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有五年之隔，儒里赵村的那片废墟，已不像我第一次来时那么触目惊心。茅草和蒿莱长得很高，把那些乱砖碎瓦遮盖得严严实实。野生的南瓜藤爬满了断墙残垣，杂以野菊、牵牛和蒲公英，远远望去，一派明亮斑斓的绿意，直逼人的眼。村前的那条填了一半的池塘，也变得清亮明澈，芙蕖泛水，萍藻飘风，倒映着天上朵朵的云彩。随着邻近地区大规模的迁移，那些小动物，像野兔、野鸡和黄鼠狼，都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楼房驱赶到了这里——它们猛地从草丛中蹿出，往往吓人一跳。我们甚至还在柏生家倒塌的鸡窝边发现了一只刺猬。如果你不知道这里原先有一座人烟稠密的村庄，乍一看，还真有点同彬所啧啧赞叹的世外桃源般的野趣。

        同彬将这一切归因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修复力，可在我看来，真正的魔术师，正是雨后湛蓝如洗的天空。天空的清澈和明丽，使得大地上的一切丑陋和粗率都可以忽略不计。一朵朵云翳悬停在碧空中，投下它那静谧的阴影；清风在旷野里横吹，树摇草偃；不杂一丝尘滓的阳光，不论照到哪里，都反射出绮丽、清澈的亮色，就连更生家的那堵没有完全推倒的土墙，光影掠过时，看上去都显得那么珊珊可爱。

        同彬在他祖父赵锡光的大院中逡巡良久。他想从遍地的野花中找到哪怕一株罂粟花，没能如愿。我们两个人坐在腰门前的石阶上抽了一支烟。同彬就跟我说起了他祖母冯金宝的一段往事。

        有一天，同彬去奶奶屋里玩耍，无意中发现她梳头盒中有一枚磨得锃亮的铜板。这是一枚她用来刮痧的铜钱。同彬偷偷地将这枚铜板拿去换了麦芽糖，吃到了肚子里。第二天，他又去了奶奶屋。他吃惊地发现，梳头盒里又有了一枚新铜板。趁奶奶不注意，同彬再次将铜板装入了兜。第三天，当新铜板又在梳妆盒中出现时，同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显然，祖母已经知道他偷了铜板，而且，她正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自己的孙子默默较劲。当然，他也知道，祖母佯装不知、不动声色的无言，实际上包含着的潜台词：

        我倒要看看，你偷到什么时候为止！

        这样一来，他与祖母之间的角力，随之变成了自己与自己的搏斗。道理很简单，他每偷一次铜板，都是在挥霍乃至践踏奶奶对自己无边的爱怜和期望。他睡在床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奶奶无声地向他摇头。渐渐地，吃到嘴里的麦芽糖，开始变得索然无味。当同彬偷到第六枚铜板时，决定终止这个残酷的游戏。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奶奶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这是他们祖孙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可同彬说，他从这个秘密中受到的教育，远比从祖父那获得的无数箴言都要深刻得多。

        说到这里，同彬的眼圈就红了，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噎。经过这么多年的世事变幻，那个我一直不太喜欢的小脚老太太，似乎忽然在我眼前变得慈祥可亲起来。

        最后，我们去了王曼卿的花园。

        唐文宽和王曼卿举家迁往江都之后，这座院宅由渔佬柏生接手。两年之后，柏生又将它转卖给了宝亮。宝亮为了在拆迁中多要一些赔偿费，在花园里连夜加盖了一处厂房。这座花园几经易手，早已不复旧观，时移物换，环睹萧然。同彬站在当年曼卿为他翻眼皮的那处墙根下，目光追逐着一只黑翅的大蛱蝶，看着它在瓦砾堆上翩然翻飞，神情漠然，若有所思。我提醒他，时候不早了，不如去新田转转，同彬这才回过神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我笑道：

        “说句真心话，我后来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包括两个莉莉，没有一个及得上曼卿的一个零头。”

        儒里赵村决定拆迁的那阵子，得到消息的村民们连夜在新田里栽种果树和茶树，巴望着日后跟赵礼平谈判赔偿款时，手里能够多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如今，这些梨树、桃树和杏树长得一人多高，蔚然成林，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田埂上移栽的那一畦畦茶树，也都抽出了一丛丛的新叶，可惜无人前来采摘。同彬摘下一颗毛桃尝了尝，说又酸又涩。我们小心翼翼地拨开横七竖八的树枝，在茂密的果林中穿行。风从头顶上呼呼刮过，除了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泄水般的车流声，四下里一片寂静。

        同彬忽然转过身来望着我，诧异道：“既然他们费了半天的劲，把整个村庄都拆掉了，这么多年来，这块地方怎么也没派上用场，不管不问，任其抛荒？”

        其实，我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赵礼平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他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我还听说，当地政府的负债也已经超过千亿元之巨，“这块地，也许还得一直这样荒下去。”

        提到赵礼平，同彬告诉我，他们曾在北京的一个订货会上见过面。也许是久未谋面的缘故，同彬当时心头一热，把“打死我也不搭理他”这样的誓言丢到了九霄云外，远远地叫了礼平一声。赵礼平似乎没听见，他没回头。于是同彬又叫了一声。赵礼平终于止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一脸恼怒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叫？就像我不认得你似的。”随后，“他连手都没跟我握，就在一帮小喽啰的簇拥下走了。那么，他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认出我是谁了呢，还是没认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帮他做出判断。这就是赵礼平。他的那点心思，你永远猜不透。

        我们从果林里钻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便通庵仍在原来的地方。这座孤零零的破庙远离村庄，虽然看上去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却从当年大规模的拆迁中得以幸存。门前的那片池塘还是从前的样子，四周长着菖蒲和芦苇，一片油绿。池塘的一角甚至还可以看见几团荷叶，荷花杆高出水面之上，迎风摇曳，含苞欲放。便通庵往西，是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那是大队当年的养猪场。墙上用白漆刷出来的“农业学大寨”五个字，在残存的夕照中依然清晰可辨。由猪舍再往西，就可以看到高定邦当年提议开挖的那条水渠。水渠两侧的大堤上，各栽着两排塔松，越过蓊蓊郁郁的松树的树冠，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城镇以及高速公路上矗立的广告牌。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随着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在村里落了户，便通庵被改建成了一个四间的瓦房——三间宿舍，一间灶屋，外加一个简易厕所。

        灶屋的屋顶坍塌了一块，灶台上落满了树叶和碎瓦，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完好无损。透过朝北的窗户，可以看见冷杉林中蜿蜒东去的金鞭湾，它绕过远处村舍的废墟，一直通往长江边的衰草连天的船坞码头。

        付瑞香曾经住过的宿舍墙上，贴满了当年的《新华日报》。朝南的窗台上，搁着一盘蚊香，一包火柴，都积满了灰尘。原先搁床的地方，留下了两摞青砖，床板早已不知了去向。地上厚厚的尘土和纸屑中，还能隐约看见一只绿色的塑料凉鞋。同彬站在窗前，对着墙上的一张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社论，看得津津有味。他见我进屋，转过身来，朝我诡异地笑了笑，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也对小付害过一阵子相思病，“毕竟是城里来的姑娘，一举一动都让人看着眼热。她穿着雪白的衬衫，草绿色肥大的军裤，那样子，我怎么也没看够。”

        最西面的一间房被杂草封住了门，里边堆满了锈迹斑斑的农具。钉耙、锄头、铁锨、洋锹、连枷，一应俱全。墙角甚至还搁着一摞草帽和斗笠，不过早已烂成了灰。

        我们出了门，来到了屋前的一个井台边上。我忽然对同彬感慨说：“要是春琴不肯去南京，我和她在这座破庙里住几年也挺好，连锅灶都是现成的。”

        同彬正探身朝井里丢下一块石子，来探测井水的深度。他抬头白了我一眼，盯着我看了很久，仿佛在想着什么心思，目光中尽是疑惑和茫然。随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了句“我去转转”，就走开了。

        我坐在井台边的一块石头上抽烟。

        同彬没头没脑地绕着便通庵转了两圈，随后，他嘴里哼着小曲，径自往西去了，慢慢融入了愈加浓重的黑暗中。

        等到月亮升起来，我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养猪场的荒草丛中，徘徊于金鞭湾排灌站的水闸上，隐现于黑黢黢的松林之间。就这样，他在阒寂无人的野地里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闯。只有当他点烟的时候，我才能看见他那张兴奋的脸。可说实话，我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表现得这么激动。最后，在溶溶的月色中，他独自一人，沿着那条荒废的水渠，渐渐走远了。

        大约七八分钟之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他那高亢而沙哑的歌声。

        晚上九点半，当我和同彬回到朱方镇中心医院时，他的嘴里还在哼着这首歌。春琴已经醒了。新丰莉莉正在床边给她喂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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