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

        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

        这一声狮子喉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康有为见了一次廖平，一听他说“六经有一部分是伪的”，就气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哪知才过了几个月，康就说“六经全是伪的”。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梁启超中举甚早，春风得意，他于当时流行的训诂词章之学亦颇有涉猎，并因此沾沾自喜。他18岁那年，与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康有为进行了长达9个半时辰的抵掌之谈，自感“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事”，乃至夜不能寐。他于是尽弃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吴稚晖赴日本留学，临行前，有人劝他剪去辫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学就是要保住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劝他去见孙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看他？”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范古农居士讲佛学，说：“很多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我现在可以给他们一个证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实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词，就有桌子这样实物；有椅子的名词，就有椅子这样实物。谁能说出一个没有实物的名词来给大家听听？”众皆默然。他便接着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名词的，可见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了。”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看到国会请愿团代表多为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他们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不答应：“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论及：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的缺陷。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写道：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的哪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日本来，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与原作不同了一半吗？

        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半个月后，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多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暂缓实行民主宪政。即便伟大如孙中山，也要在实行宪政之前，先来一个“训政时期”。对此，胡适反驳道：“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两回便熟了；头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1957年，《北京日报》刊出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当拆除的意见，梁思成反驳道：“他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盖多少楼云云。那么你看这些汉镜不也可以熔了铸几十个铜板么？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铺马路。过去扒掉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个性呢。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北京市终于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老舍《二马》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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