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号称残暴，但他以五省联帅驻节江浙时，裁减赋税，尤其善待农人，颇得乡人之望。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之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有乡绅主动进言，希望能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孙坚决不许。因此他失败后，江浙颇有悯伤之感。

        袁世凯以签订“二十一条”被唾骂为卖国贼，但事实上“签订二十一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即令外长陆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国际社会调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胁不得泄漏条约之事的情况下，他却旋即将此事知会英、美等国，并斥诸媒体，从而使日本陷入舆论被动。在具体谈判中，对原则性的“第五号”坚持不让步，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的爱莫能助，最终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签订了这个已远不足21条的条约。当时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不签城下之盟，势必兵戎相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就在朝鲜两次击退日本人，被日本人衔恨不已。如今条约既成，袁世凯为之痛苦失声，要求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成王败寇，历史上越王勾践，先辱后荣，也不失为一英雄。倘若袁世凯真能发愤图强，一雪前耻，未始不可为一勾践，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为，终于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蔡锷的反袁“护国运动”，多少都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凯临终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确非虚言。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曹锟以贿选得总统，共有480名议员收取了他的贿赂，原则上每人5000元，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从1万元到2000元不等，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消息一出，全国大哗，此事遂成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

        曹锟任总统时，他的亲信吴毓麟等人想为了驻英公使的人选问题，频频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常有历史学家将吴佩孚定格为“英美派”。实则吴佩孚平生抱“三不主义”，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始终奉行不辍，至死未变。当然，他对苏俄和日本的拉拢都坚决拒绝，而英美似乎不曾那么主动地拉拢过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对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块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道：“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王闿运进京，见到总统袁世凯，呼之为“老弟”，袁世凯称王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对人说：“他竟然称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么交情么？不叫‘太世叔’却叫‘老’，真是不知礼数！”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对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陈炯明一度持无政府主义，希望以联邦制来建国，先建立亚洲联邦，再与欧洲联邦，美洲联邦组织无军备的“万国联邦”。他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1925年，陈炯明败于国民军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继承了他的遗志，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来又联共反蒋，直至今天都是参政党之一。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并赶走了大使芳泽。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韩复榘有古循吏之风，颇为勤政。1934年，山东大水，省府在济南设难民所收容难民。一日，韩复榘莅所训话：“第一，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以为自己是灾民，受了政府的优待，变成一种特殊阶级，可以随随便便。第二，要听收容所工作人员的训话。第三，要早起，不要以为现在受灾，一切有官府照应，就可以敷衍，以至于养成懒惰习惯。”韩复榘是一个坚决的睡眠反对论者，经常以早起作为擢拔官吏的依据之一。

        “新生活运动”的推行颇不顺利。韩复榘在山东规定恢复古俗，下令把大街上所有烫发、穿高跟鞋的女士都当作妓女抓起来。龙云在云南规定了十大工作，其中一项是禁止学生在街上骑自行车。河南西华县则是放灯、游艺、唱戏，热热闹闹地提前过了个大年。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

        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独霸山西三十余年，山西因此寡有战事，治绩冠于全国。到三十年代，还一度被评选为全国的模范省，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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