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在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仅仅是以步兵为主体，在少量炮兵支援下，连续进行5次战役，共歼敌23.3万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减员18.9万余人），迅速把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的、全方位立体作战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及以南地区，经过反复较量，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形势，取得了战争的重大胜利，迫使“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美国当局也不得不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

        然而，由于武器装备优劣悬殊，尤其没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配合，志愿军作战也确有很多实际困难，加之，朝鲜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使志愿军的作战受到许多限制。这主要是：

        第一，由于没有空军、海军支援配合作战，特别是没有空军和严重缺乏防空作战武器，志愿军在作战空间和作战时间上均受到严重限制。在作战空间上，美国空军控制整个战场，可以攻击志愿军后方，其海军可以攻击志愿军侧后海岸，志愿军前线和后方，昼间和夜间都要严密组织防空袭，否则就会遭到不必要的损失。而志愿军无力攻击美军后方和海岸。在作战时间上，美军可以全天时作战，而志愿军昼间没有行动自由，部队行动和物资运输主要靠夜间进行。志愿军整个作战机器的运转受到严重限制。

        第二，仅仅是步兵在少量炮兵支援下作战，没有摩托化装备，没有坦克，也严重缺乏反坦克武器，因此攻击火力和战场机动能力均弱。可以挫败“联合国军”的进攻，但难以歼灭“联合国军”重兵集团，难以对付集群坦克，每次战役可以包围其一个师甚至几个师，但对其一个整师或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歼灭南朝鲜军要容易些）。当“联合国军”突围逃跑后，志愿军徒步追击，赛不过“联合国军”的摩托化和机械化，则难以实现追歼。特别是第三、第五次战役时，“联合国军”每日后撤30公里，恰好是志愿军徒步追击的一日行程，待志愿军接近后，再行后撤30公里，志愿军追击徒行疲劳，而不能扩大战果。第二次战役时，美第10军从海上撤退，志愿军没有空军和海军，只能望洋兴叹。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双方都形成连贯的战线，志愿军虽可以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但突破后实现战役上的迂回包围比较困难。在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依托一般野战工事，难以抗御“联合国军”以飞机、坦克、大炮猛烈火力的攻击，因此组织坚守防御困难。

        第三，志愿军所需作战物资几乎全由国内组织供应，并且物资消耗量大，然而运输手段和运输工具有限，没有空中和海上运输，主要靠火车和汽车运输，整个运输能力弱，加上没有制空权，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封锁下，道路常遭破坏，物资和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因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损失严重，物资损失达30%～40%，运输严重困难，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弹药只能保证重点供应，粮食供应在前三次战役时，只能达到需要量的25%～30%，在第四、第五次战役时，也只能达到需要量的50%左右。作战中的跟进补给能力更弱，基本只靠部队本身携带，带几天打几天，一般只能维持7～10天。美军称志愿军是“礼拜攻势”。这种运输补给状况，严重地影响了作战的实施，限制了战役的决心、战役的规模和持续作战的时间，也使志愿军被迫放弃了许多有利战机。

        第四，朝鲜半岛幅员小，三面环海，南北狭长。这种地理特点，限制了志愿军兵力优势的发挥，兵力多了摆不开，兵力少了不足以达成作战任务。不能像在国内战场上那样实施大规模的广泛机动作战，也无法开辟多处战场。而这种地理特点，则有利于“联合国军”发挥其海空军优势，实施登陆进攻。志愿军向南推进越远，侧后的东西海岸暴露得越多，海岸防御任务越重，同时，随着运输线的延长，给运输造成的负担越大。

        此外，在朝鲜作战，不像在国内那样，缺乏敌后游击战的配合。“联合国军”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集中90%以上的兵力用于正面作战。这样就增加了志愿军正面作战的压力。

        由于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武器装备优劣悬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必然是艰苦的、困难的。这一点中共中央从决策出兵时即作了充分的估计。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第四、第五次战役，战争在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反复拉锯的战场形势表明，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战争的长期性已充分显露。经过第五次战役的较量，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更加充分地看到，依靠志愿军现有装备和条件，短时间内不可能迅速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根本解决朝鲜问题。

        志愿军作战困难的核心问题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落后，没有像样的军事工业。虽然有些兵工厂，但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步兵武器和弹药，不能制造大炮，不能制造汽车，更不能制造飞机和坦克。事实上，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和加强，主要靠从苏联购买。而苏联当时尚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时期，迅速提供志愿军作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也有困难，并且苏联提供了装备，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训练，以掌握装备性能、操作技术和随之引起的新的战术。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训练需要的时间更长。因此，在短时间内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于是，战争的长期性就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同时，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支援战争的财力、物力有限。本来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刚刚成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然而，于1950年6月刚刚开始部署，美国当局就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不得不迎接美国的战争挑战。因为支援战争，1950年中国军费支出占财政决算的41.1%，用于国民经济恢复的费用只占财政决算的25.5%，而1951年财政预算军费拨款在数量上和比重上比1950年都有所增加。这样，战争长期打下去，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均会受到影响。朝鲜人民已打了一年，支持长期战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困难更大。

        当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具有极高的威望，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全力支援战争，并且有朝鲜政府、朝鲜人民的支援，有朝鲜人民军与志愿军并肩作战，志愿军作战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经过持久作战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如果美国放弃侵占全朝鲜的企图，停止侵略，愿意以三八线为界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则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更有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主张，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在于同朝鲜军民共同打击侵略，恢复朝鲜和平，保卫中国的安全。中共中央在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就曾考虑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撤军是可以接受的战争结局之一。

        但是，在经过第五次战役的较量之前，美国当局执意坚持继续扩大侵略，始终未放弃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成为不可能。在第五次战役后，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国当局也因“联合国军”战场上遭到失败而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放弃了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并且做出了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表明美国当局接受了中国政府早在1月下旬关于分两步走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国寻求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事实上就是中国政府主张解决朝鲜问题分两步走的第一个步骤。这说明，此时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不但更为现实，而且已经具备了基础和可能性。

        中共中央考虑，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入手。如果美国的停战谈判是骗局，或不接受我们提出的合理条件，那么美国的欺骗就会被揭穿，战争会继续，我们仍将给其以严重的打击与教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更多地站在我们方面，美国将会处于狼狈的境地。如果战争真结束了，那么我们可进一步提出有关各方举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谈判，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和平的主动权将更加掌握在我们手中。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5月底，彭德怀委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率第38军政委刘西元、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一行，回京向中央报告战场形势和请示今后的方针。

        此时，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由于长期劳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其到大连休养一个时期。5月下旬至7月初，周恩来在大连休养。这期间，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宜由毛泽东亲自过问。

        关于乔治·凯南与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格布·马立克举行会晤及所作出的表示，苏联政府向中国和朝鲜作了通报。6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根据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新变化，与毛泽东共同分析了战争形势，讨论了谈判问题和战争方针问题。毛泽东、金日成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对谈判成功与否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作长期持久的打算，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联合国军”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据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

        据聂荣臻回忆，当时中共中央开会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决定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通报毛泽东与金日成讨论的情况及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听取斯大林的意见。正在北京的金日成，也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这些问题。经斯大林同意后，高岗和金日成于6月10日乘由斯大林派来的飞机，前往莫斯科。斯大林赞同毛泽东与金日成对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共中央对战争指导方针的意见，6月13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高岗和金日成，提出：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问题，认为由我们自己提出是不太适宜的，因为最近两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最好的办法是：一、等待对方提出；二、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谈话提出。或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对方提出，中国和朝鲜方面表示同意。此外，关于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个中立区，绝不容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南北朝鲜彼此有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以上问题请与斯大林交换意见。关于军事问题，我已告邓华同志返回前线，并坚决守住现有防线，6月、7月进行准备，8月进行一次较大的战役反击。高岗和金日成再次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对毛泽东所提各项，表示同意。

        中共中央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委托邓华一行回志愿军传达，并于6月13日致电彭德怀，告知：“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

        从此，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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