从视线里消失。他喜欢华盛顿，与他所知道的其他美国城市相比，这里有更多的绿地、树木、公园和花圃，春天则是他最喜爱的季节。

        至少，过去一直如此。但1986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场噩梦。中情局在雅典的线人，苏联军情局情报官谢尔盖·博坎，曾多次明确向美国人表示，他深信，一旦自己飞回莫斯科，肯定会被处决。虽然他无法证实，但上司召他回国的理由，说什么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成绩欠佳，绝对是个骗局。因此，他已经“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从未有过任何闪失，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出卖了。

        第一批碰到这个问题的有三个人，博坎是其中之一，中情局当时还不怎么相信。现在，他们没那么确定了。因为，又有五个身在世界各地的间谍，在工作中途突然被神秘召回苏联国内，随后便人间蒸发了。

        这就有六个人了，再加上为英国人效劳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七个，还有在苏联国内悄悄消失的也有五个。现在，这些资源全都枯竭。多年的艰苦工作、耐心等待、精心策划和税款的巨额投资，全都泡汤了。只有两个除外。

        乔丹身后，苏联东欧处负责人哈利·冈特坐在椅子里沉思。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受害者。冈特与行动副局长年龄相仿，都是一步步成长和晋升上来的，都在驻外情报站历经风雨，开发资源，与克格勃玩这场“大博弈”。他们彼此信任，情同手足。

        这就是麻烦。在苏联东欧处，高级情报官们彼此信任。他们也必须这样。他们是内层核心，是最专业的一圈人，是隐蔽战争的尖刀班。然而，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恐惧的疑虑。霍华德事件、密码泄露事件，以及克格勃反间谍部门的高明侦破，或许会造成五个、六个，甚至是七个间谍的暴露。但是十四个呢？全军覆没吗？

        不过，这儿应该是没有叛徒的，不可能有。苏联东欧处不会有叛徒。外面有人在敲门，两人的情绪放松了下来。最后剩下的成功故事，等着要进来了。

        “坐吧，杰森。”副局长说，“我和哈利认为，你干得很棒。你的‘猎户座’已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情报分析员兴高采烈。所以，我们认为，发展这个间谍的人，应该晋升到GS-15级别。”

        从GS-14晋升到GS-15，蒙克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

        “你那位在马德里的‘来山得’情况如何？”

        “他很好，先生，他在定期报告。并非无关紧要的信息，而是非常有用的情报。他的任期快满了，很快就会返回莫斯科。”

        “他没被提前召回去吧？”

        “没有，先生。为什么会那样呢？”

        “随便问问，杰森。”

        “我能坦率地说几句吗？”

        “说吧。”

        “处里在传言，说最近六个月，我们的情况不太好。”

        “是吗？”冈特说，“嗯，不过是人们的谣传罢了。”

        到这时候为止，灾难的消息仅限于局里的十位高层领导。虽然行动部有六千名员工，其中一千人在苏联东欧处，但蒙克那样的级别，只有一百人。但这依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群体内是会传播流言的。蒙克吸了一口气，说话了。

        “谣传说，我们一直在损失间谍。我甚至听说，损失的数字已经达到了十个。”

        “你知道我们的规定，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杰森。”

        “是，先生。”

        “嗯，也许我们是有一些问题。所有情报机构都会发生问题。会有好运，也有厄运。你说呢？”

        “虽然数字是十个左右，不过，其实所有的资料都存放在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三零一档案。”

        “我们知道这个机构是怎么运作的。”冈特厉声说。

        “那为什么‘来山得’和‘猎户座’仍在自由活动呢？”蒙克问道。

        “听着，杰森，”副局长耐心地说，“我说过，你是一个怪异的人。意思是：一个不守传统、不守规矩的人。但是，你很幸运。是的，我们确有一些损失，但不要忘记，你的两个资产也在三零一档案里。”

        “不，不在那里。”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即使一颗花生掉到绒毛地毯上也能听到。哈利·冈特不再把玩手里的烟斗——他从不在室内抽烟，他的烟斗就像是演员的道具。

        “我从来没在档案中心登记过他们的详细资料。这是疏忽，我很抱歉。”

        “那原始报告在哪里呢？你自己写的报告，包括招募细节，以及每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呢？”冈特终于开口问了。

        “在我的保险箱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所有的行动实施步骤呢？”

        “记在我的脑子里。”

        又是一阵寂静，这次时间更长。

        “谢谢你，杰森，”副局长最后说，“我们保持联系。”

        两星期后，中情局行动部高层开展了一场战略大运动。凯里·乔丹仅让两名分析员参与进来，把在过去一年内，理论上有可能接触过三零一档案的一百九十八个人，逐个加以分析排查，把范围缩小到了四十一个人。当时正在学习意大利语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也在这个短名单里。

        乔丹与冈特、格斯·哈撒韦和其他两个人都认为，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无论多么痛苦，都必须对这四十一个人进行深入的审查。这意味着要对他们进行具有敌意的测谎仪检测和个人资产审核。

        美国人发明了测谎仪，并对它寄予了厚望。可是，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它有许多缺陷。道理很简单，经验丰富的说谎者可以打败该设备。谍报活动是建立在骗术这个基础上的，但愿只是敌人的骗术。

        此外，提问者需要了解有关情况，以便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但是，除非事件已经十分明了，否则他们是得不到这种背景情况的。要辨明说谎者，他们必须使心里有鬼的人会产生“噢，天哪，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了”的想法，从而使其脉搏加快跳动。如果说谎者能从提问中判定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那他就会很淡定，并一直保持淡定。这是善意测谎与敌意测谎的区别。如果对象是一个有所准备的老练伪君子，那善意测谎纯粹是浪费纸张。

        副局长要求的重点，是对个人资产状况进行一次检查。他们不知道，经过吵吵闹闹的离婚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穷困潦倒，几近绝望，但在一年前再婚时，他手头阔绰，大把花钱，那全都是1985年4月以后积存起来的。

        反对副局长观点的首要人物是肯·马尔格卢。他提醒说，当初詹姆斯·安格尔顿频繁审查忠诚的情报官，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他指出，检查私人资产是严重侵犯隐私，也是违反民权的。

        冈特反驳说，在安格尔顿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在短短六个月内突然损失十二名间谍的情况。安格尔顿那时的调查是基于他自己疑神疑鬼的偏执病，而1986年中情局的现实问题是出了大乱子。

        最后，鹰派失败了，民权派胜利了。对四十一个人进行“严格”审查的提议遭到了否决。

        巴维尔·沃尔斯基巡官叹了一口气，因为又有一份案卷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一年前，他是有组织犯罪处的上士警官，工作很开心，至少有机会去袭击黑社会的仓库，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在把罚没的奢侈品上缴国库之前，一个聪明的警官会给自己留下一部分，并因此生活得有滋有润。

        但他老婆想当刑侦警官夫人，因此，他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把握住，随后努力争取升职，最后被调到了刑侦处。

        他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会被分配去“无名氏”科室工作。看着眼前潮水般涌进来的案卷，他常常希望能够回到沙波罗夫斯卡大街的有组织犯罪处去工作。

        被害人身份不明大都是有原因的。在抢劫案中，钱包被劫后，受害人丢了钱、信用卡、家庭照片，以及记载了持有人照片和重要信息的身份证。当然，他还丢了命，要不然他就不会躺在停尸室冰冷的石板上了。

        如果死者是良好公民，其钱包值得抢劫，那么他通常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他的家人会去失踪人员部门报告，那里每周都要挂出一批受害人的照片，往往能够找到与之相符的。然后，哭哭啼啼的死者家属就会被告知去哪里辨认和收尸。

        在那些并非以抢劫为目的的案子中，尸体的衣服口袋里通常还留有身份证件，这类案件就不会转到沃尔斯基这里来了。

        流浪汉的卷宗也不会送到他这里来。流浪汉都把身份证扔掉了，因为身份证会透露他们来自何处，他们不想让民警把他们收容后遣送回老家，但由于严寒或酗酒，他们还是在大街上死去。沃尔斯基只处理某些受害人身份不明的凶杀案件。他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很独特，但无关紧要。

        8月4日放在他面前的这份案卷有点不同寻常。杀人的动机几乎不可能是抢劫。他从西区警察分局的现场报告中得知，尸体是由一个采蘑菇的人发现的，躺在恰好是莫斯科界内的明斯克公路旁边的树林里，离公路有一百码距离，不会是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随身物品相当寒碜。死者的穿着（由下而上）：鞋子，廉价的塑料制品，鞋跟处已开裂；袜子，商店购买的便宜货，沾满了污垢；短裤，也一样；长裤，单薄，黑色，油腻；皮带，塑料的，用旧了。就这么多。没有衬衣、领带或西装。只在附近发现了一件大衣，像是以前的旧军大衣，五十年前的，相当旧了。

        案卷的末尾有一段简短的描述。口袋里没有东西，一无所有。没有手表，没有戒指，也没有其他个人用品。

        沃尔斯基去看现场拍摄的照片。有人已经仁慈地合上了死者的眼皮，一张脸瘦瘦的，留有胡茬，年纪也许有六十五六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形容枯槁——可以这么描述，这也是他死去前的模样。

        可怜的老家伙，沃尔斯基心想，我敢肯定，没有人会认为你有钱而来杀你。他转向尸检报告。看过几段文字后，他掐灭香烟，发出了咒骂。

        “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来书写呢？”他不止一次地对着墙壁发问。全都是裂伤和挫伤，意思应该是伤口和青肿吧，他心里想。

        看完这份术语连篇的报告后，他有几处迷惑不解。他查看了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正式印鉴，拨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他很幸运。库兹明教授在办公室里。

        “是库兹明教授吗？”他问道。

        “是啊。您哪位？”

        “沃尔斯基警官，刑侦处的。我在看你的报告呢。”

        “哦，好的。”

        “我能坦率地说几句吗，教授？”

        “说吧。”

        “就是……有些词语难以理解。你写道，两条上臂都有严重青肿。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作为法医，我只能说这是严重挫伤。但私下里我可以告诉你，这伤痕是由人的手指头留下的。”

        “有人抓伤了他？”

        “这意味着他是被人架起来的，警官。在他遭殴打的时候，有两个壮汉抓着他。”

        “那么，这一切全都是人力所为，没有动用什么器械？”

        “假如他的头部和腿部伤势相同，我会说，他是从直升机里掉到水泥地上的，而且飞行高度不低。不过，不是这样，遭地面和卡车撞击会伤及头部和腿部。不，他身体的前后两面，从颈部到臀部之间，遭受过坚硬钝器的多次反复打击。”

        “死亡的原因……是窒息？”

        “这正是我所说的，警官。”

        “请原谅，他被打成了肉泥，却死于窒息？”

        库兹明叹了一口气。

        “他的所有肋骨都被打断了，只剩下一根完好的，有些肋骨断了几处。有两根断裂后刺进了肺叶，致使肺部的血液进入气管，造成了窒息。”

        “你的意思是，他是被喉咙里的血液呛死的？”

        “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对不起，我是这里新来的。”

        “我肚子饿了，”教授说，“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再见，警官。”

        沃尔斯基又看了一遍报告。那么，这个老头是被打死的。这里都说是“黑社会犯罪”，可是黑帮人物通常要比他年轻。他肯定是得罪了黑手党的人。即使不是死于窒息，他也会活活痛死。

        那么，这些杀手想要什么呢？消息？用不着这样，他就会把他们想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吧？是惩罚，杀鸡儆猴，还是虐待狂？也许这三者都有。但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和流浪汉差不多的老头，究竟拥有什么东西，让黑帮头目这么急于得到？或者，他是不是对黑帮头目做了什么，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沃尔斯基在“身份辨认标记”下面发现了一个情况。教授是这样写的：“身上没有任何物品，但嘴里的两颗门牙和一颗犬牙全都是不锈钢的，显然是部队牙医敷衍了事的结果。”意思是，这个人前部的牙齿里有三颗钢牙。

        法医的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沃尔斯基。现在是午饭时间了，他已经与刑侦处的一位朋友约好一起吃饭。他站起来锁上这个简陋的办公室后就离开了。

        索洛明上校的来信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他已经通过莫斯科的死信箱投递了三次情报，现在想与管理员杰森·蒙克重见一面。由于他没有机会离开苏联，所以见面只能安排在苏联的领土上。

        收到这样的建议后，任何情报机构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怀疑，他们的间谍已经被捕，是在逼迫下写了这封信的。

        但蒙克坚信，索洛明既不是傻瓜也不是懦夫。如果是被迫写这封信的，他会想方设法避免使用某个之前约定好了的单词，还会尽可能在文中插入另一个单词。即使是被迫的，他也还是有可能做到其中一点。他从莫斯科发来的信中包含了应该出现的单词，没有不应该出现的单词。换句话说，这封信应该是真实的。

        哈利·冈特早就与蒙克达成共识，莫斯科到处都是克格勃特工和盯梢员，去那里风险很大。如果是短期的外交职务，苏联外交部还是会要了解详情，并转交克格勃第二总局核查。即使乔装打扮，在逗留期间，蒙克也会一直受到监视，想要安全地与国防部副部长的副官会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索洛明都不会提出那样的建议。

        索洛明说，他将在9月下旬休假，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个奖励——去黑海度假胜地古尔祖夫的假日公寓度假。

        蒙克查了一下，那是克里米亚半岛海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是著名的部队度假胜地。当地还有国防部的一家大医院，负伤或生病的军官可在那里的阳光下疗养并恢复健康。

        蒙克去咨询了在美国居住的两名前苏联军官，他们都没去过古尔祖夫，但都听说过。那儿从前是一个美丽的渔村，契诃夫曾居住在海滨的别墅里，从雅尔塔到那里的海边，坐公交车五十分钟，出租车二十五分钟。

        蒙克转而去研究雅尔塔。从许多方面来说，苏联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按照现有的路线坐飞机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空中航线首先要到莫斯科，然后转机到基辅，再转机敖德萨，然后到雅尔塔。外国游客不可能那样飞过去，外国游客没有理由要去雅尔塔。那里是苏联人的度假胜地，要是一个外国人孤身出现在那里，就会显得与众不同，非常引人注目。蒙克去查看水路，然后有了主意。

        由于需要外汇硬通货，苏联政府允许黑海航运公司经营地中海的海上旅游业务。虽然船员都是苏联人，其中也不乏克格勃密探（这是肯定的），但游客大都是西方人。

        由于这种旅游价格低廉，旅游团体的游客主要是学生、学术界人士和年长的公民。1986年夏天时，有三艘邮船从事这条旅游航线：“立陶宛”号、“拉脱维亚”号和“亚美尼亚”号。从船期表上看，9月份的旅游船是“亚美尼亚”号。

        根据黑海航运公司伦敦代理提供的船期信息，“亚美尼亚”号将离开敖德萨，前往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基本上是空载的。离开希腊后，船会向西航行，驶往西班牙巴塞罗那，接着调头经过马赛、那不勒斯、马耳他和伊斯坦布尔，然后进入黑海，去过保加利亚海港瓦尔纳后，驶向雅尔塔，最后返回敖德萨。大部分西方乘客是从巴塞罗那、马赛和那不勒斯登船的。

        7月底，在英国安全局的协助下，他们在苏联黑海航运公司的伦敦代理那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渗入行动，出入都没留下痕迹。“亚美尼亚”号在伦敦订舱的记录都被拍摄下来了。

        研究过这些订票游客后，他发现其中一些团体票是美苏友好协会的六个成员预订的。在美国，这些人的情况都已被审查过。他们都是中年人，诚恳又天真，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他们都居住在美国东北部地区。

        8月初，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诺曼·凯尔森教授加入该协会，并申请参加文化交流。由此，他获悉协会将组织一次乘坐“亚美尼亚”号的旅游活动，将在马赛上船。他申请之后，成为了该旅游团的第七名成员。苏联国际旅行社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增订了一张船票。

        这位诺曼·凯尔森实际上是前中情局的档案管理员，他已退休，住在圣安东尼奥，外貌很像杰森·蒙克，只是年纪比杰森大了十五岁。不过，这种差距可以用灰白色的染发剂，外加一副茶色眼镜来弥补。

        8月中旬，蒙克答复索洛明，说他的朋友将在雅尔塔植物园的十字转门处等他。植物园是雅尔塔一个著名地标，位于城外，是在海边去古尔祖夫路上的三分之一处。那位朋友将于9月27日和28日中午在那里等待。

        沃尔斯基警官约的午餐饭局要迟到了。在彼得罗夫卡这栋灰色的莫斯科民警总局办公大楼的走廊里，他快步走了过去。他的朋友不在办公室，于是他去会议室找，发现他正与一些同事在谈话聊天。

        “对不起，我来晚了。”沃尔斯基说。

        “没事，我们走吧。”

        两个人靠工资到外面吃饭不成问题，但民警局办了一个价格便宜的食堂，可以用饭票去吃上一顿不错的午饭。两人转身向门口走去，门内有一块告示牌。沃尔斯基看了一眼，停住了脚步。

        “走吧，”他的朋友说，“再晚就订不到餐桌了。”

        “告诉我，”当他们在饭桌旁坐定，每个人面前都放上了一盘炖肉和一杯啤酒后，沃尔斯基对这位朋友说，“会议室……”

        “会议室怎么啦？”

        “那块告示牌，门里边的。上面有一张画像，类似炭笔画。画着一个老家伙，有几颗滑稽的牙齿。那是怎么回事？”

        “哦，那个呀，”诺维科夫警官说，“是我们要找的一位神秘的人物。显然，英国使馆一名女职员的公寓闯进了两个窃贼，他们什么也没偷，但把房间翻得一塌糊涂。被她撞见后，他们把她打昏了。但她看清了其中一个人。”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约是两周之前，也许有三周了。反正啊，因为这事，英国使馆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外交部很恼火，转而向内务部投诉。内务部火冒三丈，要求刑侦处盗窃科找到嫌疑人，尽快破案。有人画了一张画。你知道契尔诺夫吗？不知道？他是刑侦处的大侦探。因为这个案子关系到前途，他屁股着火了似的到处奔波，但还是没能侦破。他甚至跑来我们这里，贴上了嫌疑人的画像。”

        “有什么线索吗？”沃尔斯基问道。

        “没有。契尔诺夫不知道嫌疑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每次来食堂，总是发现这个炖肉肥肉多、瘦肉少。”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在哪里。”沃尔斯基说道，诺维科夫把正往嘴边送的啤酒杯举在了半空中。

        “操，在哪里？”

        “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石板上。他的案卷是今天上午送过来的，身份不明，大约一周前在西边的林子里被发现。他是被打死的，没有身份证。”

        “嗯，你最好去告诉契尔诺夫，他肯定会很感激你的。”

        诺维科夫警官继续吃着盘子里的炖肉，他做事考虑周到。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带着老婆在7月22日就抵达不朽城（即罗马），到新岗位报到上任。虽然在外语学校参加了八个月的语言强化培训，但他的意大利语学得很一般，谈不上优秀。与蒙克不同，他没有外语的天赋。

        发了横财之后，他的生活比以往好了很多，但罗马情报站的同事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去年4月以前的生活方式。

        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埃姆斯经常酗酒，工作业绩落后。这似乎并没有使他的同事们担忧，更不用说苏联人了。像过去在兰利时那样，他把办公室里的大量秘密情报装进购物袋，带着这些东西信步走出使馆，去交给克格勃。

        8月份，他的克格勃新管理员从莫斯科前来与他会面。与在华盛顿的安德罗索夫不同，这位管理员不在罗马居住。需要会面时，他就从莫斯科飞过来。在罗马，麻烦要比在美国少得多。新管理员弗拉基，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K分局的弗拉基米尔·梅楚拉耶夫上校。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埃姆斯就想对克格勃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抓捕了被他出卖的所有间谍，使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但弗拉基先表态了。他对这个草率的举动表示道歉，解释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驳回了他们的所有提议。然后他就谈起了正事，即他此次来罗马的目的。

        “我们有一个问题，亲爱的里克，”他说，“你带给我们的情报数量很大，而且价值很高。其中的亮点，是你提供的中情局间谍管理员的简介和照片，就是那些操纵着苏联内部间谍的高级管理员们。”

        埃姆斯纳闷了，努力想从酒精的迷糊中清醒过来。

        “是的，有问题吗？”他问道。

        “没有问题，只是疑惑。”梅楚拉耶夫说完，随后拿出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

        “这个人，叫杰森·蒙克对吗？”

        “对啊，是他。”

        “你在报告中把他描述为中情局苏联东欧处‘未来的明星’。我们推测，你的意思是，他管理着苏联境内的一个或两个间谍。”

        “我们内部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是我离开美国前最后了解到的情况。你们应该已经抓住了他管理的间谍。”

        “哦，亲爱的里克，这就是问题。你好心透露给我们的所有叛徒，现在我们已查明、逮捕并且……谈话了。他们每一个都，我该怎么说呢……”这个苏联人回想起在审讯室里所看到的那些人，在审讯官格里辛介绍了他独特的要求对方配合的手段后，他们都吓得颤抖不已。

        “他们都很真诚，都很坦白，极为合作。每个人都告诉了我们，谁是他的管理员，有些案子有好几个管理员。但是，都没有杰森·蒙克，一个也没有。当然，他有可能使用了假名，这是常有的事情。但这张照片，里克，没人认出这张照片。现在你理解我的问题了吗？蒙克在管理什么人？他们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他们肯定是在三零一号档案里。”

        “亲爱的里克，我们也不明白，因为他们没在这个档案里。”

        会面结束前，埃姆斯得到了一大笔钱和一份任务清单。他在罗马工作了三年，把能出卖的一切全都出卖了，这其中包括大量的机密和绝密文件，以及另外四个苏联以外的东欧集团国家间谍。如今的首要任务很明确、很简单：返回华盛顿后——或者最好在此之前，查明蒙克管理着苏联境内的哪些人。

        当诺维科夫和沃尔斯基警官在民警局总部的食堂里一起吃饭并交换消息时，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在召开一次全会。

        自从夏天休会之后，俄罗斯议会重新召集会议花了一定的时间，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许多代表需要不远万里赶来参加宪法的辩论。但这场辩论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关于宪法的修改议题。

        根据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切尔卡索夫总统意外去世后，由总理暂时接替总统执政，为期三个月。

        伊凡·马尔科夫总理已经接任了临时总统，但许多专家提醒他注意：俄罗斯总统大选预定在2000年6月举行，如果提前到1999年10月，则有可能造成混乱，甚至大乱。因此，杜马的提议是对宪法章程进行一次性的修改，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长三个月，并把2000年的总统大选从6月份提前到1月份。

        杜马（Duma）这个单词源自俄语动词“dumat”，意思是思考或思虑，因此，议会应该是“思考的地方”。许多观察家感觉到，比起思考、思虑的地方，俄罗斯杜马更像是大喊大叫的地方。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杜马的讨论确实符合大喊大叫这样的描述。

        讨论持续了一整天，在热情特别高涨的时候，主持人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大声嚷嚷着维持秩序，一度还威胁说要暂停议会讨论，等待进一步通知。

        两名代表互相谩骂，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命令他们退场，他们随后发展到了拳脚相向的地步，这一切都被电视摄像机拍了下来，最后，他们被驱逐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这两个人因为观点截然不同，在人行道上即席召开了各自的记者招待会，进而演变成人行道上的互相斗殴，最终被警察驱散。

        在议会大厦内部，由于不堪重负，空调已经趴下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排名第三的民主国家，汗流浃背的杜马代表在大喊大叫、大声咒骂，他们的立场已经很明显了。

        爱国力量联盟遵照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指示，坚持按照宪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在切尔卡索夫总统去世三个月后，即1999年10月份，举行总统选举。他们的策略显而易见。到目前为止的民意测验表明，爱国力量联盟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提前九个月举行大选，他们就能够获取国家最高权力。

        苏联新共产党和民主联盟的改革派这一次统一了意见。这两个党派在民意测验中都落后了，他们需要时间来恢复地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为提前选举做好准备。

        这场辩论——或者说是喊叫竞赛，一直闹哄哄地进行到太阳下山。这时候，声嘶力竭的主持人终于总结说，各种意见都已经听够了，可以开始表决。左翼和中间分子联合起来击败了右翼，提议通过了。2000年6月的总统大选，提前到了2000年的1月16日。

        一个小时之内，投票结果就由国家电视台作为头号新闻向全国播报了。首都各国使馆内灯火通明，都在加班加点，各国大使发往他们本国政府的加密电报如潮水般涌出莫斯科。

        因为英国使馆的所有员工也都在加班工作，所以格雷西·菲尔兹在他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候，他接到了诺维科夫警官打来的一个电话。

        出租车离开雅尔塔，在沿海公路上隆隆响着朝东北方向行驶。天气有点热，但车内没有空调，后排座位上的美国乘客摇下车窗，让来自黑海的凉爽空气吹进车窗。他向车身一侧靠过去，张望司机脑袋上方的后视镜。后面似乎没有当地契卡车辆的跟踪。

        从马赛出发，经过那不勒斯、马耳他和伊斯坦布尔，航程很长，很乏味，但还能够忍受。蒙克扮演的角色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头发灰白，戴着有色眼镜，表现得彬彬有礼，好像是一位退休的学者在参加暑假乘船旅游。

        船上的美国同胞都认为，他与他们一样都真诚地相信，世界和平的唯一希望是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相互加强了解。游客中有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大龄单身女教师，她被这个得克萨斯人的奇特礼仪感动了，每当他们在甲板上相遇，他总是为她拉开一把椅子，请她入座，而且总是要抬一下他那顶低冠牛仔帽以示敬意。

        在保加利亚港口瓦尔纳，蒙克没有上岸，说是要享受一下阳光。但在邮轮到访的所有其他港口，他都陪同五个西方国家的游客一起参观了多处遗址。

        在雅尔塔，他生平第一次踏上了苏联的领土，他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听说过许多传言，但情况要比他预计的更为宽松。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亚美尼亚”号是港内唯一的旅游船，但还有十多艘来自苏联以外的货船，外国船员们都可以上岸游览。

        邮轮上的游客自离开瓦尔纳后就被圈在了船上，此刻，他们像小鸟冲出牢笼一般奔下舷梯，码头上的两名苏联移民局官员只看了一眼他们的护照，便点头示意他们通过。凯尔森教授因其穿着打扮特别，使得他们看了好几眼，但那是赞同和友善的眼光。

        蒙克不愿意以平平淡淡的面目出现，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使自己与众不同。他上身穿一件奶油色衬衫，打了一个丝带领结，用一只银制的领带夹扣住，搭配淡棕色的裤子和夹克，戴了一顶牛仔帽，脚上穿了一双牛仔靴。

        “噢，天哪，教授，你看上去真帅。”女老师说，“你跟我们一起坐缆车去山顶游览吗？”

        “不，女士，”蒙克回答，“我只想去码头上散散步，或许喝杯咖啡。”

        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们带上各自的团组，朝着不同的方向出发，留下了蒙克一个人。他步行走出港区，经过海运码头大楼进入市区。路上有许多人看着他，但大都露出了微笑。一个小男孩停住脚步，双手往两侧腰上一靠，做了一个想象中的双手快速拔出两支手枪的动作。蒙克捋了捋男孩的头发。

        他听说过，克里米亚地区的娱乐活动很单调，电视节目如同一潭死水，令人乏味，电影倒是很受欢迎。附近居民最喜爱的是政府允许观看的美国牛仔片，而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牛仔，甚至连高温下的一个无精打采的民警也在盯着他看，蒙克顶了一下帽子后，民警露出微笑，并朝他敬了个礼。过了一小时，在一家半露天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后，蒙克确信没被跟踪，于是在路边排队的几辆出租车里坐上一辆，要求去植物园。他手里拿着导览手册和地图，嘴里说着生硬的俄语，显然是刚从船上下来的一个游客。司机点点头，驾车出发了。著名的雅尔塔植物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前去参观游览。

        蒙克在植物园大门口下车，付了车钱。他用卢布支付，还另外加了五美元小费，并眨了眨眼。出租车司机露出微笑，点了点头，离去了。

        进口处的旋转栏杆前有一大群人，主要是苏联的学生和老师在搞教学实践活动。蒙克排在队伍里等待着，留心注意穿鲜亮西装的人，但没有看到。他买了门票，通过栅栏，发现有一个冰淇淋贩售亭。他走过去买了一个很大的香草味冰淇淋甜筒，找到一把隐蔽的公园凳子，坐下来开始舔冰淇淋。

        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坐到了凳子的另一头，拿出一份植物园平面布局图研究起来。在游览图后面，没有人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蒙克的嘴唇也在动，他在舔冰淇淋。

        “嘿，朋友，你好吗？”比奥特尔·索洛明问道。

        “很好。见到你就更好了，老朋友，”蒙克咕哝着，“告诉我，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们？”

        “没有，我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你没有被跟踪，我也没有。”

        “我们的人对你很满意，彼得。你提供的详情，能帮助加快冷战结束。”

        “我只想让那些杂种完蛋，”西伯利亚人说，“你的冰淇淋快化了，扔了吧，我再去买两个来。”

        蒙克把正在滴落的甜筒扔到附近的垃圾桶里。索洛明漫步走到冰淇淋货亭前，买了两个甜筒。他回来时，根据蒙克的手势，坐得更近了一些。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东西，是胶卷，夹在了我的地图册的封面里。等会我把它留在凳子上。”

        “谢谢你。可为什么不在莫斯科递交？我们的人起了疑心。”蒙克说。

        “因为还有更多情况，但必须口述。”

        他开始叙述1986年夏天在政治局和国防部发生的事情。蒙克的脸绷得紧紧的，以免自己不小心发出又长又低沉的口哨声。索洛明讲了半个小时。

        “是真的吗，彼得？最后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

        “跟我此刻坐在这儿一样真实。国防部长亲口确认的。”

        “这会改变许多事情。”蒙克说，“谢谢你，老猎手，可我得走了。”

        像与陌生人在公园的凳子上谈完话那样，蒙克伸出了手。索洛明惊奇地望着他。

        “这是什么？”

        这是一枚戒指。蒙克通常不戴戒指，但这是得克萨斯人的标志。在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人们大都戴着用绿宝石和天然银制作的纳瓦霍戒指。他看得出来，这位来自苏联滨海边疆区的乌德盖部落人很喜欢它。蒙克做了个动作，把戒指从自己手指上脱下来，交给了这个西伯利亚人。

        “给我的吗？”索洛明问道。

        他从来没有要过钱，蒙克想，如果给索洛明钱，他会反感的。从这位西伯利亚人的表情上看，这枚戒指要比酬金更重要，它的绿宝石和天然银产自新墨西哥山区，由犹特或纳瓦霍的银匠打造，价值一百美元。

        蒙克知道，在公共场合不能拥抱，于是他转身准备离开。他回头去看，彼得·索洛明已经把戒指戴到了左手小拇指上，正在欣赏。这是蒙克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东方猎手。

        “亚美尼亚”号驶入敖德萨港口，卸下了所有的乘客。海关检查了每一个箱包，但他们是在查找反苏的印刷品。蒙克已经得知，海关从来不对外国游客进行搜身，除非是由克格勃执勤，那只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蒙克把透明的微型胶片夹在两张膏药之间，粘在了一边的屁股上。他与其他美国人一起，合上自己的旅行箱，由国际旅行社的导游驱赶着通过各项检查，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第二天，在首都莫斯科，蒙克把货物交给了美国使馆，此后，该货物将通过使馆的外交包裹运回美国兰利。他自己则从莫斯科飞回了美国，有一份详细的报告在等着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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