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强　勇——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部司号员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陈绍清——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工兵连战士

        王用中——时为第十四军战地工作队战士

        张　涣——时为七十二师军医处战士

        

编导手记

        小时候看关于打仗的电影，印象中“好人”们似乎总是守在阵地上舒舒服服地打机枪，与此同时，“坏人”们却总是在开阔的地上抱头鼠窜，纷纷倒下。于是在平日游戏中，总是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抢当“好人”。看着被迫当“坏人”的伙伴们，在自己用嘴模拟的机枪声中纷纷倒下，那种感觉甚是痛快。稍微长大点才知道，原来这种打法叫做“伏击战”。一时间很是困惑，为什么“坏人”总是被“好人”打伏击？

        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伏击战”通常是以弱胜强时的最佳战术。守在阵地上打机枪的“好人”未必舒舒服服；同样，被伏击的“坏人”也未必抱头鼠窜。

        平型关大捷，一个中学历史考试经常喜欢考核的名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有些东西听的次数多了，难免会有些许逆反。我们这一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都是从一场大雨开始的。黑夜、暴雨、山洪，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哪儿，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唯一清楚的就是天亮后要去打仗，打鬼子。鬼子是什么？是日本兵。日本兵是什么样的？还是没人知道。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再有老兵们当年的疑问。关于平型关大捷，课本上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但在课堂上等着下课的学生们，你们真的了解这场战斗吗？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准确地点，其实并不在平型关？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的关系？可否有人知道，为了这场被誉为“抗战第一胜”的伏击战，我们的战士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几位老战士的叙述，既清晰又模糊。

        之所以说清晰，是因为老人对于战斗细节的准确记忆。

        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老人对于战略细节的朦胧印象。

        历史，也许本就如此。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换装命令。所谓的“换装”主要就是把红军本来的红五星帽子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子。时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的杨永松回忆：“大家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很多同志都不愿意换，但是要参加抗战，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对于换装，还有一些战士想不通，司号员强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换衣服，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非常不愿意换。”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朱德与各师师长带头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强勇跟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启程开赴前线。

        

短裤衩军队的伏击战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黄河风陵渡口迎来了一批穿着短裤衩的中国军队。

        据杨永松回忆，当时因为天气太热，领导允许战士们把长裤脱了，穿着短裤衩行军。

        穿着裤衩的部队经过风陵渡口过了黄河，然后到达火车站，乘火车开赴前线。当时一一五师乘坐的那列火车之前是用来运送马的车皮，车上又脏又臭，也没有来得及打扫就开走了。

        这支穿着短裤坐火车行军的部队正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队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虽然绝大部分官兵从未见过日本人，但大伙儿的士气仍然很高涨。

        当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红军获得了休整的机会，战士们又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训练，伙食也比过去好了，基本能吃上大米、白面。所以战士们无论是思想上、体力上都没有问题，士气很高。

        1937年9月初，日军开始向山西雁北地区进攻，接连攻陷广灵、灵丘、浑源等地。日军统帅部命令板垣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主力进攻长城防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退守平型关一线，平型关战役由此打响。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咽喉要道。在它的东北面，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位于平型关以北的老爷庙、小寨村一带是日军军需品运输的主要通道，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在平型关以北寻找战机伏击日军，从而减轻正面友军的压力。

        此时，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有两个多月，淞沪战场上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登陆，战局逐渐恶化，全国各条战线上，中国军队难求一胜。

        9月中旬，一一五师抵达山西灵丘、河北涞源一线，天气变得越来越坏，路也越来越难走。那一年，雨下得很大。由于地基软，路上有的地方陷下去，有的被垫高，还有的地方山上塌方把路给填住了。

        9月24日深夜，一一五师主力开始向平型关东北方向秘密转进。25日凌晨，雨还在下，司号员强勇正和战友们冒着大雨，踩着湿滑的山路强行军，但他们却只能以随身带着的土豆充饥。雨夜中的山路湿滑难走，突然间，大雨引发了山洪，几名战士失足摔倒，转眼间就被洪水卷走，消失在黑暗之中。大雨如注，河沟里的水哗哗地流。“那时我怎么办呢？我们团里面有马，我就拽着马尾巴过河。”这个细节，强勇记得非常清楚。

        凌晨时分，浑身湿透的强勇和战友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老爷庙。因为是半夜到达，强勇和战友们没有时间挖工事，于是就在山头上隐蔽着。与强勇一样，陈绍清与杨永松也都在各自的阵地上准备就绪。

        平型关以北的老爷庙附近的山沟里有一条马路，叫做乔沟，是日本车队的必经之路。从军事角度上看，乔沟的地形很好，一边高，一边低，很适合伏击。大雨中的黎明一片漆黑，但战士们都很清楚，他们今天将要在这里打一场埋伏。

        杨永松回忆说：“在山上等待进攻的时候，战士们全身都淋湿了，很冷，但是恶劣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士气，大家都知道，这是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雨渐渐停了，天色越来越亮，但日本人还不见踪影，从没和日本人打过仗的强勇开始着急了。没有人知道公路那一头的敌人究竟在干什么，更没有人知道即将进入伏击圈的会是怎样的对手，强勇和战友们只能继续等待。“一直到天亮，天都快要亮，拂晓了，他还没过来，大家有点着急了，就等啊。”强勇回忆着那天的情形。强勇和战友们埋伏的山上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山，他们最多就是搬几块石头挡一挡。所有人都小心地埋伏在那里，就等日军过来了。

        1937年9月25日5时30分，强勇和战友们已经埋伏了几个小时，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辆日军卡车。“等啊等啊！等那个汽车哗哗地开过来了，那个大洋马也来了，又是汽车，又是马车，哗哗地过来了，他趾高气扬很不在乎，就往里走。”强勇描绘着当时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进入伏击圈的这批日军分别是第二十一旅团辎重大队和第六兵站汽车队。两支日军辎重队连同随行的护卫队共有卡车近百部、骡马大车70余辆。由于雨后路滑，大车难以行动，日军纷纷下马推车，一时间道路上人喊马嘶，一片忙乱。

        上午9时30分，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下达战斗命令，几发信号弹在平型关上空炸响。“他就报告敌人全部进来了，林彪让咱们发出信号，发三个信号，最后是全面开始射击了，打了！”时为一一五师一名工兵连战士的陈绍清老人一边说一边把手一挥，仿佛又回到了70年前那场畅快淋漓的战斗中。司号员强勇对冲锋号的记忆尤其深刻：“那天首先发出信号弹，然后‘答滴滴——答答滴——滴滴’一吹冲锋号，营里和连里也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哇哇地喊着就冲上去了。”

        虽然战士们做了充分的埋伏和准备，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从未见过日本人，更不用说面对面地战斗了。这次的战斗，跟他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据日军文档记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子弹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步枪所配发的子弹还不到5发。所以，对于八路军战士来说，为了节省子弹，基本上打完三枪就要上刺刀冲锋，这一招在内战时期十分有效，但这一次的对手很不一样。日本兵都经过多年的训练，光是练习时就不知打过多少子弹；而中国兵呢，由于没那么多子弹，即使是打过很多仗的老兵也没多打过多少子弹，新兵就更没有什么经验了，他们平时就是瞄准，基本没有实弹射击过。相对来说，日本兵则是训练有素，射击技术很准，而且武士道精神都比较强。

        杨永松说：“按照我们国内战争的打法，我们要下去抓俘虏了。结果日本兵非常顽强，枪也打得很准，你一露头，他一枪就把你头上打一个洞。”

        被包围的日军辎重队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后，开始向道路旁的制高点发起猛烈冲击，想要往上争取抢占老爷庙。

        

这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斗

        1937年9月25日上午11时，正在平型关正面战场与高桂滋领导的八十四师交战的日军第五师团，派出三个中队前来解救被围日军。这时，几天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人送来的德制长柄手榴弹发挥了作用。

        强勇记得很清楚，那种手榴弹前面有一个比较粗的铁头，后面有一个带盖的木把，揭开盖以后有一个导火线，一拉导火索扔出去就响了。这种手榴弹特别响、特别厉害，陈绍清和他的战友们就使劲地往下扔炸弹。老爷庙的坡很陡，昨夜的大雨此时反而帮了八路军的忙，下雨路滑，日本兵根本上不去。“日本鬼子他为什么上不去呢？他穿的是大皮鞋，我们是草鞋。”陈绍清一边说一边爽朗地笑了起来。

        午后时分，由于前来解围的日军始终无法突破八路军阵地，包围圈内的日军开始逐渐瓦解。伏击阵地前燃烧的日军车辆和被打死的骡马尸体挤满道路，残存的日军化整为零地躲进沟渠继续抵抗。

        有一件事杨永松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有一个日本医生负伤了，躺着不动，八路军战士走过去要给他上药，他拿起刺刀就把八路军战士给砍了。对此，陈绍清也深有感触：“想抓个活的，抓不到。抓到了，他就用脚踢，用嘴咬你的脖子，最后只能是一个一个都杀掉，砍掉了。”

        这将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斗。

        下午3时30分，除老爷庙以南阵地仍在与日军解围部队交战外，伏击圈内的枪声逐渐平息，八路军开始清理战场。已经吃了很久土豆的强勇第一次吃上了压缩饼干。他说：“这个时候看到车上的那些枪炮弹药，吃的、喝的，饼干，打开一袋，一尝就知道了，好吃，大家就闹腾着抓着吃饼干。”强勇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满意，杨永松也有自己中意的战利品，只可惜他的战利品没能带走。“推了三辆摩托车，谁也不会开，谁也不懂啊！这一推，响了，你一停它又不响了。”

        “这时候看到日本鬼子那个尸体，那真是车上车下东倒西歪的，山沟里、山坡上到处都有他们的尸体。看当时尸体那个怪相，真是难以形容，那真是七零八落。”回忆起伏击战结束时的情景，强勇老人兴奋的语气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

        1937年9月29日，日军占领山西省繁峙县城。10月2日，为避免遭到日军合围，中国军队主动放弃平型关，持续近一个月的平型关战役结束。与此同时，保定、石家庄等华北大城市接连沦陷。

        在抗战局势日趋恶化的时刻，1937年9月25日发生在平型关的这场伏击战成为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场取得完胜的战斗。

        平型关伏击战结束后，日本《每日新闻》进行了报道，标题是《我军运输部队在平型关关口附近不明地域，遭到来自两侧高地的伏击，全军覆没》。

        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发表公告称：平型关战斗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们的士气。

        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大捷次日致电朱德、彭德怀：

        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两次致电祝贺。

        平型关的伏击战，连同伏击圈外的阻击战在内，前后历时近三天。其中，伏击圈内的战斗持续约六小时，被围日军辎重队被全部歼灭。平型关大捷成为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场取得完胜的战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时间，八路军和平型关这两个名字迅速传遍中国各地。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盼到胜利的消息了，关于这场战斗的歼敌人数与战果，一直众说纷纭。日军方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伤亡人数，但从参加此次战斗的日军编制上来分析，被围辎重队连同解围部队伤亡总数大致应在500至1000人左右。即便以这个数据为准，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和日军的顽强程度，在平型关这样师级规模的交战中，敌我伤亡比例接近1∶1仍然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战果。事实上，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日两军历次交手，中国军队的伤亡大多远高于日军。

        抗战初期，我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几乎形成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种特定的时期，我军迫切需要这样一场战斗来鼓舞士气。这样一场或许并不是规模最大，但确是取得全胜的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的意义，确实无愧于“大捷”之称。

        关于平型关大捷，日本陆战会《华北治安战》是这样记载的：

        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于22日以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向大营镇前进，在平型关与敌人遭遇，立即予以攻击，但战况并不如意。经过激战后，于25日占领了该地附近的长城线正面约2公里的地方，然而当日即有优势之敌截断我后方联络线，并逐渐增加兵力，因此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于21日从浑源出发……从平型关北侧地区，攻击当面之敌，支援第五师团。27日开始攻击，29日突破敌阵转为追击。第五师团方面，29日一齐开始攻击，但战斗难以进展。至30日拂晓，乘敌退却，各部队始进入大营镇平原。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司号员强勇跟随部队继续转战南北，类似平型关这种形式的伏击战，他还参加过好几次。

        从此以后，这种经济实用的伏击战成为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主要形式。在预设的地点、预设的时间，用优势兵力打击日军。这种战略战术，在当时我军各种配备相对远不及日军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永松在平型关战斗后，又参加了忻口会战，在这期间，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印象深刻。

        据杨永松回忆，总部介绍《良友》画报社要将平型关大捷拍成电影，但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地形，演员只能先通过一二百米的开阔地，然后在前方的水沟边上趴下去。但是因为没有敌情，也完全没有实际作战时的感觉，电影最后没有拍成。

        和抗战时期很多重大战役一样，由于缺少随军记者和器材，当年的摄影工作者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给历史留下一些尽可能真实的画面。虽然并不是第一时间拍摄的真实场景，但这些在事后由战斗亲历者参与拍摄的画面依然弥足珍贵。

        电影和研究材料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些亲历者的讲述，恐怕也只能让读者管窥其一罢了。那些血雨腥风的年月，永远留在了老人们青春的记忆中，将和他们一起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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