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周年。一年来，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取得了良好的开端。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了建国一周年的重大庆祝活动。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接到了由倪志亮大使转达的金日成、朴宪永关于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给朝鲜以特别援助的请求。这一天也接到了斯大林在接到朝鲜的求援信后，于当天发来的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与朝鲜的事情多少有些隔绝。但据今天由莫斯科传给我的消息，我看，朝鲜同志们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

        虽然中共中央对援助朝鲜问题早有考虑和准备，但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出现必得出兵援朝的形势。因为新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形势和种种困难。

        第一，台湾等一些沿海岛屿和大陆的西藏还没有解放，统一祖国的任务尚未最后完成，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人民解放军仍有重大的作战任务。

        第二，新解放区土匪为害仍很严重，在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尚有大批股匪没有剿灭，特别是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匪患还相当严重，散在各偏僻地区为害人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潜留在大陆上的特务与各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及各种反动组织相勾结，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新解放区基层政权尚不完全巩固。因此，整个社会秩序还不很安定。

        第三，国民经济恢复刚刚开始，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和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和部署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全面展开。1950年工农业生产指标都还远未达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水平。市场物价趋于稳定，但还没有最后巩固，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但仍有很大赤字。作为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基本条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

        此外，尚有三四百万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未得到妥善安置，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刚在恢复。

        然而，美国侵略者已将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金日成和朴宪永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的请求。面对美国的侵略威胁，面对中国各方面严重困难，面对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重大的战略抉择。

        事到临头，中共中央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

        据有关材料讲，10月1日当夜，毛泽东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人开会，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初步议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援助朝鲜。

        次日凌晨2时，中央军委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致高岗和邓华的电报：“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邓华于当日12时即回电，将准备情况作了报告，并提出了部队出动时需由军委明确或解决的具体问题。

        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告诉他：“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电报分析了志愿军参战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和志愿军作战的困难，并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援助。电报中附上了请苏联援助武器的清单。但是这个电报没有发出。

        同一天，毛泽东还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发了致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重点强调了中国志愿军出动后可能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和中国的困难，以探测苏联对此的态度。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的公开对抗，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并准备派周恩来和林彪到斯大林的疗养地，与斯大林讨论这件事。

        3日中午金日成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面谈了朝鲜的危急形势，并称恐非请中国援助不可。倪志亮于当天下午将此情况电告周恩来、聂荣臻和高岗。同日，毛泽东在北京接到朴一禹当面呈递的金日成、朴宪永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信。

        毛泽东并未等待斯大林对有关问题表明态度，4日，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等均出席了会议，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等列席了会议。

        目前尚未发现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但据周恩来、彭德怀、胡乔木等当时与会人员在后来的有关讲话和回忆，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出兵朝鲜有顾虑，会议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积极主张出兵，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暂不出兵。

        周恩来1951年1月23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当着朝鲜正受到美帝国主义摧残的时候，美国侵略军越过了三八线迫近鸭绿江的时候，那时下这个决心，在我们革命的进展历史中是很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在当时的情况有许多顾虑，而从过渡时期来看这些顾虑是合乎实际的。”胡乔木后来也说过：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彭德怀1950年10月16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可以得知，当时政治局一些同志的顾虑主要是国内困难太多：1.战争创伤还没有医治；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4.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5.部分军民有厌战情绪。总之，一切准备不够，因此，有一种意见主张暂不出兵。

        这种意见是很正常的，不但当时国内困难很多，而且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对比，强弱悬殊。

        美国已有175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跃居为资本主义最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在政治上雄心勃勃，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政策，企图由美国一统天下。就是当时比较强大的苏联也惧它三分，更何况积贫积弱、困难重重、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2万吨。同期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人民币与美元2：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8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0；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美国的1/144。

        美国军队是世界上装备最现代化的军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训练有素，具有现代战争经验，并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师。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海、空军刚刚组建，尚未形成作战能力，陆军的装备水平基本是“小米加步枪”的状况略有改善，虽然有国内作战的丰富经验，但没有经受过现代战争锻炼，1950年大部分部队投入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缺乏严格的训练。这些均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出兵朝鲜，同美国较量，没有胜利的充分把握。

        然而，战火已经烧到中国大门口，朝鲜危在旦夕，极盼中国出动军队援助。“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工业基地50%在东北地区，如果美国在朝鲜得胜，即便不向中国发动进攻，站在鸭绿江对岸跃跃欲试，中国东北地区也不会得安宁，无法安心进行建设。因此，对于朝鲜的危机，中国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坐视不管。

        周恩来后来说：“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在我国人民内部思想也不是容易解决的。有些人说，我们自己刚刚解放，朝鲜虽是邻邦，我们应先顾自己。要下决心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付的是强大的美国，它打的又是联合国旗号。毛泽东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顾虑，这些顾虑都是揣测可能发生的。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应该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打下去。”“他认为，尽管遇到那样多条的顾虑，但那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或者应该忍受的困难，也是我们为着争取这个伟大的胜利应该付出的代价。”

        4日接彭德怀开会的专机到达北京时，政治局会议已经开始。彭德怀当天未来得及发言，但他听到会上有两种意见。据他后来的回忆，毛泽东在4日的政治局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当晚，他想着会议的情况，想着毛泽东在会上说的话，认为：“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不论从国家建设的前途考虑，还是从援助朝鲜考虑，以及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考虑，都应出兵援朝。在5日的政治局会上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因此，积极主张出兵支援朝鲜。

        彭德怀认为，“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准备不够。”“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侵占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他就会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对国外的影响也将不利于我们，有些国家就会更加倾向于美帝方面。”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口气，当然好。但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我们三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点工业，到那时还要被打得稀烂。而且对三五年我们国防建设、工业建设也不可抱有过高的期望。那时美国可能把日本、西德都武装起来了，我们要制止侵略就更不容易。这样细算一下，目前就打也许更有利。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们目前并不怕打，但我们并不希望大打，也不等于向美国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

        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看到，美国虽强但也有弱点，中国虽弱但也有有利条件。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国防会议上，和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都曾指出，美国在军事上是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是战线太长，从欧洲的柏林到亚洲的朝鲜，首尾难以相顾；运输线太长，要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战斗力太弱，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除此，美国的盟国西德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尚未武装起来，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伤了元气；美国虽然握有原子弹，但苏联也有原子弹，并且原子弹不能轻易使用和不能决定胜负。中国困难虽多，但东北边防军已作了必要准备，并已调集了二线部队；中国军队占有数量上的优势，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官兵团结，凝聚力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团以上指挥员多数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人民解放军向来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经验；中国是反抗侵略，进行的是正义之战，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并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中国已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苏联为后盾，可获得苏联的物资支援等等。

        同时也看到，朝鲜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国与中国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台湾海峡。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国家安全和和平阵营的安全来说都是有理的，而美国是无理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权衡了利弊，全面分析研究了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意见终于达到一致，遂于5日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边防军组成时，军委就决定粟裕任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粟裕身体有病，未到职，中央和军委考虑在边防军出动时，再由粟裕出任统帅。但粟裕身体未康复。因边防军部队都是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在改为志愿军时，中央和军委也曾考虑，由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出任统帅，但林彪身体也有病，不能挂帅出征。所以中央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挂帅出征。同时决定，志愿军于15日出动，由彭德怀和高岗召集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布置。

        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召开了有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薄一波、滕代远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周恩来、朱德都在会上作了讲话，对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作了研究和部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决策后，毛泽东也接到了斯大林于莫斯科时间（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10月5日发来的电报。斯大林显然对毛泽东10月2日通过罗申转给他的电报发生了误解，认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而加以劝说；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发起大战，不但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而且苏联也将被拖入战争，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苏联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我们两国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他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7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出兵决策，并且决定第一批出动9个师而不是6个师，还告诉他，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去通报中共中央决策情况和与斯大林详细讨论有关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全文如下：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同日，毛泽东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告知：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同日，斯大林也将中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情况通报了金日成。

        金日成获得中国出兵援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一方面命令在三八线以北的人民军部队坚守阵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越快越好。

        这一天，周恩来离京和林彪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中共中央出兵决策情况。10日和11日，先后抵达莫斯科和克里米亚斯大林的疗养地，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周恩来是带着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援朝需要苏联提供空军掩护。但斯大林对曾作过的许诺，不予兑现，可能是害怕苏联与美国在朝鲜正面冲突，将苏联直接牵进战争，而不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提供空中掩护，推说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两个半月以后也不准备派空军到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作战，而只到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驻防。斯大林并与周恩来联名就此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作了说明。

        这一情况显然出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预料。鉴于此，毛泽东令志愿军暂停执行出动的命令，令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准备从山东出动北上东北的第9兵团，暂时原地待命，并将已到东北部署志愿军出动的高岗、彭德怀再次召到北京，于13日对出兵问题又进行了一次研究讨论。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也要出兵援朝。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是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指美国――本书作者注）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毛泽东将讨论结果于当日电告周恩来，指出：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即十一日――本书作者注）菲力波夫（斯大林的化名――本书作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同日，毛泽东也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上述精神通报给了斯大林，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尽快出动，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并提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对苏联提供的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装备。要求周恩来就本次精神与斯大林再行讨论。14日3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

        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是美国当局迫使中国不得已而为之，是基于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支援朝鲜的共同需要作出的。这一决策，正确地把握了局部的当前的利益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的关系，是革命英雄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形式上，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方名义，而是以民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更为策略，对中国更有利。

        这一决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从决策作出到1951年1月，周恩来在党内外多次会议、多种场合对此做过详细阐述和说明。一年以后，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致的开会词中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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