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没来得及向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说明为什么他会心血来潮在1933年12月6日突然提交那份大胆的书面材料，以此给他那扭曲的、变化无常的风流韵事画上个句号。萨尔梅龙大夫也没来得及告诉卡斯塔涅达为什么他没有按照约定的那样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出狱后第二天就带头举行支持和同情卡斯塔涅达的游行，而不是继续装成与他势不两立的仇人。

        两个人都没有履约。然而，越狱计划一直在制订，直到最后完成。12月6日，也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法庭上宣读书面材料那天，按照约定的办法，他通过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把第一封信送到同谋者手里。从11月初开始，孔特雷拉斯家过去的女用人就得到允许，可以进入监狱。最后，又得到允许，每星期可以去收一次犯人的脏衣服。她利用这个机会给卡斯涅塔达送去一些食物。

        下面是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从监狱带出来的简短的便条。她把便条藏在胸罩里。在萨尔梅龙大夫的秘密档案中，可以读到这张便条。

        在马槽放在门口儿那天，向马利亚报信的天使将扑棱起翅膀。人们点燃鞭炮欢庆弥赛亚诞辰时，将是下午6点钟。请备宝马一匹，雕鞍一副，将马拴在瓜达卢佩大街奇基托河大桥的栏杆上。只将马匹留下即可。

        晚上9点，天使将在送信人的住所等您。住所大门从外面上锁，请从后院的门进去。我们在那儿告别。

        。在圣婴耶稣前往大教堂的时候（晚上10点），天使将骑马出发。向导应在从跑马场通往圣费利佩区波索尔特加的路上等他。

        天使提请您记住：不要将天使凌空飞行之事告诉任何人，不论是和您同桌共饮之人，还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蒙戈尔费埃。天使至死信赖您，只相信您一个人，而您不要相信任何人。

        看来，两位盟友各行其是，互不通气，都在逐条地违反狱中商定的事情。读者已经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将原来答应提供给萨尔梅龙大夫的信件交给了费亚约斯法官。萨尔梅龙大夫对卡斯塔涅达再次破坏协议的行为不但不生气，反而在“圆球”奥维埃多庄严地捧着锚牌缝纫机针线盒到法庭交信的时候，亲自为他开路。尽管信中一再提醒，萨尔梅龙大夫还是求“长舌桌”的座上客帮他准备越狱计划，这就完全违背了协议，毫无慎重可言了。

        1986年10月17日，作者录下了“班头儿”普里奥的谈话，他把双方违反诺言的行为称作“拿命运当儿戏”。普里奥酒家的旧址在赫雷斯广场对面，1979年6月在最后一次反独裁统治暴动中被大火焚烧。这次谈话是在酒家新址进行的，新店比原来的更要简陋。

        下面是摘录谈话录音的一部分：

        12月7日在莱昂是有名的圣母节。大夫约我们下午6点钟以后到苏布蒂亚瓦区的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家聚会。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是谁，你已经知道了。自从大夫被捕后，我们就没有再聚会过……不，在那以前我们就没见过面。我们到萨尔瓦多拉家的圣坛和苏布蒂亚瓦区其他圣坛前欢庆圣母节。那儿过节很热闹，谁都不会怀疑，因为那天晚上大家都拥到街上去了。在原来那个门脸儿挺大的普里奥酒家聚会，连想也甭想。从前面发生的事来看，那可是危险万分。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已经不再躲躲藏藏了。他混在埃斯帕尼奥利塔大街欢庆节日的人群里，手举着一个用油纸衬里儿的五角星，里面点着灯，眼下过圣母节的时候还能看见这种灯。不过，曼索已经不露面了，他派人来说，他的疝气又犯了，起不来床，怕一活动睾丸就下垂。是不是真的闹疝气，我没把握，不知道是借口还是真的，总之，他没来。后来他背叛了，这种人撒个谎，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去了，当时，生意特别好，也不得不放弃一个小时。我们走进院子里，交谈了一会儿。神坛设在里面，鞭炮齐鸣，大家轻声唱起赞美圣母的歌。我听了大夫想说的事情，说实在的，我不赞成那项计划。那么干太冒险了。再说，那时候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不行啊。我把这个意思说了，幸亏没给我分派角色。他回答说：“您的角色就是装哑巴，‘班头儿’。”OK，我不说话就是了。那么，干吗把我叫来呢？知情就是担风险，没必要嘛。想让他看清这些，我能干什么呀？我能对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大夫？照他现在这种干法，用不着费什么劲就能把卡斯塔涅达毁了。没办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这就是我的想法。再又一说，过去他们谈了许多事情，我很少往里掺和。我不过是个东道主，听一听，随便发表点儿意见，仅此而已。

        罗萨利奥和我的看法一致。他站在院子那儿瞅着我，好像说：这位？这位可不是萨尔梅龙大夫啊，我都不认识他了。不过，他为人厚道，分派给他的事，他承担下来了。他要弄到一匹马。那天派他去庄园，他骑的就是那匹租来的马。大夫气喘吁吁地说：“别告诉别人马要到哪儿去，否则，就不会租给你。要是马回不来，由我付钱。”这个小可怜，他巴不得万事如意。

        大夫委派罗萨利奥去说服曼索。曼索负责筹集伦皮拉，因为他和洪都拉斯人有生意往来，我估计可能是走私生意。他这个人满不在乎，哪儿能捞到钱就到哪儿去捞。我记不得手枪是怎么弄来的了，大概也是曼索给的，可我没把握。我确实记得找到了一位向导，是大夫通过住在洪都拉斯边境一带的他的一些病人在索莫蒂略找到的。

        曼索呢？这家伙刁钻透了，不知道他会走哪条路。很可能回到洪都拉斯去了，他是从洪都拉斯来的，是特拉人。他在这儿把东西变卖一空，您可别以为他是问心有愧才离开这儿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靠经营埃斯福埃索杂货铺又过了好几年。我只知道，1936年，老索摩查搞掉舅舅胡安·包蒂斯塔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他会手执骰子筒死在洪都拉斯。如果说他已经死了的话。

        塞尔希奥，老伙计，应该看到生活是什么样。曼索和大夫之间亲如骨肉，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背叛了。他确实帮过大夫的忙，萨尔梅龙大夫要什么他给什么。可是，早在这之前，他已经偷偷给奥蒂斯上尉报信儿了。这件事，大夫后来才知道。他出卖了全部计划，我想恐怕不是为了钱，他不需要在这种事情上捞钱。叛徒就是叛徒，害怕是叛变的动机。如果他不同意，本来可以像我那样保持沉默。他不该一抬屁股就到司令部去告密。那天，我亲眼看见他从司令部里出来，我还能怎么想？后来，又到这儿来，大喝索洛特兰啤酒。他说：“我是去那儿看看能不能办个许可证，允许我带着鳕鱼上街做广告，现在不管办什么事儿都得要许可证，就是为了找你要钱，他们已经没地方捞钱了。”他跟我撒了个弥天大谎，居然还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根据作者和“班头儿”普里奥的谈话录音，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不只是支持越狱计划，完成了分派给他的任务，而且还加入了萨尔梅龙大夫牵头的那支队伍，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只是他相当胆怯，畏首畏尾。有时候，还壮起胆子参加游行，一直把犯人送到第21监狱门前的台阶上。

        “圆球”奥维埃多交出的信件于1933年12月6日半夜某个时候在法庭被盗。第二天早晨，费亚约斯法官不再抱什么希望，向最高法院院长发去了辞职电报。电文在他脑海里思量了多次：

        由于军方蓄意破坏本该尊重之法律及法律程序不断侵犯本人职权本人已无法迅速周密地执行司法公务被逼无奈特向贵院提出辞呈在贵院任命接替人选之前请即委派接替工作之司法官员以便向其交待工作本人即着手准备家具及办公用具清单及待办案件登记册

        当天下午最高法院院长马努埃尔·科尔德罗·雷耶斯博士从马那瓜发来回电。我们在档案里见到了电文：

        在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上宣读了您请求辞去莱昂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职务之来电鉴于您目前负责调查之案件涉及人所不齿之罪行案情极为严重社会反响极大且该市受人尊敬之孔特雷拉斯家族深受其害故于本院下达新任命前切勿擅离职守如违反此项决定当负公民及行政责任

        1964年，费亚约斯法官在大学校长任职即将结束之时，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我作为秘书每星期都要陪他去马那瓜几家学院视察。我们乘坐一辆旧奥尔兹出租车，在往返的路上，在“庭院”餐馆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他年轻时的经历、政治生涯中的失败和挫折以及他称之为战斗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我们还谈到艺术和文学，特别是作家的职业（当时我已经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写好了序言）。交谈中，我经常提到卡斯塔涅达案，这是我们在法学院刑法课上研究的题目。而我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因为卷帙浩繁的档案可以当作小说来读，还因为费亚约斯法官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我没有保留谈话记录。单凭记忆，我在前几章里已经介绍了他对审理此案的看法。然而，应该说明，他并不喜欢这个题目。他的确怀念这件事，不管怎样说，那是他年轻时候经历的一支小插曲。但是，每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总不免流露出一丝带有讽刺意味的苦笑，特别是谈到最后几个星期的事，他屡遭失败，被强行捆在法官的岗位上，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而真正的审判结果都是背着他定下来的。

        审判结束后，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的东西立刻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胡安·包蒂斯塔·萨卡沙总统的软弱政府背后真正掌权的是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耍弄阴谋，阻止卡斯塔涅达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即使有少数几个人出庭，也是故意说上几句躲躲闪闪、不明不白的话。过了多少年后，正像“班头儿”普里奥告诉我们的，国民警卫队搞阴谋，偷袭法院，盗走信件的事也曝光了。

        只有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在1933年12月10日毫不迟疑地回答了问题单子上开列的问题，尽管前一天奥蒂斯上尉把她叫到司令部去，威胁她说，有人揭发她在家里私设宰猪场。只是没有警告她不要参与越狱计划，因为正如我们在后面看到的，国民警卫队不想破坏这项计划。

        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姑娘年纪小小的，在回答法官提问时，机智敏捷，言语流畅，费亚约斯法官一直记得很清楚。12月10日，在原告律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陪同下，她出庭回答辩护一方提出的问题。从前那股活泼劲儿，却变得无影无踪了。

        有关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请证人回答，每天晚上我们在孔特雷拉斯家走廊里学习的时候，你熟悉的玛蒂尔德时常抚摸我的头发和胡子，事实如此，请证人说一说是否如此。你给我送咖啡的时候，看见了这类场面，也看见我们，手拉着手，我还吻过她的手。

        第二个问题：请证人回答，有一天你看见我三更半夜从玛蒂尔德的卧室里出来，她一个人在那儿睡觉，因为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到奇奇加尔帕拜访堂·恩里克·希尔家去了，事实如此，请证人说一说是否如此。

        答：我没看见你出来，也不记得玛蒂尔德姑娘一个人睡过觉。

        第三个问题：（问题诡诈，被法官删去。）

        第四个问题：请证人回答，有一天我妻子玛丽娅·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当着您的面指责玛蒂尔德破坏我们夫妇关系，骂她是不要脸的婊子，还说了其他难听的话。事实如此，请证人说一说是否如此。

        答：我没听见过她说的这些话，什么也没听到。

        第五个问题：（问题诡诈，被法官删去。）

        这时，辩护一方要求停止审问，证人显然被人收买了。有人利用她年纪小，这从她的打扮上很容易看出来。她穿上了质地优良的鞋子和新衣服。在那家当用人的时候，从来没人给过她这么好的穿戴。此外，法官删去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使问题单失去了目的性。

        原告一方插话，抗议犯人断言证人回答问题不真实，认为犯人提出的问题是信口胡说，要求不予回答。

        法官接受了准备问题的辩护一方提出的中止审问的要求。法官也接受原告一方提出的抗议，决定不再追究有关证人意愿的问题。关于删去问题单子中一些问题一事，法官向辩护一方指出，刑法225条授权法官这样做，勿须解释原因。

        证人埃乌弗拉西奥·多奈雷，情况不详。辩护一方提出他曾亲眼目睹某些幽会的场面。官方派人到“我家主人”庄园去找过他，想将传票交给他。他似乎在那儿居住和工作。但是，当地无人知道他的下落。根据法律规定，连续三次在法庭布告栏上张贴了传票，但他未能出庭作证。

        多洛雷斯·洛伦特，一般情况见案卷。辩护一方提出她曾传递过几封情书。1933年12月14日，多洛雷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矢口否认她与情书有任何关系。相反，在审问过程中，她要求犯人与她结清在他家干活儿那段时间的工资。据她说，从未付过她工资。辩护一方则要求派人查明：几天前，证人被司令部雇用，为军队做饭，同时要求查明她的工资是多少。对此，国民警卫队军需官拖着不办，最后回答说，花名册中根本没有此人。

        德梅特里奥·普埃塔斯，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雇用的会计，负责保管账目。1933年12月15日，他送来一份书面材料，正式指控犯人捏造罪名，并以受害者的身份提出：在澄清对他的指控之前，有权拒不出庭。这份书面材料存放在本案的档案里，待以后处理。

        1933年12月21日，辩护一方又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提出：情书既然丢失，要求传讯保存原件的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一般情况见档案），要他说明情书的内容，因为他曾看过那些信。当天受理了这份材料，派人去找证人。但是，到了指定的那天那个时候，出庭的竟是他父亲堂·伊希德罗·奥维埃多·马约加。他出示了任命证人为尼加拉瓜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圣塔安娜领事的委任状抄件，还有外交和宗教部部长证明他拿到第27号官方护照的材料。奥维埃多已于12月20日乘“阿卡胡特拉号”轮船上任去了，为此还附上了科林托港务局的有关证明。

        亚约斯法官无法听取证人的证词，因此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1933年12月6日的书面材料中提出的所有想法全部落空。读者已经知道，萨尔梅龙大夫出庭作证失败，法官没看到斯奎布笔记本上的记录，也没看到有关那些桃色事件的秘密档案。1964年，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这些文件还没到我手里，直到1981年我才拿到。因此，不可能知道这些材料在审理过程中会起到什么作用，费亚约斯法官对此有什么见解。

        我提醒费亚约斯法官，根据他的命令进行的专门鉴定证明在卡斯塔涅达箱子里找到的信是真的，说明笔迹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圆球”奥维埃多提供的信在失窃前曾保存在他手里，他知道信的内容吗？此外，在准备审问萨尔梅龙大夫的时候，他真的想理清这团情场乱麻吗？他向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提出的问题，虽然经过仔细的斟酌，其实还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的确切谈话，我手头上没有。不过，他还是承认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段阴谋与忌妒的肮脏故事，正如玛蒂尔德的信里说明的那样。只是他不敢断言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圆球”奥维埃多交来的另外一些信，他没来得及看。显然，他不想深究本案的这一方面。即使对他这样思想开通的、不抱偏见的人来说，那种事仍然是禁区，这就不能不让人奇怪了。至今，孔特雷拉斯家族在莱昂还是个大家族，对他们来说，那种事也仍然是少说为佳。

        本书作者只能善意地看待这件事。作者注意到即使过了半个世纪，孔特雷拉斯家族的后代对这个案件还很敏感，因此，只能仿照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报道里的做法，在书中对孔特雷拉斯家族的成员一律使用假名假姓。

        让我们再听一听1986年10月17日“班头儿”普里奥的谈话录音吧。他谈到了费亚约斯法官当时的艰难处境，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情况。

        这些事对卡斯塔涅达来说，的确是个失败。但是，对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来说，就不能说是失败了。他的情况更糟：他接下了那份神圣的书面材料，人们就让他在莱昂受到百般奚落。他们到法院去，偷走了信。1947年，马努埃尔·戈麦斯上校为大选舞弊事与索摩查闹翻。在流亡期间，他披露了很多事，其中之一就是他奉命领导了这次偷盗行动。他派出两名因盗窃罪被关押的犯人从屋顶进入法庭。塔乔·奥蒂斯用飞机把信押送到马那瓜，交给了索摩查。

        此后，无人出庭作证，即使有人出庭，也不知道他们跟他说了些什么。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怪罪国民警卫队和萨卡沙总统。萨卡沙总统是莱昂人。作为莱昂人，在这场官司中自然维护孔特雷拉斯家族。索摩查就更不用说了，他巴不得掩盖住这件事，因为他是被人收养的莱昂人，养成十足的奴性。他和德瓦伊莱·萨卡沙家族的一位姑娘结了婚。结果一步登天。德瓦伊莱家族的人和萨卡沙家族的人又和孔特雷拉斯家族的人结亲。不过，索摩查在推翻萨卡沙的时候，早就忘了萨卡沙是他的舅舅。

        费亚约斯法官还怪罪卡斯塔涅达。每次出庭，他不干别的事，就是提要求，好像信被偷走要怪他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没人愿意说话，也要怪他。“圆球”奥维埃多被送往萨尔瓦多的时候，都没来告辞一下。把他调走的是萨卡沙。萨卡沙别的事干不了，任命一位领事还可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位牧师后来担任了莱昂的主教，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刨花”（笑声）。他越来越像个疯子。最后，在布道的时候，只能讲些鲁文·达里奥的诗里面的农牧之神和森林之神。他在讲坛上呼喊：“青春少女把莨艻花献给你。”（笑声）

        在“圆球”奥维埃多带着盛信的褡裢出庭之后，他们全家人开了一次会。不是褡裢？是盒子吧？是啊，装信的针线盒，他一直否认他手里有信。在会上，他的父亲、母亲、“刨花”让他坐在“被告席”上，一致决定：“你必须马上出国，不争气的东西，把老婆孩子都带上。”他们为他准备了灌肠、猪肉包子（笑声）。打从一上火车起，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起来。当然，“圆球”奥维埃多后来又回来了，在西部上诉法院当了法官。不过，后来他泄了气了，不是圆球了。血糖太多。死的时候，干瘪得像个泄了气的皮口袋。

        连最好的朋友都抛弃了他。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最后孤身一人在暴风雨中挣扎。谁去把这些事告诉他？只有大夫一个人支持他，过去大夫曾经希望看见他被判处死刑，现在又和打赤脚的人、穿衬衣的人一起支持他。这就是轮盘赌上打转转吧。

        大夫永远失去了我教父达比希雷大夫的友情，失去了其他许多朋友。更确切地说，他从来就没有过朋友。你一直在做调查，一定会发现在莱昂很少看见他。教父的事，对他是个打击。他本来靠着我教父，在这种臭地方，人们都不喜欢他，失去了达比希雷大夫的友情，等于失去了慰藉。他们成了死敌，就是为了卡斯塔涅达的案子。你看，轮盘又转啦。教父的预言还真说对了，他说一定会看见他们两人在一个盘子里吃饭。

        我教父达比希雷大夫逝世是在1960年。当时你在莱昂这儿学习吧？当然啦，1959年7月23日，塔乔·奥蒂斯和国民警卫队一起在普里奥酒家原来的大房子门口的街上屠杀学生的时候，你在这儿嘛。教父第二年入土。他是寿终正寝，已经离不开轮椅了。后来连狗也没有了，只有小哑巴特奥多西奥照拂他。主教“刨花”也慢慢地变成了疯子，只讲法语，特奥多西奥和他打手势，就像能听懂他说什么似的。

        大夫在大学礼堂代表医学会发表了演说，简直是一份枯燥无味的悼词，还印成了小册子。那些年他们没说过话，见了面就扭过头去，对立了近30年。

        （正如“班头儿”普里奥说的，当时塔乔·奥蒂斯已经晋升为少校。1959年7月23日下午，他带领国民警卫队的一个排，在从普里奥酒家到大学的大街上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那次屠杀造成4人死亡，60多人受伤。1933年10月9日傍晚，在人群簇拥下，那台开耳维纳托冰箱正是顺着这条大街送往医学院实验室的。

        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校长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送葬变成了抗议独裁政权的大规模的游行。莱昂主教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拒绝打开教堂的大门，不让人们为牺牲者唱棺前弥撒。塔乔·奥蒂斯的家就在大学附近，第二天夜里，一大群怒不可遏的群众放火烧毁了他的家。）

        1933年12月10日中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费亚约斯法官和奥蒂斯上尉争吵起来，甚至还动了手。据“班头儿”普里奥的回忆，这个事件就发生在大屠杀那条街上，因为他从自家铺里亲眼看见了。1964年，费亚约斯法官也提到了这次事件。

        电报局位于司令部和普里奥酒家之间。费亚约斯法官在电报局发走辞职电报之后，就驾驶着“青鸟”福特车回法院整理文件。阿利·瓦内加斯也在前排，坐在他旁边。奥蒂斯上尉看见他走出电报局，就匆忙上车追了上去，远远地冲着他一再鸣笛，要法官把车停下。

        “你已经知道东西被偷了？”奥蒂斯上尉把他的车与费亚约斯的车并排停住，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阿利·瓦内加斯紧紧抱住怀里的卷宗，斜靠在座位上，免得影响他们两人交谈。

        “知道了。”费亚约斯法官的手还放在方向盘上，准备继续前进，“我想，您大概让人毁掉那些信了。”

        “我早就知道你会怪到我身上。”奥蒂斯上尉一边笑着一边停稳操纵杆，脚踩在刹车踏板上。

        “是的，我总是把别人想得太坏。”阳光反射在挡风玻璃上，费亚约斯法官觉得很不舒服，就在座位上找帽子，帽檐儿压在阿利·瓦内加斯的屁股底下，他把帽子抽出来，递给费亚约斯法官，“你们这些可怜的国民警卫队，净挨人家骂了。”

        “你呀，跟你那位法医埃斯科拉斯蒂科·拉腊大夫一样。”奥蒂斯上尉一不小心疏忽了刹车，车往前挪了挪，“他派人到北方的圣拉法埃尔去提醒桑地诺提高警惕，这件事你大概知道了吧？要桑地诺不要冒冒失失地回马那瓜，说国民警卫队会杀死他。他也不相信国民警卫队。”

        “您要是还没让人烧信，最好把信交给接替我工作的人。”费亚约斯法官戴上帽子，但是，不管怎么样，阳光还是直刺他的脸，“我已经辞职了。”

        “你硬说是我偷的信，你瞧，我也不生气。今天早起，我情绪不错。”奥蒂斯上尉往手上吐了点唾沫，方向盘像烙铁一样烫手，“咱们还是说说拉腊大夫吧。桑地诺光会胡思乱想，他给自己找的算什么代表呀。”

        “他没偷信。”费亚约斯法官不理奥蒂斯上尉，转过来对阿利·瓦内加斯说，边说边打开手绢，从帽子的皮边儿塞了进去，“他也不知道拉腊大夫为什么信不过国民警卫队。”

        “只要我们抓到小偷，今天就把信交给你。”奥蒂斯上尉听到发动机声越来越小，想踩踩离合器的踏板，“辞职的故事可是老掉牙的把戏了。”

        “辞呈已经递上去了。”阿利·瓦内加斯从抱在怀里的卷宗里抽出电报抄件。

        “别装腔作势了，别干傻事了。”奥蒂斯上尉最后拔下钥匙，汽车跳动几下后熄了火，“在这个案子里，有这些信不多，没这些信不少。你在调查的是一桩投毒案，不是骗奸案，也不是桃色案件。”

        “看见了吧？我该调查什么要由他们来决定。”费亚约斯法官把手绢拉到齐耳朵处，“他们决定开棺验尸，他们劫走了证人，现在又偷走案子的证据。这是尼加拉瓜的新法律。对桑地诺肯定也用得上这项法律。”

        “好啦，这些都是你的看法。”奥蒂斯上尉打开车门，阿利·瓦内加斯看见了他的一只靴子，“你的看法跟拉腊大夫的看法一样，全都带刺儿。难道你也认为我们会派人杀死桑地诺？单凭他是匪盗、杀人凶手，就该杀，不过从说到做……”

        “我认为他们干得出来。”费亚约斯法官瞅着阿利·瓦内加斯，阿利·瓦内加斯撇了撇嘴，表示同意，汗珠在法官的细细的发丝上闪闪发光，“我还认为他们会杀死卡斯塔涅达。”

        “你还是用这些话攻击我。”奥蒂斯上尉另一只靴子踩在路面上，“如果你的陪审团判他死刑，我们就枪毙他。陪审团什么时候成立？这件事都捂臭了。”

        “他们会杀死他，因为除了来复枪，他们压根儿不讲任何公道。”阿利·瓦内加斯转过身来对着费亚约斯法官，用卷宗使劲地扇风，“在他们眼里，桑地诺这样的英雄和卡斯塔涅达这样的犯人没什么两样。”

        “敢情是这位布尔什维克‘私人’给你当参谋啊，他的话，我听着不奇怪，他专门写‘私’向桑地诺献花。”奥蒂斯上尉站在街上，把头伸进车窗里，阿利·瓦内加斯连忙躲开他，“可是，你……”

        “诗嘛，最好别跟他谈，我的诗人，国民警卫队对诗一窍不通。”费亚约斯法官也拔下车钥匙，汽车熄火前朝前面跳了一下，“我没有受理桑地诺的案件。我是在谈卡斯塔涅达案。”

        “我不跟‘私人’打交道。”奥蒂斯上尉围着“青鸟”车转了一圈儿，从另一扇车窗探进头来，“要是让你审理控告桑地诺是土匪的案子，你也会放了他，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啊？”

        “所以在决定释放卡斯塔涅达之前，你一定要先杀了他。”费亚约斯法官一只胳膊放在方向盘上，面色阴沉，冲阿利·瓦内加斯笑了笑。

        “别这么缺少教养，我是在跟你说话呐。”奥蒂斯上尉踹了一下车门，“就是说，你要那些信是想把卡斯塔涅达放了。那你就慢慢等着吧。”

        “听见了吗？他偷了信，为的是不让我释放卡斯塔涅达。就这样，还发火呢。”费亚约斯法官摇动车窗摇把，打算关上窗玻璃，“记下来，哪怕以后再说呢。”

        “你再赖我偷信，可绝没有好下场。”奥蒂斯上尉伸手挡住正在升起的窗玻璃，“你该感谢偷信的人，他可帮了你大忙。”

        “把这点也记下来，小偷交代说，他帮了我大忙。”费亚约斯法官咬紧牙关，用力摇动把手。

        “我说过了，我不是小偷，别编派我。”奥蒂斯上尉吃力地给了他一拳，把帽子打掉了，“你才是那个婊子养的帮手呢，你还想嘲笑被害人。”

        “噢，你人模狗样儿的，竟敢打我。”费亚约斯法官猛地推开车门，推得奥蒂斯上尉倒退了几步。他站到大街上，两腿并拢，攥紧拳头。这时候，从雷萨马弹子房里走出来几个打台球的人，手里拿着台球棒。

        奥蒂斯上尉把头一偏，打算躲开迎面一击。可是，费亚约斯法官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鼻子上。阿利·瓦内加斯跑过来，插在两个人中间，用胳膊挡住费亚约斯法官。打台球的人们走到街上，围住他们。有几位行人也急忙跑了过来。

        “是您追着我们挑衅的。”阿利·瓦内加斯看见奥蒂斯上尉的鼻子血流如注，一直流到嘴巴和胡子上，心里有些害怕，极力拦住费亚约斯法官，“快走，快走，不然的话，我可不管了。没看见马里亚诺是个拳击手吗？”

        “这件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奥蒂斯上尉用手绢擦了脸，又用沾满鲜血的手绢气呼呼地朝着看热闹的人挥了挥，要他们快走，大家立刻散开了，“可是，要他们接受你的辞呈，你就别想。这案子是你开的头，还得要你了结。”

        “你们要给最高法院下命令？”费亚约斯法官挣脱开阿利·瓦内加斯的胳膊，抖了抖上衣，“你得告诉我，审判多咱结束？什么时候杀死卡斯塔涅达？”

        “在他要逃跑的那天。”奥蒂斯上尉用手绢捂着鼻子，到汽车行李箱去找摇把，“他准备好了越狱计划，萨尔梅龙在帮他。”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阿利·瓦内加斯有些好奇，悄悄地走近奥蒂斯上尉。上尉手拿着摇把正往车头走过去。

        “要是不知道，就等着倒霉吧，臭‘私人’。”奥蒂斯上尉猫下腰把摇把插进摇孔，鲜血滴答在路面上，“让你那位拳击手去问问科斯梅·曼索。他全知道。幸亏你拦住了他，不然我非给他一枪不可。”

        “他们真的要杀死他。执行《越狱法》。”阿利·瓦内加斯搔了搔被太阳晒热的头，看着奥蒂斯上尉的汽车朝下面开去，“要是曼索知道有什么计划，他很可能向国民警卫队告密。”

        “如果有人越狱，让接替我的人去调查吧。”费亚约斯法官满身大汗，奋力用摇把发动“青鸟”车，可是一直没发动起来，“我根本不想再知道什么马钱子碱呀、信呀，还有什么越狱呀。真是个出色的证人，曼索。”

        “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要卡斯塔涅达迈出牢狱一步，他们就会朝他开枪。”奥蒂斯上尉的汽车在大街拐弯处消失了，阿利·瓦内加斯还在瞅着大街。

        “他们想杀人，哪个鸟人有本事挡住这些野蛮人？”费亚约斯法官再次用力摇动摇把，发动机依然不动，“这辆破车，你还打算留在这儿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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