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洛·基什（Danilo Ki）于1989年10月15日逝世，享年五十四岁。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令人扼腕痛心。基什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出生在南斯拉夫边境地区（与匈牙利接壤的苏博蒂察市）。他父亲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基什是匈牙利语的名字），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母亲出生在黑山农村，塞族人，信奉东正教。基什基本是在匈牙利和黑山长大，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文学系并开始文学生涯，后来时常侨居海外，曾在法国授过课，后来长期任教巴黎，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基什的一生正值当时他所在的地区最黑暗的时期：纳粹的统治，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后来苏联的占领。
1989年基什死于癌症，这一年无疑是奇事迭出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苏联极权统治在欧洲中部垮台了。十月中旬，一度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明显开始坍塌；三个星期之后，柏林墙被推倒。令人欣慰的是，他死前得知的都是好消息。身为公民（出身的“复杂性”让他更像是南斯拉夫人），他生前未能目睹这个多教派、多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未能目睹集中营和种族灭绝重新回到欧洲大地上他自己的祖国。这是英年早逝的他惟一能感到安慰的地方。他强烈反对民族主义的自负，憎恶塞尔维亚的种族法西斯主义，甚至超过对它所取代的第二个南斯拉夫的新布尔什维克官僚作风的厌恶。如果他仍健在，很难想像他会对波斯尼亚的毁灭忍气吞声。
一位作家不因其所承受的历史或恐怖事件之严重而成就其伟大。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乃天生注定。基什作为一名作家，与生俱来的对作家地位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是无可推卸的。基什生长在一小国，那里的作家是举足轻重的，无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由不得个人选择，最有天赋的作家即是道德上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立法者。这可能多半是件坏事；正是贝尔格莱德的著名作家为被称为种族清洗的塞尔维亚种族屠杀计划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在当前大塞尔维亚帝国中未被流放的大多数塞族作家和艺术家沆瀣一气，更加彰显出反种族主义声音之微弱，而基什在这种声音中是最为英勇和雄辩的。就性格和精深的、超越民族限制的文学素养而言，基什本可选择一条远离政治、回避争斗的文学道路，然而基什在屡遭攻击之后不得已而采取攻势。第一场斗争是反对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所指并非指微不足道的文学（因为前南斯拉夫曾培育出至少两位世界级的散文家，伊沃·安德里奇和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扎），而是由国家支持和奖励的文学。几乎从一开始，他就需要为自己的完全独创性和艺术上的大胆追求而战。但更为凶恶的攻击还在后头。
基什是个作家，但他首先是位读者。他喜欢在大图书馆里读书消遣、自得其乐，只是当创作的欲望难以遏制之时，才会屈身于写作，因此基什并非多产作家。他一生中著书九部，其中七部写于他二十七岁时的1962年和他四十一岁时的1976年之间。最早写就的是两部短篇小说：《阁楼》和《诗篇44》（出版于1962年；尚未译成英文）。第二部书《花园，灰烬》（1965）是一部长篇小说。第三部《栗树街的回忆》（1968）是一部小说集。第四部（1972）是一部长篇小说。第五和第六部是两本散文集，Ⅱ（1974）。第七部，《红木柄小刀》（1976）是一部同主题的小说集，而出版商称其为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书是他在波尔多大学讲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时写成的，而《花园，灰烬》是在斯特拉斯堡教书时写的。
到这个时候为止，基什越来越多的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尽管他自己不认为是被流放，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但他很明白，可称得上是文学的写作必与官方意志相悖。他的第七部书讲述了一组虚构的斯大林式的恐怖历史事件，这本书终于吸引了世界应予的注目。《红木柄小刀》在家乡贝尔格莱德同样遭受了长达七个月的批判。这场充满反犹意味的运动的核心是一项指控，即这部书是从一秘密书目中剽窃又经编辑而来。对此，基什无可选择，只能作出反驳。结果就写出了第八部书：《解剖课》（1978）。在书中基什为《红木柄小刀》一书所受的毁谤进行申辩，全面展示自己的文学谱系（即其文学风格）和这部作品的后现代或现代主义语言，还展现了作家的高风亮节所在。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只写了一部书，《死亡百科全书》（1984），这是一些互不关联的短篇小说集。
西欧和北美先后对《红木柄小刀》给予高度评价，普遍视其为来自“另一个欧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并将他前期的著作译成几个重要的外国语种。基什本人也始受最高规格的文学会议约请，获领奖项，并有望获诺贝尔奖提名。成为国际知名作家的他难免频受采访。在被问及文学问题及不可避免地就故乡受难之事发表评论时，他的回答总是严厉尖锐、敢怒敢言，采访内容充实而精彩。报刊约他写的一些小文章，无不是引人动情的文学素材。基什生前最后十年中仅出版一部小说，但却作了那么多次的访谈，撰写了那么多的杂文和序言，确为憾事。依塔洛·卡尔维诺和托马斯·伯恩哈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销声文坛，基什与他们不同，他可能在小说方面尚未达到自己的巅峰状态。但仅就他业已完成的长短篇小说，就足以确立他与两位多产的年长作家同样的文学地位，亦即基什是本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
基什的文学谱系十分复杂，他本人常常自称是博尔赫斯和布鲁诺·舒尔茨之后，这显然过于简单化了。然而把一位见多识广的阿根廷作家和一位闭塞的小镇上的波兰犹太人结合在一起是合拍的。很显然，他把与外国作家的关系置于与本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界的关系之上。尤为甚者，博尔赫斯博学深邃，舒尔茨长于内心描写，此二人的结合也凸显了他的作品的双重性。奇怪的混合对基什的风格起重要作用。他的“混杂的”文学风格（这在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红木柄小刀》中得到充分体现）赋予他探求真理和艺术之源以恰适的自由。最终，他可以在文学上选择自己的门第。但没有人会逼迫一位作家公开道明自己所宗何门何派。但基什却不得不公开声明。像所有沉湎于阅读的作家一样，基什对他人的作品迷恋有加。他的鉴赏才能也使他在同行中广结人缘，这一点在他的众多翻译作品中得到最好的体现，他曾把现代作家的多部法语、匈牙利语、俄语和英语著作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在身居异国时，他的思想和工作如同在国内一样，虽然他远离了本国的文学圈子。他从未抛弃他们，他们却背弃了他。
1989年基什在巴黎溘然长逝，贝尔格莱德的传媒发起举国哀悼。这位南斯拉夫文学的叛逆者从肉体上消失了。盖棺定论，一向心怀嫉妒、将他逐出文学界的平庸之辈自身的利益不再受到威胁，于是为他歌功颂德，随后又顺势（因南斯拉夫解体）摇身一变成为后共产党时代民族沙文主义体制下新的官方作家。诚然，基什深受每一位真正喜爱文学的人的敬仰，不管是在贝尔格莱德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在前南斯拉夫，他最受尊崇的地方可能是萨拉热窝。我1993年4月第一次访问萨拉热窝时，那里文学界的人士并未过多地就美国文学发问，但对于我有幸与基什生前为友之事感慨良多。在萨拉热窝遭到围困之时，人们深深地思念基什。他在《解剖课》一书中反对民族主义的激情言论，成为人们最常引用的两个预言性文本之一——另一文本是安德里奇的小说《1920年的一封信》。由于非宗教的多民族的波斯尼亚——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被一族一国的新体制摧毁，基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为人知。他是萨拉热窝当之无愧的英雄，这座城市在斗争中求生存的精神是欧洲的荣誉。
不幸的是，欧洲的荣誉在萨拉热窝已丧失殆尽。即使基什和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滋生于上层的种族仇视的作家同仁也无力拯救欧洲的荣誉，欧洲的高尚理念。奥登有一句话，即使伟大的作家也不能影响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今在世纪之末，许多事情处于终端，文学也遭到围困。丹尼洛·基什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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