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患矛盾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对医学的局限性缺乏共识。

        医学在19尤其20世纪获得了巨大进步。从内科看，自古以来，微生物（细菌、病毒）感染性疾病曾是致死的主要原因，由于磺胺类药物、抗生素和抗病毒剂（疫苗）的发明，使得这类疾病的多数得到了控制，其中杀伤力最大的鼠疫、天花、麻疹、伤寒、结核、白喉、脑膜炎等已基本绝迹。从外科看，外科在欧洲曾经是理发匠的手艺，一直用刀、锯子做手术，用烙铁止血和防止感染，由于麻醉、消毒、无菌技术的发明，外科才真正成为医学。医学进步的最有力证据是全球人均寿命极大地增加。

        但是，医学在进步的同时也凸现了其局限性。首先，细菌会对抗生素产生抵抗力，抗生素本身也会对机体造成损害。其次，新微生物的出现，导致诸如艾滋病、埃博拉等新的感染性疾病流行，迄今尚未研制出有效的抗病毒剂。再次，癌症、心血管疾病、器官衰竭、老年性痴呆等退化性疾病，以前因为人均寿命短而未及显露，现在已取代感染性疾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

        当然，医学还会继续进步，某些今天不可治的绝症，有一天也许会被医学攻克。但是，上帝永远会给医学出难题，把新的不治之症撒向人间。人终有一死，规定了医学的根本局限性，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医学不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让人免于最终必然到来的死亡。人们常说医学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其实救死是暂时的、有限的，不是永远的、无限的。死亡会以不同方式降临，而疾病是最普遍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退化性疾病是死亡的一种基本形式，医学只能延缓其进程，不能根治。可以断言，医学无论先进到什么程度，永远会存在它征服不了的疾病。应该据此来确定医学的边界和目标，就是治可治之病，对于不可治之病，则重点放在改善生命质量，而非苟延生命长度。医生和病患对此要达成共识。

        从医生这方面来说，不可有意无意地给病患制造医学万能的错觉，助长此种幻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原因可能是对病患及家属的同情，可能是职业的虚荣心，而最应警惕的是出于获利的动机，肆意扩张医学的边界。后者具体表现在：一、过度诊查和过度治疗，造成医源性伤害。相当数量的癌症病人很可能是提前死于化疗之类所造成的医源性伤害。事实上，和一般家庭相比，医生及家属服药最少，在疾病不可治的情形下也最能明智地放弃过度治疗。二、把生活医学化，正常的生理过程例如生、老、死、女人的怀孕和分娩皆被视为病，被置于医生的控制之下。三、在诊治上独断专行，病患完全没有发言权。治病是病患最切身之事，有权了解可供选择的不同方案并表达意见，如果不可救治，有权了解实情并做好精神准备。

        从病患这方面说，也要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破除医学万能的幻想。病患抱有此种幻想，一是因为对医学无知，二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有很深的生死迷惑，即使大限临头仍盲目地拒绝死亡，这种精神状态导致相当一些病患和家属宁愿高估医学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医治失败后对医生的苛责和愤恨。

        鉴于医学的局限性，我们今天有必要调整对医学的性质的认识。古代医学是哲学，希波克拉底、盖伦、阿维森纳同时是哲学家，并主张医生必须学习哲学，中也是易经在医学上的运用。其特点是整体论，强调人与自然是整体，人体是整体，身与心是整体，疾病源于三者的失调，治疗则力求恢复其协调，所面对的是整体的人而非单一的疾病。现代医学是科学，力求通过各种技术精确地确定疾病的病理，制订治疗方案，其利是能够比较有效地治疗许多单一的疾病，其弊是丧失了整体观。应该恢复医学的哲学品格，在充分发挥现代医学科学的优点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病人的整体状况包括精神状况，把病患当作整体的人，确立以患者整体生命质量和心理感受为中心的治疗目标。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已是医界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缓解，总是去安慰。”我认为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医学无论多么进步，始终存在不能治愈只能缓解的疾病，而疾病无论可治不可治，安慰是永远需要的。安慰，即医患之间人性化的交流和合作关系，能够使可治之病的治疗效果更好，也使不治之病人获得最后的尊严。

        （本文为8月16日在中国医院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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