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情况的发展，对卡斯塔涅达案的审理引起了越来越对立的情绪，最后形成了真正的两大派，一派同情犯人，一派反对他。证人提供的证词（其中大部分从头至尾发表在报纸的通讯中）遂成为尼加拉瓜各个城市不少人关注的对象和争论的话题。

        中美洲几家报纸转载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狱中采访。他撰写的关于审案的细节的报道，只要可以发表，各报也都不会落在马那瓜的报纸后面。马那瓜各报派出明星记者（其中就有马诺洛·夸德拉）常驻在莱昂。读者已经知道，自从发表了10月25日那篇惹起轩然大波的报道以后，罗萨利奥突然被《记事报》辞退了，此事我们将另外述及。

        由于世人都关心案件的审理情况，法庭时不时地收到一些信件，有的提供情况，有的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在来信中，有的是匿名信，署名信也有真有假。费亚约斯法官不得不调查每一封信的来源，判断其真伪。那些自发出庭作证的人自愿提供的材料，也得逐件澄清。关于犯罪的动机和犯罪的情况，报纸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还以极其激烈的口吻否认罪行的存在。从读者来信和短讯中，人们试图发现更多的还没揭发出来的毒杀事件，并且催促费亚约斯法官将这些事件也都算在被告卡斯塔涅达的账上。

        在本案的卷宗里，我们还发现了算命先生、招魂术士和手相家的来信。举例来说，下面这封信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3日，署名者是莱昂著名的巫师阿布拉罕·帕瓜瓜大师。

        本市知名人士愿宣誓证明其耳闻目睹的均为事实，当着他们的面，本人几经召唤，召来堂·卡门·孔特雷拉斯的鬼魂。其女玛蒂尔德的鬼魂也出现了，满面含悲，痛哭流涕。她说得明白，毒死她的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给她喝下一杯含马钱子碱的咖啡。他趁无人看见，将药末倒入咖啡。药末装在一个小信封里，信封藏在他的裤子装表的口袋里。她还说：一定要搜查卡斯塔涅达的裤子。她要求为她的灵魂念经，告诉她母亲不必伤心，她现在很好。让母亲每天都做诵经弥撒，她不喜欢唱经弥撒。要母亲把施舍交给马里亚诺·杜邦神父，帮助他的慈善事业。

        还有一封信是1933年10月25日投进莱昂中心邮局的，署的是假名：罗莎乌拉·玛德蕾希尔。信中说：

        在孔特雷拉斯家，所有的女人都追求卡斯塔涅达博士，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他感到厌烦了。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那是在他们最后一次幽会的时候，地点是堂·卡门的“我家主人”庄园的乡间别墅，位于通往波内罗亚的公路上。他们常在那里约会。他们俩乘坐堂·卡门的汽车到庄园去，由卡斯塔涅达博士开车。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说是去拜访几位女友，其实是说瞎话。他就在巴亚达雷斯拐角处等她，让她上车。那一次，卡斯塔涅达没有告诉她要毒死她姐姐，只是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最好把障碍排除掉。”这是在杀害玛蒂尔德之前的事。请调查。卡斯塔涅达给堂·卡门下毒，目的是不让大家知道堂·卡门和卡斯塔涅达博士合伙搞的那两本账的花招。请到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找找账本，一定会发现他的诡计。

        费亚约斯法官当时没大重视这封信，特别是在他认定投信人用的是假名以后。1933年12月6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在材料中彻底改变了他对孔特雷拉斯家一向保持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揭发出一系列事实，此案的审理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在“我家主人”庄园的乡间别墅里多次幽会以及两本账的事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件事以及罗萨利奥报道出丑、萨尔梅龙大夫出庭作证受挫，咱们容后再说。

        在这个时期对犯人的指控当中，应该说有些是诬告。譬如，1933年10月18日，扎花人罗德米罗·埃多西亚利用出庭作证机会说了这样一番话。

        当问及证人对其证词是否还有补充时，证人表示：据他所知，卡斯塔涅达博士经常到五角街内格罗·威廉斯酒馆吃中饭。吃饭的时候，他把在桌前桌后转来转去的狗叫过来，喂它们吃掺毒药的肉块儿。这种事，酒馆的顾客和老板亲眼见过多次。卡斯塔涅达博士常在饭馆里丢下中毒死亡的狗，东一只，西一只。

        酒馆老板辛克莱·威廉斯是布卢菲尔兹人，原是“斯芬克司”棒球队一垒队员。1933年10月21日，他在回答费亚约斯法官的提问时，回答说：

        只是最近几天他从别人谈话当中才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这个人。此人从来没到他的酒馆儿里吃过饭。所以也没在那儿毒死过什么动物。再说，证人也不让街上的野狗进酒馆儿，免得打扰顾客；他不喜欢狗，也没养过狗。

        1933年10月28日，《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说，1930年1月，马萨亚年轻诗人胡利奥·瓦耶·卡斯蒂略在马那瓜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回马萨亚时，猝然死亡。这之前，他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一起在卢波内旅馆一起喝了一整天的酒。就这篇报道，费尔南多·席尔瓦大夫在10月30日给法官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关于这件事，本人认为有责任向您说明，我认识小胡利奥，他来马那瓜是要我为他检查身体，我是医生嘛。胡利奥没有嗜好，身体羸弱，自童年起即患有心脏病，因此不能进行锻练，甚至不能坚持日常工作。因此，他不敢胡乱吸烟，更不用说饮酒了，他一直是滴酒不沾。

        因此，敝人希望这封信能澄清无谓的传闻，据传有人想把我那位死去的病人的死因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的名字搅在一起。敝人和卡斯塔涅达并无瓜葛。胡利奥死在火车站，死因是心脏衰竭。不过，这种事也会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

        1933年11月3日，同一份《新闻报》又刊登了下面这篇报道，报道同样也收进档案中。

        据悉，应孔特雷拉斯遗孀堂娜·芙洛拉的兄长堂·费尔南多·瓜迪亚的请求，自哥斯达黎加转来几份经法律公证为有效的文件。文件证实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曾在该国首都毒死尼加拉瓜人堂·胡安·阿布托和属于圣何塞上流社会的堂·安托尼奥·伊格莱西亚斯先生。上述罪行系卡斯塔涅达1929年犯下的，当时他在危地马拉驻哥斯达黎加使团里任随员。

        阿布托曾在圣何塞的几家酒馆里同卡斯塔涅达一起喝过酒，随后死去。凌晨1时许，他们回到合住的膳宿公寓，那是波美拉尼亚的某位日耳曼伯爵的私产。伯爵夫人当然十分富有。据悉，他们二人在伯爵夫人面前争宠，对卡斯塔涅达来说，消灭阿布托正是他悄悄地摆脱竞争对手的办法。翌日清晨，阿布托死在二人共用的卧室里。

        伊格莱西亚斯先生之死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之死情况异常相似。情况是这样：伊格莱西亚斯在家中举行宴会，庆祝结婚周年。坐下来后，伊格莱西亚斯饮了几杯酒，说觉得胃部不适。奥利韦里奥也应邀出席宴会，他素来喜欢交际，待人彬彬有礼。他当即说：“喂，伊格莱西亚斯，我的朋友，我有一种药，保证药到病除。”他站起身来，又说：“我马上回来，给您拿点儿药来。先生们，请等一等，先别吃饭。”

        几分钟后，卡斯塔涅达回来了，带来“药到病除”的药物，让他的朋友伊格莱西亚斯喝了一点儿。宴会随即开始，结束时，宾客们各回各的家。

        第二天，圣何塞的居民却为一件悲痛万分的事件感叹不已：堂·安托尼奥·伊格莱西亚斯清晨死在他年轻美貌的妻子身旁。

        关于伊格莱西亚斯之死，莱昂法庭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消息。但是，事隔两天，发表上述报道的《新闻报》又公布了一份来自马那瓜的电报，电文如下：

        读到贵报关于本人中毒死亡的消息实感惊讶本人仍活在世上且身体十分健康在哥斯达黎加居住期间从来注意不在外面饮酒既不认识卡斯塔涅达也未想争宠于欧洲伯爵夫人本人兴趣单纯与卡塔戈一位品德高尚的年轻女士结婚婚姻十分美满请您到商行一叙共祝双方身体健康

        费亚约斯法官读过这封电报后，才知道上面两种说法均属无稽之谈。不过，因为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已经告诉了费亚约斯法官，所以我们已经得知，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准备提供有关卡斯塔涅达杀害年轻的拉法埃尔·乌维科的证据，奥蒂斯上尉本人为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提供采访方便，要他向犯人套问出有关情况。

        1933年11月23日，应堂·费尔南多·瓜迪亚的请求，费亚约斯法官吩咐将真正从哥斯达黎加转来的经过核实的文件列入档案。下面，我们将抄录其中3份文件的实质性部分。这3份文件都很重要，读者将会看到，其中反应了《新闻报》收集的关于阿布托经历的若干材料。

        索菲·玛丽娅·格拉赫·狄尔斯小姐的证词。此人40岁，独身，德国籍，从事家务，系德国膳宿公寓老板娘。1933年10月31日，在公证人达尼埃尔·卡马齐硕士面前作证如下：

        年轻的拉法埃尔·乌维科冒充危地马拉使团一秘，在我的公寓里住过几个月，博得了全体客人的好感，我对他也有好感，因为他行为端正，待人不俗。

        1929年11月，日期说不准了，年轻的乌维科参加完莉莉·罗赫莫塞小姐的婚礼后，回到公寓，那时大约是凌晨3点钟，我从房间里听到他和另外一个人说话。他说：“我去找钱。”我没听见另外那个人回答了什么，只知此人随即乘汽车走了，乘坐的就是他们一起来的时候乘坐的那辆汽车。睡在隔壁房间的约埃先生后来告诉我说，年轻的乌维科安静地躺下了，没听见他房里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我到集市上去，没听见他房间里有动静。我走到外边的时候，年轻的乌维科叫一个名叫维克托莉娅的女用人，对她说，他觉得不舒服，不去吃早饭了，要她给他送一杯橘子汁。还求女用人给他的朋友、使团二秘年轻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挂个电话，要他到这儿来一趟。因为那天早上他没精神儿去上班，得找他交代几件事。

        我从市上回来的时候，大概是上午9点半，从我的房间里听见年轻的乌维科一个劲儿地“哎哟”，还召唤管客厅的何塞·穆尼奥斯。我立刻叫穆尼奥斯进去一趟，他告诉我说，年轻的乌维科安静些了。不过，他还在“哎哟”，我就朝他的房间走过去，想亲眼看一看实际情况。

        我一进去，就吓了一大跳。我看见他痉挛得十分厉害，面部充血，颜色全变了，开始青紫，后来变得苍白，白惨惨的。我使劲给他按摩。我一边按摩，他一边说：“哎呀，弗劳莱因·索菲，我要死了，有人给我下了毒。”我连忙问他吃了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我让奥利韦里奥给我送点儿柠檬酸镁，可他给了我毒药。”

        就在这工夫儿，卡斯塔涅达来了，他是去找一位危地马拉医生，名字我记不住了。年轻的乌维科当着我的面儿问他：“你给我吃了什么呀，你这个家伙？你给我下毒了。”这时候，我也问给他吃什么了。卡斯塔涅达非常镇定地回答说：“我拿来的是溴塞耳泽抗酸剂。我怎么会给他下毒？”说着，他从床头上拿起装药的蓝色小瓶子给我看。年轻的乌维科非常虚弱地又说了一句：“那胶囊呢，里面有什么？”“是碳酸氢钠，两样儿药都是卖药的给开的。”卡斯塔涅达笑嘻嘻地回答乌维科，那副样子我很不喜欢。

        过了几分钟，卡斯塔涅达叫来的那位危地马拉医生进来了，给病人打了一针樟脑油。病人立刻不再痉挛了，可病情在恶化，我让人去找马里亚诺·菲盖雷斯大夫。大夫给病人检查后，对我说，是急性中毒。他建议用泻盐洗肠，另外那位大夫表示同意。这工夫儿，病人又闹起痉挛，比上一次更厉害。菲盖雷斯大夫告诉我说，看样子是没救儿了。那位危地马拉医生给他打了最后一针樟脑油。过了一会儿，病人痉挛了一下就咽气了。他留下的遗言是：“哎呀，弗劳莱因，我不行了。我可怜的父亲……”他抓住我的手。那时候是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

        我没有忘记年轻人乌维科提到毒药的那几句话，立刻决定给侦探事务所打电话，事务所派了几名侦探到膳宿公寓。他们取了证词，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可我每次想起那个可怜的年轻人，总是满肚子的气。卡斯塔涅达逍遥自在地在街上走来走去，谁也不想费心证实他的罪行。我遇见过他好几次，他总是用挑衅的眼光看我，我无所畏惧，面对面地盯着他，心里真想叫他一声：杀人犯！

        年轻乌维科去世后第二天，迪特·马苏神父来看望我，他是我的同胞。谈起这件事，他表示希望看一看死者的住房。在盥洗间的桌子上，我们找到一点儿药粉，已经让水洇湿了。我们小心翼翼地用纸把药粉包好。神父把药粉送到了本市圣胡安·德·迪奥斯医院，交给了一位名叫安塞尔玛的修女，让她喂一只狗。那只狗天天到医院里找食吃。后来，马苏神父告诉我，那只狗以后没再到医院去。由此我们猜想它是中毒死了。

        我还要说一件事，在那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前两天，大概在晚上7点钟，有个小伙子来到膳宿公寓，管客厅的何塞·穆尼奥斯接待了他。穆尼奥斯告诉我说，小伙子是到这儿来找年轻的乌维科。乌维科不在家，他留下话儿，要他对周围朋友的嫉妒心多加小心。当时正赶上吃晚饭，我没出来，从饭厅尽里面我看见了他的身材。个头儿不高，大概有18岁的样子，只穿了件衬衣。我觉得他没穿鞋，衣着比较寒碜。也没看见他戴帽子。

        现在，有人告诉我说，卡斯塔涅达被关在尼加拉瓜监狱里，原因是他毒杀了一户忠厚人家的全家人。由此我毫不迟疑地认为他对年轻的乌维科之死负有责任。如果当时当局行动坚决，他的罪行也就到那儿为止了。

        萨穆埃尔·罗文斯基硕士的证词。此人已婚，30岁，药剂师。在同一位公证人面前，他提供了如下证词：

        我和年轻的危地马拉外交官堂·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是私人朋友，是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胞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他也是外交官。这两个人都放荡不羁，喜欢开些粗俗的玩笑，常拿一些受人尊敬的人当靶子。

        当时，我在药学系结束学业，在法兰西药店谋得一份职业。我在柜台前值班，经常接待他们二位，他们常来购买厕所洁具和治疗梅毒的药品，他们时不时闹这种病。

        有几次，乌维科求我卖给他马钱子碱，说是邻居家的猫闹得他睡不好觉，他要把猫毒死。我每次卖给他的药量最多不超过3克。我没在药店常备的账上登记这些药品，一则数量很小，再则也没向他们收钱，他们一起计算要毒死多少猫，还记住了每只猫的名字以及它们的主人的姓名。

        乌维科死去那天，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到店里来，要我卖给他碳酸氢钠，给乌维科服用，说他梅毒瘤又犯了，快要死了。我建议他最好买溴塞耳泽，那是专利产品，新出不久，效力显著，他就照办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要碳酸氢钠，我给他开了4颗。

        卡斯塔涅达交完药钱以后，对我说；“再卖给我一点儿马钱子碱，我要把德国太太的鹦鹉毒死。”他解释说，那只鹦鹉从一大早就大叫特叫，吵得乌维科无法休息。为此，我给了他4克马钱子碱，没跟他要钱，这个药量足够毒死两个成年人。鹦鹉一觉得苦，就不吃了，非得需要剂量大一些。这次，我也没记账，用一张油纸包上马钱子碱就给他了。我没有看出他行动有什么紧张或者反常的地方，和平时一样还是那么无拘无束，还是那么爱说话。

        吃完午饭，我返回药店，在大街上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乌维科已经死了。我吃了一惊，当即赶往德意志膳宿公寓。几名侦探正在那儿调查，不肯放我进入乌维科的房间，我没能瞧见他的尸体。新消息说他是中毒身亡。我马上想到几小时前我交给卡斯塔涅达的马钱子碱，而且起了疑心。虽说事关重大，我没敢把情况告诉给亲临现场的侦探。

        我正打算离开那儿，卡斯塔涅达从里面走出来。一看见我，他就走过来，对我说：“您瞧，萨穆埃尔，鹦鹉算是得救了。再也不会打搅乌维科了，何必再用您给我的毒药杀死它呢？我会把药还给您的。”我听了这话，觉得挺刺耳，后来几天他的态度也让我觉得不舒服。对于死者的所有朋友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我甚至要说是件丑闻，可他却表现得很轻松。在本市梅尔塞德教堂举行葬礼的时候，他是那副样子；随后，我们一起乘火车把灵柩送到彭塔雷纳斯，在整个旅途中他还是那副样子。

        在火车上，他谈起话来，态度平静得令人吃惊，那副无所谓的样子让人难以置信，我甚至要说，那种轻慢的神情让人难以想象。所有的朋友都指责他。可他却聊闲天，抽香烟，开玩笑，不时哈哈大笑，和我们这些人谈话不多，专门找危地马拉大使先生的女儿交谈。大家都亲昵地将这位小姐称作“科科妮”，他又是给她送冷饮，又是送糖果，就像是一次愉快的旅游，根本不像送葬。他不住地朝那位小姐的座椅靠过去，毫不掩饰向她调情的意思。

        后来，卡斯塔涅达又到药店来过几趟，购买香皂、牙粉，可从未提起退还毒药的事。现在，听到从尼加拉瓜传来的消息以后，我敢说他把毒药给乌维科吃了，杀害了乌维科，目的是要取代他，抢占使团一秘的位子。

        验尸报告。1929年11月22日，法医阿贝尔·帕切科大夫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医院的停尸房里对尸体进行解剖。报告在结论部分说：

        按照上述方法对尸体进行解剖，可得出如下结论：关于器官状况，脾、肝、肾大量充血；上述脏器血液为液体，颜色乌黑。肺部有血沫，情况表明可能是急剧中毒导致死亡。

        对器官进行组织检查后，发现两肾的输尿管有可疑肿块，脾脏的白髓大量充血。肝脏同样充血。本法医排除急性酒精中毒的可能。至于是否有毒物，须经相应化学检验方能确定。

        法医提出的化学检验后来没有做，至少没有列入从哥斯达黎加寄到莱昂法庭的文件当中。但是，尸体解剖报告和已经收集到的证据，均被费亚约斯法官归入1933年11月28日颁布的监禁令的背景材料之中。正式指控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罪行是对其妻子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犯有杀害近亲罪；对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和卡门·孔特雷拉斯·雷耶斯犯有残酷谋杀罪。

        读完监禁令后，在挤满法院走廊的人群中发出一声喊叫：“他登上了断头台的第一级台阶！”

        但是，正如马诺洛·夸德拉指出的，这只是一个人的喊叫声。其余的人却热情洋溢地冲着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高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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