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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梁实秋先生

        我认识梁实秋先生,同他来往,前后也不过两三年,时间是很短的。但是,他留给我的回忆却是很长很长的。分别之后,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我仍然时常想到他。

        1946年夏天,我在离开了祖国十一年之后,受尽了千辛万苦,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到了南京。当时刚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正在全国满天飞,搜刮金银财宝,兴高采烈。我这一介书生,“无条无理”,手里没有几个钱,北京大学还没有开学,拿不到工资,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我小学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他们白天办公,我就出去游荡,晚上回来,睡在办公桌上。早晨一起床,赶快离开。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我多半在台城上云游。什么鸡鸣寺、胭脂井,我几乎天天都到。再走远一点,出城就到了玄武湖。山光水色,风物怡人。但是我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观赏风景。我的处境颇像旧戏中的秦琼,我心里琢磨的是怎样卖掉黄骠马。

        我这样天天游荡,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子,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没有。我在台城上面看到郁郁葱葱的古柳,心头不由地涌出了古人的诗:

        这里讲的仅仅是六朝。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我觉得它们有情得很。我天天在六月的炎阳下奔波游荡,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我能够坐下来稍憩一会儿。我难道不该感激这些古柳而还说三道四吗?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长之告诉我,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回到南京了。梁先生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我听了喜出望外。我不认识梁先生,论资排辈,他大我十几岁,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的文章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读过不少,很欣赏他的文才,对他潜怀崇敬之情。万万没有想到竟在南京能够见到他。见面之后,立刻对他的人品和谈吐十分倾倒。没有经过什么繁文缛节,我们成了朋友。我记得,他曾在一家大饭店里宴请过我。梁夫人和三个孩子:文茜、文蔷、文骐,都见到了。那天饭菜十分精美,交谈更是异常愉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我自谓尚非馋嘴之辈,可为什么独独对酒宴记得这样清楚呢?难道自己也属于饕餮大王之列吗?这真叫作没有法子。

        解放前夕,实秋先生离开了北平,到了台湾,文茜和文骐留下没有走。在那极左的时代,有人把这一件事看得大得不得了。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这当然很好,这说明他进步。一个人不相信,或者暂时不相信,他也完全有自由,这也决非反革命。我自己过去不是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吗?从来就没有哪一个人一生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连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遑论他人。我们今天知人论事,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

        至于说梁实秋同鲁迅有过一些争论,这是事实。是非曲直,暂作别论。我们今天反对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是一个伟大人物,这谁也否认不掉。但不能说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实秋先生活到耄耋之年。他的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有目共睹,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我想特别提出一点来说一说。他到了老年,同胡适先生一样,并没有留恋异国,而是回到台湾定居。这充分说明,他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至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对我和李长之这样年轻一代的人,竟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更令人难忘。这种作风,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总算是难能可贵。对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前辈的人,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

        去年,他的女儿文茜和文蔷奉父命专门来看我。我非常感动,知道他还没有忘掉我。这勾引起我回忆往事。回忆虽然如云如烟,但是感情却是非常真实的。我原期望还能在大陆见他一面,不意他竟尔仙逝。我非常悲痛,想写点什么,终未果。去年,他的夫人从台湾来北京举行追思会。我正在南京开会,没能亲临参加,只能眼望台城,临风凭吊。我对他的回忆将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直至我不能回忆为止。我的这一篇短文,他当然无法看到了。但是,我仿佛觉得,而且痴心希望,他能看到。四十年音问未通,这是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音问了。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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