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是坚决投入还是躲避争斗要看具体情况，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既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没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

        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未发生过多少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抱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怎么都难相信是真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猜不出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巨变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大部分学者对那种可怕的不投降主义有深刻印象，相信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会拼死报复。某些人进一步说，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情义”。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的战争理由是，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残暴的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情义”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互相尊敬。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维护名誉。

        在历史上其他场合，日本也曾有同样的举动，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长期的锁国帷幕刚刚拉开，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人在横滨的生麦遭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在日本闻名，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惊人的意外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这所学校“教授西方的技术……因生麦事件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与萨摩藩同样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朝廷曾发布一道敕令，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将军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反之。它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火炮和弹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要塞，并索取300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巨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份内的情义” 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情义”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作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并驱使它进行了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是，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试图把“情义”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士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情义”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阶级也是误解。“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日本并不是只有武士阶层，其高度的组织性决定了这是个性格统一的国家。就其全民而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被“份所当为的情义”所迫，是为自身的名誉而尽的义务。日本不会把自己的国民分成好战者和躲开竞争者两部分，只有 “不懂情义者”，才是真正受到藐视和厌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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