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先生的父亲临终前有此一问，此问始终盘旋在梁先生的心头。二十多年前，他对人性有信心，回答是乐观的。那是1988年，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是乐观的。经历了其后的一系列变化，今天选择乐观回答的人恐怕会少许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当今国人的道德状况令人沮丧，官员的腐败，商人的黑心，普通民众中对生命冷漠的事例，等等，使人们对人性失去了信心。原因何在，是人性真的变了吗？我的看法是，第一，基本人性不会变，不要说二十几年，几千年也没有什么变化；第二，道德的基础在人性中，道德出问题不是因为人性变了，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人性。

        当然，什么是人性，这是一个争不清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说法比较靠谱，都涉及人性中的道德基础问题。

        第一个说法是，作为生命，人有利己本能，但也能推己及人设想和理解别人的相同本能，这就是同情心，而同情心是道德的基础。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在同情心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道德，一是正义，就是不能损人，对于损人的行为要制止，二是仁慈，就是还要助人。人性中本来就有同情心，但它是从利己本能派生出来的，相当脆弱。无论利己本能被压抑，得不到合理满足，还是利己本能膨胀，越过了边界，都不会有同情心。所以，要让同情心生长得好，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其实质是保护合理的利己、惩罚越界的损人，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社会秩序就是法治。

        柏拉图曾经借格劳孔之口一个故事。有一个牧羊人捡到一枚宝石戒指，可以使他隐身，他就靠隐身术勾引了王后，杀掉了国王，霸占了王国。格劳孔得出结论说，如果能够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世界上就不会有正义的人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人有隐身术，必定天下大乱，人人自危。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可能达成契约，都不隐身，霍布斯就是这样来论证契约的起源的。最糟糕的是少数人有隐身术，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就会使没有隐身术的多数人没有安全感，却又无能为力。这就是人治，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法治就是要使任何人都不能有隐身术，造成一个人人有安全感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情心最容易生长。

        关于道德的基础的第二个说法是，人不只是生命，更是精神性存在，精神性是人的本质。对于这个精神性有不同说法，柏拉图和基督教说是灵魂，亚里士多德说是理性，共同的是都认为它相当于人身上的神性，是人之为人的尊严之所在，而做人的尊严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样来看道德，实际上已经是信仰了，因为信仰的实质就是相信人的精神本质，精神生活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当然，真实的信仰是个人自觉的灵魂追求，应该是多元的。

        这就要谈到道德教育问题了。根据上述对道德基础的理解，我认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是两个，一是善良，即有同情心，二是高贵，即有做人的尊严。一个善良、高贵的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可是，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从中小学的德育课到社会上的道德宣传，有多少这样的内容？大多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人们对道德根本毫无概念，更坏的作用是导致虚伪，大家都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好人被逼成二重人格，坏人肆无忌惮地耍两面派，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劣的道德环境。所以，为了中国未来有一个干净的道德环境，要从孩子开始，回到人性来进行道德教育。

        总之，道德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在人性中有基础，但要把这个基础开发出来，必须靠法治和信仰。道德依赖他律和自律，法治强化了他律的力量，信仰提高了自律的觉悟。道德好比一个淑女，她的力量太单薄，需要法治做她的卫士，她的觉悟不够高，需要信仰做她的教师。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以保护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的法治社会，同时鼓励以个人灵魂追求为实质的多元的真实的信仰，那么，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会好的，这个世界会好的。不过，难就难在法治和信仰，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所以，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3月28日在凤凰视频中国思想雅集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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