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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君子如玉温润而泽出处我眼中的张中行

我眼中的张中行

        接到韩小蕙小姐的约稿信,命我说说张中行先生与沙滩北大红楼。这个题目出得正是时候。好久以来,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只是因循未果。小蕙好像未卜先知,下了这一阵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我心花怒放,灵感在我心中躁动。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欣然接受呢?

        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以八十七岁的高龄,每周还到工作单位去上几天班。难怪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颂赞中行先生。通过英文这个实为世界语的媒介,他已扬名寰宇了。我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风貌,为我们扬了眉,吐了气。我们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怪事:我与中行先生同居北京大学朗润园二三十年,直到他离开这里迁入新居以前的几年,我们才认识,这个“认识”指的是见面认识,他的文章我早就认识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亡友蔡超尘先生时不时地到燕园来看我。我们是济南高中同学,很谈得来。每次我留他吃饭,他总说,到一位朋友家去吃,他就住在附近。现在推测起来,这“一位朋友”恐怕就是中行先生,他们俩是同事。愧我钝根,未能早慧。不然的话,我早个十年八年认识了中行先生,不是能更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潜移默化的享受,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智慧,撬开我的愚钝吗?佛家讲因缘,因缘这东西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抗御的。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是,也是由于因缘和合,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认识了中行先生。早晨起来,在门前湖边散步时,有时会碰上他。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算是打招呼,这是“土法”。还有“土法”是“见了兄弟媳妇叫嫂子,无话说三声”,说一声:“吃饭了吗?”这就等于舶来品“早安”。我常想中国礼仪之邦,竟然缺少几句见面问安的话,像西洋的“早安”、“午安”、“晚安”等等。我们好像挨饿挨了一千年,见面问候,先问“吃了没有?”我同中行先生还没有饥饿到这个程度,所以不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只是抱拳一揖,然后各行其路。

        有时候,我们站下来谈一谈。我们不说:“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谈一点学术界的情况,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有一次,我把他请进我的书房,送了他一本《陈寅恪诗集》。不意他竟然说我题写的书名字写得好。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我的“书法”是无法见人的。只在迫不得已时,才泡开毛笔,一阵涂鸦。现在受到了他的赞誉,不禁脸红。他有时也敲门,把自己的著作亲手递给我。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年春夏之交,我们早晨散步,走到一起了,就站在小土山下,荷塘边上,谈了相当长的时间。此时,垂柳浓绿,微风乍起,鸟语花香,四周寂静。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此情此景,时时如在眼前,亦人生一乐也。可惜在大约半年以前,他乔迁新居。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喜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限惆怅。朗润园辉煌如故,青松翠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北大文星依然荟萃,我却觉得人去园空。每天早晨,独缺一个耄耋而却健壮的老人,荷塘为之减色,碧草为之憔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行先生是“老北大”。同他比起来,我虽在燕园已经待了将近半个世纪,却仍然只能算是“新北大”。他在沙滩吃过饭,在红楼念过书。我也在沙滩吃过饭,却是在红楼教过书。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时间却相差了二十年,于是“新”“老”判然分明了。即使是“新北大”吧,我在红楼和沙滩毕竟吃住过六年之久,到了今天,又哪能不回忆呢?

        中行先生在文章中,曾讲过当年北大的入学考试。因为我自己是考过北大的,所以备感亲切。1930年,当时山东唯一的一个高中——省立济南高中毕业生八十余人,来北平赶考。我们的水平不是很高。有人报了七八个大学,最后,几乎都名落孙山。到了穷途末日,朝阳大学,大概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吧,又招考了一次,一网打尽,都录取了。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颇有点傲气,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居然都考取了。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觉得清华圆梦的可能性大,所以就进了清华。清华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北大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至于沙滩的吃和住,当我在1946年深秋回到北平来的时候,斗换星移,时异事迁,相隔二十年,早已无复中行先生文中讲的情况了。他讲到的那几个饭铺早已不在。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极为狭窄,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儿,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余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中行先生至今虽已到了望九之年,他上班的地方仍距红楼沙滩不远,可谓与之终生有缘了。因此,在他的生花妙笔下,其实并不怎样美妙的红楼沙滩,却仿佛活了起来,有了形貌,有了感情,能说话,会微笑。中行先生怀着浓烈的“思古之幽情”,信笔写来,娓娓动听。他笔下那一些当年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虽墓木久拱,却又起死回生,出入红楼,形象历历如在眼前。我也住沙滩红楼颇久。一旦读到中行先生妙文,也引起了我的“思古之幽情”。我的拙文,不敢望中行先生项背,但倘能借他的光,有人读上一读,则于愿足矣。

        中行先生的文章,我不敢说全部读过,但是读的确也不少。这几篇谈红楼沙滩的文章,信笔写来,舒卷自如,宛如行云流水,毫无斧凿痕迹,而情趣盎然,间有幽默,令人会心一笑。读这样的文章,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文中谈到的老北大的几种传统,我基本上都是同意的。特别是其中的容忍,更合吾意。蔡孑民先生的“兼容并包”,到了今天,有人颇有微词。夷考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了,哪一个国家能兼容并包,哪一个时代能兼容并包,那里和那时文化学术就昌盛,经济就发展。反之,如闭关锁国,独断专行,则文化就僵化,经济就衰颓。历史事实和教训是无法抗御的。文中讲到外面的人可以随时随意来校旁听,这是传播文化的最好的办法。可惜到了今天,北大之门固若金汤。门外的人如想来旁听,必须得到许多批准,可能还要交点束脩。对某些人来说,北大宛若蓬莱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对北大,对我们社会,这样做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请读者诸君自己来下结论吧!我不敢越俎代庖了。

        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绝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在许多评论家眼中,中行先生的作品被列入“学者散文”中。这个名称妥当与否,姑置不论。光说“学者”,就有多种多样。用最简单的分法,可以分为“真”“伪”二类。现在商品有假冒伪劣,学界我看也差不多。确有真学者,这种人往往是默默耕耘,晦迹韬光,与世无忤,不事张扬。但他们并不效法中国古代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他们也写文章。顺便说上一句,主张“不立文字”的禅宗,后来也大立而特立。可见不管你怎样说,文字还是非立不行的。中行先生也写文章,他属于真学者这一个范畴。与之对立的当然就是伪学者。这种人会抢镜头,爱讲排场,不管耕耘,专事张扬。他们当然会写文章的。可惜他们的文章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有的则塞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词语,同样是不知所云。我看,实际上都是以艰深文浅陋,以“摩登”文浅陋。称这样的学者为“伪学者”,恐怕是不算过分的吧。他们的文章我不敢读,不愿读,读也读不懂。

        读者可千万不要推断,我一概反对“学者散文”。对于散文,我有自己的偏见:散文应以抒情叙事为正宗。我既然自称“偏见”,可见我不想强加于人。学者散文,古已有之。即以传世数百年的而论,其中有不少可以归入“学者散文”这一类的文章。最古的不必说了,专以唐宋而论,唐代韩愈的《原道》、《师说》、《进学解》等篇都是“学者散文”,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也可以归入此类。宋代苏轼的《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等,都是上乘的“学者散文”。我认为,上面所举的这些篇“学者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采斐然,换句话说,也就是艺术性强。我又有一个偏见:凡没有艺术性的文章,不能算是文学作品。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中行先生的文章,称之为“学者散文”,它是决不含糊的,它是完全够格的。它融会思想性与艺术性,融会到天衣无缝的水平。在当今“学者散文”中堪称独树一帜,可为我们的文坛和学坛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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