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1933年10月15日《记事报》上发表的采访录中，一开头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外貌特征做了简短的介绍。如果读者肯费点儿事往前翻几页，就可以看到：虽然记者乌苏卢特兰承认犯人具有男性魅力，但是，显然他是按照隆布罗索的形态模式描述犯人外貌的。这些天经他的导师和朋友萨尔梅龙大夫的指点，他喜爱上了意大利犯罪学派的理论，隆布罗索的理论认为，根据一个人头颅的大小、脑门的宽窄、上颌骨的长短，等等，可以把天生的罪犯划分成若干类型。

        记者乌苏卢特兰还想证实另一种理论，虽然他研究得并不深入。萨尔梅龙大夫也主张这种理论，但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却颇有争议。根据这种理论，人们试图从犯人身上找到一种神秘的两面性，即“反社会罪犯”特有的两面性。此次出庭作证的人当中，不少人一致认为，在被告卡斯塔涅达的那副诱人的风度——他永远身穿那身奇怪的丧服，尤其引人注目——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恶人，他用来引诱、欺骗别人的工具正是他的交际才能，能说会道，总而言之，他全部与生俱来的魅力。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引用马诺洛·夸德拉就这件事发表的看法。

        1933年11月28日，正式开始审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案子，他用毒药犯下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当天在档案上记录的登记表也提供了一些有关他的外貌的基本材料：

        犯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的登记表

        眼睛：棕褐色（因严重散光戴一副玳瑁边眼镜）。

        服装：黑色衣服，包括上衣和坎肩；蝴蝶结领带；使用拐杖和礼帽。

        特点：面颊和下巴上有浅白麻子。

        指纹：犯人左手拇指和右手拇指用不褪色印油留下指纹。犯人的档案中还有从不同角度拍摄的3张照片。

        3张照片用浆糊贴在相关的纸页背面。自1933年10月9日堂·卡门去世后，日复一日地积累起的厚厚的档案里面存放着无数证人的证词、法医的检查报告、开棺验尸记录、化验室的化验结果、技术鉴定、剪报、信件，还有其他许多法官认为应该列入的证据和文件。1933年12月24日审讯突然中断，档案已经厚达1892页。

        但是，没有一张照片可以让我们看出他是个神话般的美男子。1931年3月27日下午孔特雷拉斯姐妹看见他出现在大都旅馆的房间门口儿，刚跳完舞，直累得气喘吁吁。从那儿以后，他就以无法抵挡的诱人手段博得众人的欢心。

        圆形玳瑁架眼镜给他那张洋溢着青春光彩的脸上平添了一股老成劲儿，不要忘记当时他还不满26周岁。眼镜架下面，鼻子显得又宽又扁。鼻子底下的那张嘴，按照法院存档的登记表上说，应该是很小。但是，从照片上看，他那张紧紧闭住的嘴却显得鼓鼓的。

        阴沉沉的目光透过眼镜片盯住警察局摄影师的照相机。浓密的眉毛拢在一起，遮住那双黯然神伤的眼睛。许多人都说他剃过前面的头发，因此额头显得不那么窄。额头上，浓密的黑发朝后梳着。

        马诺洛·夸德拉发表在1933年10月20日的《新新闻报》上的那篇题为《身遭不幸的面首》的文章，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帧照片。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带往法庭准备作进一步调查证词。他走在边道上，一直昂着像平日一样刮得光溜溜的下巴。中午，烈日当空，他还是极力不眨眼睛。他每天都要在监狱的院子里洗一次澡，所以显得面色滋润。他以军人的矫健步伐走在几名手持来复枪、威风凛凛、目光炯炯的警卫前面。要是不知道他是一名犯人，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手中紧握文件包去呈递国书的全权大使。

        街上有记者问了句话，他撇撇嘴，露出轻蔑的一笑，算作回答。路上碰见个小孩儿，他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很有礼貌地让他走开。有的记者被警卫粗暴地赶开，从远处向他提问，他眼睛里倏地闪过一道亲切的光亮，显出心态沉稳，毫无倦意。许多人挤在门口，想看他一眼，他轻轻地点着头，向大家致意。人们感到惊讶，都在窃窃私语，有人还跟着他走出一段路。一种表情凝结在女人们的脸上，是惊奇？是无奈？还是幸福？“真是个美男子！”一个女人说。但是，这个昔日的面首已经无法听到了。“要不，我准会和他结婚。”另一个女人说，话音里不带任何嘲笑的口气，说得挺认真，还眯缝起眼睛，满脸如梦似幻的神情。

        谁能解开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如此错综复杂的品格呢？至今还有许多人想一试身手。有人对他心怀敬意；有人对他感到陌生，心怀恐惧；有人脱口而出，骂得他狗血淋头；也有人吹牛拍马。总而言之，平时谈起他来，众说纷纭。人们企图根据最流行的精神病学理论把他列入这类或那类罪犯病理类型。为此，人们求教于外国学者；病理遗传啊，环境影响啊……主张“先天说”的相信遗传基因注定如此；主张“后天说”的相信环境的影响万能，不管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

        从首都出版的《面孔和面具》杂志上，笔者选取了智利大学杰出的精神病学家阿里埃尔·多夫曼教授描述“反社会分子”的一段文字。许多人认为，这段描述中提到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生于杀人犯一身，恰好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勾勒出一幅画像：

        “喜欢使用毒药这种无声武器的杀人凶手，总是对生活琐事表现出拳拳爱心，待人温文尔雅，衣着整齐干净，让人一看就喜欢。他的行为具有两面性，不知什么时候会变得十分粗暴；挖苦起人来，毫不留情；背后议论时，用语恶毒。因此，他喜欢采取令人作呕的狂热行径，热衷于造谣中伤，喜欢胡思乱想，不着边际，涉及桃色事件，尤其如此。他个人的性生活非常肤浅，乌七八糟。

        “他头脑健全清楚，机智聪敏，具有敏锐的分辨力，但必须是理智不受奇思怪想的左右，而他偏偏常把幻想当成现实。他不会胡言乱语，也没有常发性思维紊乱，更没有发现他有神经机能病症。反复无常、言不由衷、不知廉耻、不知内疚，是其性格特征。他的社会行为动机不当，缺乏自我节制，不会利用经验。以自我为中心，感情冷漠浸透其全身心。他说他爱所有的人，其实他谁都不爱。他经过周密思考不动声色地暗中仇恨周围的人。他不想看到流血，因此我们从来未见过他手执匕首或火器面对面地进行暴力活动。需要杀人时，他使用伪装起来的毒药。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他毫无责任感，还使用多种伪装手段以掩饰其反复无常，而投毒就是他最妙的手段。”

        他是戴着约翰·巴里穆尔、莫里斯·谢瓦利埃、查尔斯·劳顿的假面具的社会精神病患者？由仓库改成的梦幻工厂——好莱坞的巴比伦王国——里，这几位银屏明星在摄影棚里的高强度灯光照射下滴汗不出；我们这位外交使节、黑衣绅士、电影演员在放映影片的旺季——炽热的盛夏，也是滴汗不出。笔者向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看过吗？有什么看法？他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话：“我压根儿不去电影院。想看丑剧，这一出就够看的了。”大街中央还响着人们的脚步声、惊叹声，记者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在这个服刑的面首发出简单的回答之前，记者手上的汗迹留在了纸上。

        他妻子玛尔塔·赫雷斯怎么样呢？她出生于1913年，我们知道在1930年3月的一天晚上在危地马拉城梅尔塞德教堂侧厅神坛前举行婚礼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当时，主厅的半圆顶被1917年的地震破坏了，屋顶还没有盖上。我们知道，她在莱昂猝死时也很年轻。

        1933年11月23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从狱中给他的危地马拉朋友费德里科·埃尔南德斯·德·莱昂写了一封信，信中追忆了那天晚上婚礼的情景：

        我孤身一人困在牢房里，费德里科，陪伴我的是对家乡的思念、悔恨和遥远的幸福，就好似我忠实的朋友……您，我婚礼上的伴郎，是否还记得那天晚上有多么匆忙？至今我还怪您，是您和梅尔塞德教堂的教区神父负责把“一切”安排停当……婚礼上的宾客都是亲朋至友，玛尔塔不愿意大事铺张，露丝妈妈染病在床，不知道是否已经离去。关上大门，玛尔塔在阴暗的前厅等候。神父终于来了，是您亲自到牧师之家把他找来的，他已经睡下了。晚上7点钟念玫瑰经的时候，保险丝断了。没有电灯，真蠢啊，好像我们早就应该知道似的。就差再来一次地震，害得教堂坍塌，把我们都压在下面了……最后，我们磕磕碰碰地来到圣器室。到处都是泥瓦匠的工具箱、水桶、沙子、杂物，玛尔塔直担心把衣服弄坏了。您大概不会说，选择这座教堂的时候不知道主神坛还在翻修吧。大家去找蜡烛，点起烛光……最后，我们在黑暗中举行了婚礼。神父困得要命，他每打一个哈欠，我都真想给他一拳。我厌烦透了，玛尔塔直笑话我，她就是这样，有天大的不幸，她也不会难过。费德里科，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我对您的回忆准确吗？

        我确信一切都会查清的，待到这场灾难过去，不带上玛尔塔，我是不会离开尼加拉瓜的，我要将她刨出来，就是用手也要把她刨出来，让她高高兴兴地安息在故土上，而不是在这里，这里的人已经不爱我们了。等我在克查尔鸟的桀骜不驯的天空下将她安放在故国的墓穴时，希望您，费德里科，能和我在一起。

        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唯一一张玛尔塔·赫雷斯的照片就是婚后一个月她在危地马拉城穆耶尔照相馆拍摄的结婚照。当时，她又穿上新娘的礼服，背景是用硬纸板搭起的，上面画着春意盎然、五彩缤纷的神奇花园。

        不知是什么人一时冲动，剪掉了照片上的新郎，只在相纸上留下一块黑衣服、一只耳朵和一部分肩膀。玛尔塔把头倚在那只残缺的肩膀上，头发塞进一顶珠花绣帽里，帽子上面罩着婚纱。

        在这幅照片上，玛尔塔·赫雷斯最大的魅力就是她的青春，也许时间永远不能使她青春凋谢。一对活泼的黑眼睛在丰满的苍白的脸上炯炯放光，脸上略带天真文静的微笑，橙花芳香消散，而她仍然沉醉在花香中。我们看见她把翘鼻子天真地贴近新娘捧花，花束的丝带在她手中有些凌乱，背后布景上花团锦簇的花园反而显得色调灰暗。

        孔特雷拉斯姐妹的照片也在这里，凭眼睛看一看，我们的确不敢贸然肯定她们是出众的美人儿。

        根据附在本案档案中的出生证，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出生于1911年12月28日，1933年10月2日去世时还不到22岁。

        她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为本笃会修女开办的天主教教会中学学习了两年，参加会计和打字班。根据《中美洲人报》关于庆祝她回国的报道，她于1930年12月乘船回到尼加拉瓜。

        1930年12月31日，她正式参加社交活动，出席了莱昂社交俱乐部传统的新年舞会。这一天，她和首次露面的其他少女合拍的照片刊登在报道此次社交活动的那期《中美洲人报》上。这张由西斯内罗斯照相馆拍摄的椭圆形照片，边沿已然模糊不清。后来，这张照片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又配合许多报道刊登过。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祖父的印刷厂又将照片刊印在《痛悼集》的封面上。集子里还有流浪诗人利诺·德·卢纳撰写的挽歌。出殡那天下午，天上下雨，诗人未能在公墓朗读。下面是挽歌的开头几句：

        松节油的淡淡气味却突然袭来。

        暴雨啊，抽打着墓穴，声声不断，

        也许是残酷的手按住白色棺材，

        玛蒂尔德最具魅力之处可能是浓眉下那副忧郁的目光。她那张脸不大谐调，尤其是颧骨偏窄，嘴偏小，嘴角往下撇着，缺乏性感。她头发挽成一个高发髻，两侧梳成两个大发卷，这种过时的发式使她显得有些老气。衬衣领口别了一块宝石，那副样子更像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双颊没有修饰，没有涂胭脂，在那么多头戴奇形怪状的发箍、风度翩翩、满面含春、初次露面的姑娘当中，她显得神色惊惶，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我们看到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照片是1933年9月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皇宫剧院附近的查乌塞乌尔照相馆拍摄的，当时她在妈妈的陪同下出外旅行，不久后就回到了尼加拉瓜。

        她于1918年8月18日出生，当时刚满15岁。在哥斯达黎加停留期间，她过得很愉快，又很不幸。1933年10月22日，她舅舅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在出庭作证时谈到了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听到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以及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对这件事的说法。

        照片上，她把一只手悄悄地伸向一根画着大理石条纹的木柱，似乎害怕打破柱顶上那只插着白色马蹄莲的花瓶。一只饰有箔片的小手提包挂在另一只手腕上，她正用手扣上皮大衣的领扣儿，大衣下面露着一双精巧的缎鞋，仿佛马上要跳舞似的。她背后的幕布上画着一道栏杆，再后面是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下的宫殿的高大窗户。

        她的头发梳成密密的发卷，肉嘟嘟的丰满的嘴唇充满性感，这正是玛蒂尔德缺少的。她还是个孩子，却扮装成市井少妇，似乎穿上姑娘的衣裳只是为了玩一玩。一双金鱼眼里闪烁着惊奇、开心的目光。黑色的眼影使她本来就是圆鼓鼓的眼睛更加突出，谁都忍不住要看看她的眼睛。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她虽然极力用淘气的眼神掩饰内心的惊慌，可仍然流露出惊慌的神情。

        最后是堂娜·芙洛拉·瓜迪亚·德·孔特雷拉斯的照片，那是1929年在莱昂市西斯内罗斯照相馆拍摄的。她于1889年出生于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当时正好40岁。到1933年，她仍然完完全全保持着照片上的姣丽的相貌。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对她赞美不已，说她比两个女儿加起来还俊俏。萨尔梅龙大夫和“长舌桌”上的其他人都有同感，我们只能相信罗萨利奥的说法。

        她全身弥漫着现代气息。发型是现代的，头发用剃刀削得短短的，贴在头顶上。衣服随随便便，一件钩针编织的衣服长仅及膝，十分宽松，大领口处别着一支天鹅绒的玫瑰花。她坐在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手指交叉，抱住膝盖，脸上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嘴唇半张半闭，露出几颗不整齐的牙齿，倒也招人喜欢。

        1909年，莱昂最大的印刷厂商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派他儿子卡门到哥斯达黎加考察一种钱德勒牌新式电动印刷机，也就是勒曼印刷公司新近从美国进口的那种机器。在那儿，他结识了堂娜·芙洛拉。这位游子很快就宣布马上举行婚礼，他妈妈非常不高兴，气得卧床达一个月之久。

        堂娜·米格达丽娅是她丈夫的表妹，她不允许有人破坏世代相传的家规。据《光辉时代》的记载，孔特雷拉斯家族是勇士熙德与圣母马利亚的后代。据孔特雷拉斯家族第一个从西班牙到达美洲大陆的贝利萨里奥·孔特雷拉斯·马里奥定下的规矩，只能在其家族内部通婚。虽然堂娜·米格达丽娅明知自己有权干涉儿子的家务，可以决定买什么家具、安排哪些仆人，可她到死也没再进这个家门。

        1909年年底，堂娜·芙洛拉到莱昂与丈夫住在一起。婆婆余怒未消，以胜利者的口吻公开宣布她反对儿子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结婚，而且说这样做绝没有错。从堂娜·芙洛拉一进家门起，人们就认为她举止过于随便，莱昂的上等家庭很看不惯。她毫无顾忌地用烟嘴吸烟。虽然已经有了人家，在丈夫不愿陪伴的时候和其他男人在节日聚会上跳舞，或者独自一人观看演出，而且认为这没什么不可以。人们开始轻蔑地叫她“拉蒂卡”。这些年来，尽管她姓氏高贵，人们还是把她当成外国人看待。

        1933年10月25日的《记事报》上发表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那篇轰动一时的采访录之后，这种道德的看法再次变本加厉，只是以道歉的形式掩饰而已，说到底，她是个外国人，她是向另一个外国男人打开房门的。

        “她比两个女儿加起来还要俊俏得多。”就在10月25日这天晚上。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眼看着照片在“长舌桌”上而赞叹不已。为了把照片保存在档案里，他从《记事报》第一版上剪下这张照片——配合那轰动一时的报道发表的唯一一张照片。对那篇文章，他倒没多操心，打字原稿交到印厂以前，他就拿到了用复写纸打出的复印件了。

        再说一遍，有关那位夫人美貌的话是罗萨利奥的创造。1933年9月26日晚上，萨尔梅龙大夫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喜欢上它了。当时，《记事报》为欢迎堂娜·芙洛拉在哥斯达黎加经过长时间的游山玩水做生意后回到莱昂，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这幅照片。那次，罗萨利奥还说，看见那张照片，他想起一位电影演员，不过没具体说是谁。

        在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案件进展情况的那几个月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照片一直未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从马那瓜来的记者和莱昂的记者不同，他们都带着照相机，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拍下她的照片。事情出来以后，特别是那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报道发表以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进不去。家里的近亲和用人可以看见她，“拉法玛”商店的店员有时能见到她，除了他们以外，谁也见不到她。谣言开始流行，说她感到十分内疚，痛苦不堪，过早地衰老了；还说圣诞节前她要去哥斯达黎加，进一座修道院。在那里，她将为错误地爱上一个杀人犯向上帝赎罪，了此一生。后面，马诺洛·夸德拉还会讲到这件事。

        因此，1933年11月12日她向法庭提供的证词（下面还要谈到）是应她家人的请求关上大门在家里记录的。地点就是玛蒂尔德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朗读法典直到凌晨的那条走廊。这样，可以避开吵吵闹闹的看热闹的人、记者和诉讼人。这些人常到法庭去，焦急地希望直接听到证人披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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