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语

        不论做人，还是作文，我最看重的是真性情。在中国古典作家中，庄子是真性情的鼻祖。中古以降，把真性情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非苏轼莫属。苏轼是一个旷世奇才，他兼有赤子的率真，诗人的敏感，英雄的豪迈，智者的幽默，哲人的超然，这些品质荟集于他一身，真是造化的奇迹，中国文学的大幸。然而，从世俗的眼光看，他的一生可谓不幸，充满坎坷和苦难。在他的时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是做官，而他的率真使他在官场上到处碰壁，连遭贬谪。若问他是靠什么在人生困境中始终保持真性情，我们在本文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真性情之人，不但有诗人的心灵，热爱人生，富于生活情趣，还必须有哲人的胸怀，彻悟人生，能够超然物外。倘若没有后者，人就会受外部事物和外在遭遇的支配，患得患失，生活情趣便荡然无存了。超然未必是消极的出世，反而可以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你和你的人生保持一个距离，结果是更能欣赏人生的妙趣。

        

正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批注1：物有无可观，取决于观物之人的心灵品质。心灵贫乏之辈，眼中的世界也必然贫乏。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云：“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那些只知功利的忙人是看不见明月和竹柏的美的。唯有在心灵丰富的人眼中，世界才会呈现其丰富的美。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批注2：看世界的眼光有两种。一是出于物欲、占有欲，其实质是“游于物之内”，被物控制，结果是痛苦。这与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所见略同：无穷尽的物欲是痛苦的根源。二是审美，其实质是“游于物之外”，这与德国近代大哲康德所见略同：美感是排除了物欲的快感。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批注3：从富庶的杭州调任穷僻的密州，生活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人们都认为苏轼会不快乐，可是一年后，他不但胖了，而且白发也变黑了，原因是此地民风淳朴，与官民相处愉快，且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这样的生活更适合他的性情。可见超然的心态还有利于健康，正确的人生态度可以养生。

        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本文应光明日报出版社之约而写，收在《中国好文章》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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