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3年7月，陕北特委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全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点，将由秘密的地下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当时，陕北特委将受其直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游击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后在安定县又成立了八支队；延川县成立了九支队；清涧县成立了二支队；神木建起了三支队；吴堡县成立了四支队；绥德南区成立了五支队；佳县成立了六支队；府谷组建了七支队。其中的第一、八支队，后组建成红一团；三支队改编为红三团；以后二支队改编为红二团；此乃红二十七军的前身。此外各县还普遍组织了农民赤卫队。有了革命武装，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如火如茶，迅猛发展。

        1934年春，陕北形成了安定、清（涧）、绥（德）、神（木）和府（谷）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队伍和根据地的壮大发展，动摇了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

        1934年4月初，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决定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加强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为扩编一个红军正规师而努力；成立陕北全区工农民主政府，扩展已有的游击根据地，逐步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4年5月，井岳秀为配合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调动了他的八十六师全部人马一万多人和陕北各县的民团，向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剿。6月，敌主力高双成旅4个团，集中于绥德、清涧、安定、横山一带；另一主力部队刘润民旅，集中于神木、府谷、佳县、吴堡一带。井岳秀效法蒋介石的堡垒政策，在其统治区内，大搞清乡活动，建立保甲制度，扶持地主民团，企图割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当时，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只有七八个支队，200余人，面对强大的敌人攻势，我军决定集中兵力，统一指挥。

        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宣告成立。谢子长以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兼任总指挥，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下辖一、二、五支队，共300余人。中旬，子长指挥第一、二、五支队，一举袭入安定县城，击溃守敌，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下旬，他又率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南下陕甘边，在南梁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7月25日他和刘志丹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以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率部于8月15日回到安定根据地。

        在谢子长“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正确指挥下，我根据地军民仅用10天时间，就彻底粉碎了井岳秀苦心经营的对我苏区的“围剿”。

        1934年8月中旬，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回师安定县后，通知瓦窑堡党组织派人取回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准备张贴在瓦窑堡城内，以宣传红军政策和战果，打击敌人气焰，鼓舞群众斗志。

        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比较危险的，一则因为红军游击队的军事压力，迫使瓦窑堡的守城敌军进一步加强了对红军游击队和城内地下党组织的防范。他们封锁了进出瓦窑堡的通路，严加盘查过往行人。二则时值盛夏，衣着单薄，要携带宣传品通过敌人的层层搜查是很困难的。

        在7人支委会上，大家都争抢着要去，我提出我去的有利条件；第一，可以探视姨母为由进出瓦窑堡，因她家靠近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在地；第二，我刚被敌人从监狱放回家，他们知我伤残在身，行动不便，放松了对我的注意；第三，做这样危险的工作，我已有一定的经验。我终于说服了刘昌汉、郝正连等支委会成员，同意由我去执行这次任务，其他同志分别去做其它必要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一早，我头戴一顶夏天当地人普遍用的草帽，没经盘查出了瓦窑堡城门。下午回城时守城的敌军仔细搜查了我提的篮子、穿的单衣裤，连鞋都脱下来瞧了瞧，却根本没有在意我头顶的旧草帽——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就藏在里边。晚上，其他人按照事先分工，去秘密张贴布告，而我却在家中佯装称病，还特地请来了当地的“神汉”魏元娃，他装神弄鬼地闹腾到天亮。

        第二天，瓦窑堡到处张贴着红军传单，敌人十分惊恐。剿匪司令孙嗣权首先怀疑到我，把我作为头号“嫌疑犯”带到司令部。

        “李先生，你刚从狱中出来，还不安分守己，昨天又出城干什么去了？”

        “好长时间没见到姨母，去她家串了串门。”

        “你不在瓦窑堡那段时间，我们还清静些，咋你一回来，共产党的标语就多起来？你白天出城，晚上又去哪儿了？”

        “我回城时，守门卫兵把我里外上下搜查个遍，连姨母送的一筐鸡蛋都恨不能个个翻来看。晚上染了病，请人来家治了一宿。”

        他们派人从被窝里拖来“神汉”魏元娃，证明我所言不虚，只好先放我回去，但不准离开瓦窑堡。我没有回家，而是去河东姐姐家呆着，观察敌人动静。不久，他们果然派人去我家抓人。我立即召集了党组会，大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上一次我被敌人抓捕入狱，敌人没有达到目的，这一次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会议决定我立即转移，瓦窑堡的工作由刘昌汉等负责。

        我随即离开了瓦窑堡，当敌人再次闯入家中，向父亲要人时，我早已踏上征途。和敌人打过多次交道的老父，反过来向他们要人，敌人只得悻悻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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