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费了很长时间思考，他花在这本书上的精力很大，自从其第一部小说问世后，经济上的困难根本不容许他这么做。总体而言，这是他结构最完善的作品。从其信中可以看出，他暗中相信那种我们称之为灵感的神秘事物，并且依靠灵感来确保自己写出想象世界中的模糊景象。此时的灵感仍是变化无常的，往往只能出现在只言片语中。构建一部小说，你需要esprit de suite（流畅下笔的灵感），通过这种逻辑感，你可以把材料整理连贯，于是各个部分十分逼真地彼此衔接，整体也就随之完成，没有留下什么尚未处理的细枝末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并无太大才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最擅长情景描写的原因。在制造悬念和渲染场景上，他具有极为出色的才华。我不知道有哪出小说场景能比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老典当商那一幕更为恐怖，也很少有场景比中伊万遇见自己不安的良心（以魔鬼的形式）那一幕更加引人入胜。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改掉自己的啰嗦习惯，而是沉迷于长篇累牍的对话。然而即使相关人物如此恣意地表达情感，以至让你很难相信还有这样做事的人，他们也几乎永远都是那么迷人。我顺便提一下他常用来激发读者恐惧感的一种方法。他笔下的人物焦虑不安，跟自己所说的话极不相称。他们时而激动得颤抖，时而彼此间恶语相向，时而泪水夺眶而出，时而脸色通红，时而面色铁青，或者苍白得可怕。而读者难以弄清的一个含义，却用平常的几句话一带而过，很快，这些肆无忌惮的姿态、这些歇斯底里的爆发，就令他激动不已，以至他自己的神经也都濒临崩溃，当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没这种事他就不会烦乱）的时候，他准备接受一次真正的震撼。

        阿廖沙被构思为的中心人物，这在小说第一句便已点明：“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费奥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以前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了，那段公案曾使他名闻一时（我们县里至今还有人记得他哩）。关于那个案子，请容我以后再细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极为老练的小说家，不可能无意中就在全书开头用明确的话语突出阿廖沙。但在小说中，同哥哥德米特里和伊万比起来，他扮演的只是配角。他在故事中时隐时现，好像对那些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人物没有什么影响。他自己的活动主要跟一群男生有关，除了表现阿廖沙的魅力和善良之外，这些男孩子的所作所为跟主题的发展毫无关系。

        个中原因是这样的：加内特夫人共计八百三十八页的译本，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所写小说的一部分。他打算再写几卷以继续阿廖沙的故事发展，让他饱受沧桑，其中他要经受罪过的重大体验，最终通过苦难而实现救赎。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使得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依旧不完整。但它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少数几本杰出的小说作品中当数首位，这几部小说凭借其强度和力量，拥有不同于其他小说的地位，尽管它们各自的长处显然并不相同，其中两个震撼人心的例子，就是和。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一个糊涂蛋，他有四个儿子：前面我已提到过的德米特里、伊万、阿廖沙，还有一个私生子斯美尔佳科夫，在他家里做厨师和随从。长子和次子痛恨自己这个不光彩的父亲；全书中唯一可爱的人物阿廖沙却谁也恨不起来。E·J·西蒙斯教授认为，德米特里应当被视为小说的主人公。他属于那种被宽容者形容为自身最大敌人的人，而这种人对女人颇具吸引力。“直率而深情是其性格之根本，”西蒙斯教授说道；他接着说：“他的灵魂之中富有诗意，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举止以及多彩的语言当中。他的整个一生如同一部史诗，狂暴的活力在偶然的快乐飞翔中得以释放。”诚然，他高调宣布自己的道德追求，可是其行为却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觉得人们不把这些当回事也不是没有道理。诚然，他有时甚为慷慨大方，可也有吝啬小气、让人震惊的时候。他是个酒鬼，自以为是，欺凌弱小，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计后果，满嘴谎话，声名狼藉。他和父亲都疯狂地爱着一个住在镇上的情妇格鲁申卡，他对老头子万分忌妒。

        就我看来，伊万是个更为有趣的人物。他头脑聪颖、行事谨慎、一心出头、雄心勃勃。年仅二十岁时，就凭借投给评论杂志的精彩文章而小有名气。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形容成一个实干之人，其聪明才智远远胜过那些贫苦大众和在报社游荡的倒霉学生。他也恨自己的父亲。这个好色的老家伙藏了三千卢布，假如格鲁申卡答应跟他上床，就把这笔钱给人家，为此斯美尔佳科夫便杀了他；而常常扬言要杀死父亲的德米特里却被控犯罪，遭到审判并定罪。这样就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安排，不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被迫让相关人等的举止表现极不可信。在审判前夜，斯美尔佳科夫找到伊万，向他坦白说，是自己犯的罪，并把偷盗的钱财悉数归还。他对伊万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杀了老头子是受到他（伊万）的教唆，也得到了他的默许。伊万闻言彻底崩溃，就像杀掉老典当商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当时毕竟神经狂乱、饥肠辘辘、一贫如洗，可伊万没有。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去找检察官，告之实情，可他决定等到审判时再说。为什么呢？就我看来，仅仅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如此一来，坦白将会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效果。而后便是十分奇怪的一幕（我已经提到过）：伊万产生幻觉，他的灵魂化身为一位衣衫褴褛、境遇不佳的先生，同他那卑鄙虚伪的自身相遇。这时候有人猛敲门。原来是阿廖沙。他进来告诉伊万，斯美尔佳科夫上吊自杀了。形势十分危急，德米特里的命运悬而未决。不错，伊万确实心情烦乱，可他并没有精神错乱。根据我对其性格的了解，照理说在这一时刻，他应当静下心来理智而行。再自然和明显不过的是，两人应到自杀现场，然后去找辩护律师，把斯美尔佳科夫坦白和自杀的事情告诉对方，并将他偷走的三千卢布也交给人家。凭借这些材料，辩护律师（小说告诉我们他是个能力非凡之人）完全可以让陪审团产生足够的疑心，从而不做出有罪的判决。阿廖沙把冷布敷在伊万的头上，给他盖好被。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温柔男士尽管为人善良，可实在无能得出奇，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有关斯美尔佳科夫的自杀，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被刻画成卡拉马佐夫的四个儿子当中最有心计、最无情、头脑最清楚、最为自信的一个。他事先谋划计策，镇定自若地抓住命运交给自己的机会，杀死了老头子。他以诚实而闻名，谁也不曾疑心是他偷的钱。证据指向的是德米特里。在我看来，斯美尔佳科夫悬梁自尽实在没有道理，只不过是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机会，可以十分戏剧化地结束一章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感伤主义作家，而非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觉得自己用的都是后者不用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对的。

        在德米特里被认定有罪后，他说了一席话表明自己的无辜，末了是这样说的：“我接受指控之苦，也接受当众受辱。我要受苦，通过受苦，我将净化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笃信受苦的精神价值，认为心甘情愿接受苦难可以弥补自己的罪过，从而实现幸福。由此似乎可以得到以下不可思议的推论：既然罪过导致受苦，而受苦又引发幸福，罪过反倒必不可少、大有益处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观点（即受苦可以净化和改善品格）对吗？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苦对他的难友能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当然也毫无效果：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入狱时是什么样儿，出来还是什么样儿。就身体上的受苦而言，我的体验就是：长时间的病痛只会让人牢骚满腹、自私自利、心胸狭窄、卑鄙嫉妒，远远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更坏。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人（我本人就认识一两个）长期为病所困、无法恢复，反倒充满勇气、没有私心、忍耐顺从，但他们之前就有这些品质，只是特定场合将之展现出来而已。再就是精神上的受苦。但凡在文学界浸淫时间够长的人，都见过一些先是大获成功，而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又完全失去的人。这让他们沉沦痛苦、怨恨忌妒。我仅仅能想出一个人能够勇敢、体面、坦然地忍受这种不幸以及由之带来的屈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种感受）。毫无疑问，我所谈论的这个人曾经拥有过这些品质，但他如今的轻薄草率却已让人无法看出来了。受苦是人类我们命运的一部分，但这丝毫不能减少苦难的罪恶。

        尽管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冗长行文深感惋惜（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缺点，但不能或者说不愿纠正），尽管人们期望他能够看出，自己最好还是避免那些不可能（人物的不可能、事件的不可能）；尽管人们或许感觉他的一些想法有问题，依然是一部鸿篇巨制，其主题具有深刻的意义。很多评论家都说，这本书是上帝的求索；我倒想说，它是有关罪恶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争论的问题》这一节里被涉及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道理地把这一节看作是小说的高潮。《争论的问题》包括了伊万对可爱的阿廖沙所做的一番长篇独白。就人类思想而言，全能全善之上帝的存在，似乎跟罪恶的存在相互矛盾。人类为自己的罪过受苦，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无辜的孩子居然也要受苦，这就是情感与理智所不能接受的了。伊万给阿廖沙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小奴隶，只是个八岁的孩子，扔了一块石头意外打瘸了主人宠爱的狗。拥有大量地产的主人剥掉孩子的衣服，让他光着身子跑，然后放出自己的那群猎犬去追他，当着孩子母亲的面把他撕成碎片。伊万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无法接受上帝所创世界的残忍。他坚持认定：无辜者不该为罪人的罪过受苦；如果受苦（也确实受苦），那么上帝就同样是恶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论点颇有说服力，但却跟他内心所期待的信仰（即世界虽有各种罪恶，但依然美丽，因为它是上帝所造）相矛盾。他不愿写那篇责难上帝的文章。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他未能成功。这一节沉闷乏味，责问也难以令人信服。

        有关罪恶的问题仍待解决，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起诉也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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